張舜徽先生歷史文獻學成就述要

時間：2023-03-02 14:45:27 歷史學畢業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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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舜徽先生歷史文獻學成就述要

　　對歷史文獻加以整理和研究，是中國最古老的一門學問。而歷史文獻學作為一個學科納入歷史科學的體系之中，則不過數十年時間。已故著名歷史學家張舜徽先生對這個學科的確立，起到過重要作用。回顧他對歷史文獻學理論的若干認識及其實踐，對我們今天探討新世紀歷史文獻學的學科建設及發展方向，不無啟迪意義。

張舜徽先生歷史文獻學成就述要

　　究校讎學古義闡述學術淵源流別

　　張先生的第一部學術著作，是30歲剛出頭時寫就的《廣校讎略》。顧名思義，書中內容是推廣發揚宋代鄭樵的《通志·校讎略》，自然是一部文獻學著作。其自序稱：“少時讀書，酷嗜乾嘉諸儒之學，寢饋其中者有年。其后涉獵子史，兼覽宋人經說，見書漸廣，始@①然不自慊，泛濫群籍，于漢、宋諸儒，獨宗二鄭，以為康成經術，漁仲史裁，譬諸靈海喬岳，無以益其崇深。兩家涂轍雖殊，而所以辨章學術之旨則無不同。”于是，“溫經校史，流覽百家，窮日夜不輟，積之十年，始于群經傳注之得失，諸史記載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別，稍能辨其原流，明其體統”。[1](P1)從這段話，可以窺見張先生的學術趣向。書中形成的若干見解，為其一生所恪守。所以，這部書雖僅10萬余言，卻是他一生學術探索的一個堅實的基點。

　　《廣校讎略》凡5卷，分為19論100篇。其中尤可注意者，為以下3論30篇：

　　其一，“校讎學名義及封域論二篇”。近世學者于審定書籍之際，約分三途，即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張先生上承鄭樵、章學誠、朱一新的見解，主三者之合，其首篇《目錄板本校勘皆校讎之事》論述說：“校讎之事，始于周宣王時宋大夫正考父校商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秦火之后，書尤殘缺，漢成帝時詔劉向等校書秘閣，此業乃稱專門。校讎之名，亦自劉向定之，所謂‘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為讎’是也。向每校一書，輒為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后又集眾錄，謂之《別錄》，蓋即后世目錄解題之始。向校書時，廣儲副本，有所謂中書，有所謂外書，有所謂太常書，有所謂太史書，有所謂臣向書，有所謂臣某書，博求諸本，用以讎正一書，蓋即后世致詳板本之意。觀向所為《戰國策敘錄》云：‘本字多脫誤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然則向校讎時，留心文字訛誤之是正，蓋即后世校勘之權輿。由此論之，目錄、板本、校勘，皆校讎家事也。但舉校讎，自足該之。語其大用，固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次篇《目錄學名義之非》論述清代以目錄自雄之士，“校其所至，上者但能校勘文字異同，審辨板片早晚耳，蓋已鄰于書賈之所為，難與語乎辨章學術之大。”在引述章學誠、全祖望的有關論述后，張先生發出如下議論：“夷考世俗受病之由，蓋原于名之不正耳。夫目錄既由校讎而來，則稱舉大名，自足統其小號。自向、歆父子而后，惟鄭樵、章學誠深通斯旨，故鄭氏為書以明群籍類例，章氏為書以辨學術流別，但以校讎標目，而不敢取目錄立名，最為能見其大。”

　　張先生關于目錄版本校勘不必獨自稱“學”的觀點，學者中有不同的看法。不過，這一點并不重要。他稱舉校讎的大名，旨在強調三者的聯系，達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的目標。這一學術宗旨，是大家都認同的。他關于文獻學的若干理論建樹，便是他上推校讎古義、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思辨成果。

　　其二，“著述體例論十篇”。跟一般的著述體例介紹不同，張先生論著述體例，旨在對諸類典籍作推本潮源的探討。只看10篇標題，便一目了然。如“古人志在用世不得已而后著述”、“古代著述皆可目為史料”、“擬古著書之始”、“著作編述鈔纂三者之別”、“編述體例”、“太史公書為編述之正體”、“鈔纂之書日盛而后著述日衰”、 “官修之書無關著述”、“施教之書與著述異體”，涉及到大量古書的起源及其流別，他在博覽群書后，自出機杼，加以論斷。這里，僅舉《著作編述鈔纂三者之別》一篇為例。張先生發揮王充《論衡·對作篇》中的群書區分法，認為“載籍極博，無逾三門：蓋有著作，有編述，有鈔纂，三者體制不同，而為用亦異。名世間出，智察幽隱，記彼先知，以誘后覺，此之謂著作；前有所因，自為義例，熔鑄眾說，歸一家言，此之謂編述；若夫鈔纂之役，則惟比敘舊事，綜錄異聞，或訂其訛，或匡其失，校之二科，又其次也。”以先秦兩漢著述而論，《五經》前無古人，可謂著作；《史記》《漢書》前有所因，而在熔鑄剪裁后成為一家之言，可謂編述；桓譚《新論》、王充《論衡》則在比敘舊事、綜錄異聞之類，屬鈔纂之書。

　　對群書作了這樣的區分，張先生認為可以使讀者知道學術之深淺，意義不小。“試循時代以求之，則漢以上之書，著作為多。由漢至隋，則編述勝。唐以下雕板術興，朝成一書，莫登諸板，于是類書說部，充棟汗牛，盡天下皆鈔纂之編。昔人每教學者多讀唐以前書，非貴遠賤近，蹈人情之通患而不知返也，誠以先唐之書，多關作述，猶少空言。唐以下雜鈔日廣，語皆枝葉。本末先后高下淺深之分，學者所宜詳辨也。”[1](P8-9 )

　　其三，“漢唐宋清學術論十八篇”。張先生強調校讎學的功用在于“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因而他的目光便不僅僅停留在正史藝文志經籍志、官私目錄上，ｙíｎ@②ｙ íｎ@②于版本早晚，汲汲于考訂文字異同，而是集中精力，把握學術發展趨勢，明辨各類著述的脈絡源流。“漢唐宋清學術論”在諸論中，篇幅最長。從辨章學術始于太史公、鄭玄校注群經實寓辨章學術之意、經師家法亡于東漢、唐初諸儒論學有不同于后世者、唐代史學實有承先啟后之功、昌黎韓氏實開兩宋學風、宋史分立儒林道學二傳之故、兩宋諸儒實為清代樸學之先驅、宋人經說不可盡廢、宋世私門校書之盛，到清代興起之師、乾嘉諸儒囿于治經之弊、乾嘉諸儒著述非初學所能讀、道咸以下清學漸衰、道咸以下學者依附乾嘉之弊與模擬著書之非、群經新疏未必盡善、專精與博通之辨，各個專題，皆一一扼要論述。可以說，這實際上是一部提綱挈領的文獻學史。從漢至清兩千年中的文獻整理與研究狀況，都從“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角度，舉列在這里了。張先生首正校讎之名，起到了綱舉目張的作用。

　　另外70篇，為著述標題論8篇，作者姓字標題論5篇，補題作者姓字論4篇，援引古書標題論8篇，序書體例論5篇，注書流別論2篇，書籍傳布論2篇，書籍散亡論2篇，簿錄體例論4篇，部類分合論7篇，書籍必須校勘論2篇，校書非易事論4篇，校書方法論6篇，清代校勘家得失論3篇，審定偽書論3篇，搜輯佚書論5篇。單從篇目，已足見內容之豐富。

　　對《廣校讎略》中的見解與內容，張先生后來又有所發揮與擴展。為了指導后輩校讀古籍，他在50歲時寫出《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一書。全書分為通論、分論、附論三部分。由于分論的篇幅較多，又分為上下，共成四編。第一編，通論校讀古書的基本條件，從識字談起，以至辨識版本諸問題。第二編分論上，專談校書，涉及到校勘的必要性、校書的依據和方法等文獻學理論問題。第三編分論下，專談讀書方面的問題，論述了古人寫作中的一般現象和古人著述體要，提出了閱讀全史的重要性和具體讀法，歸納了整理史料的一般方法。第四編，附論有關辨偽和輯佚方面的問題。全書寫作的初衷雖只是普及文獻學知識，但持論謹嚴，內容豐富，在文獻學理論的研究上有所發展。如論輯佚書，首先從書籍本身的產生、發展、變化，從社會的變遷分析古書散佚的原因，然后闡述輯佚作品的展開和取材的依據，并歸納出五條途徑和方法，即取之唐宋類書，以輯群書；取之子史及漢人箋注，以輯周秦古書；取之唐人義疏，以輯漢魏經師遺說；取之諸史及總集(如《文苑英華》之類)，以輯歷代遺文；取之一切經音義(以慧琳《音義》為大宗)，以輯小學訓詁書。張先生還從過去學者在輯佚工作中所犯的錯誤(漏、濫、誤、陋等)，指出讀者在閱讀中應注意的問題，并告誡初學者：“至于自己動手搜輯佚書，更是學問成熟以后的事。因為讀書不多，見聞不廣，雖對這方面有興趣，但難免掛一漏萬。加以這種工作，做起來很費時間，耽誤了讀書的歲月，尤為可惜。初學似不必在這里面投下太多的勞動，等到業務基礎打好以后，再談此事，比較容易著手。”[2](P3 10)

　　書中此類見解甚多，以致顧頡剛先生稱贊此書“綱舉目張，顯微索隱，為初學引導正路，諄諄以教，苦口婆心，俾其于摸索之中，得見明燈。”[3](P405)

　　賦文獻學新意建構學科理論體系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學術界歡呼進入“科學的春天”的時期，張舜徽先生恰好在此時進入到他學術研究的豐收季節。1979年，他與學界同行在桂林發起，成立“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被推舉為會長。1980年，國務院頒布學位條例，他隨之被評為全國首位歷史文獻學專業博士導師。客觀形勢催促著他繼續思索，為歷史文獻學的學科建設提出系統的理論與方法。不久，他就完成了學科建設的奠基之作——《中國文獻學》。這部書的主要貢獻，在以下幾方面：

　　一、確定文獻學的范圍和任務

　　在20世紀，最早以“文獻學”名其書者，為鄭鶴聲、鄭鶴春先生的《中國文獻學概要》。他們認為：“結集、翻譯、編纂諸端謂之文；審訂、講習、印刻諸端謂之獻。敘而述之，故曰文獻學。”[4](P1)從全書內容看，涉及的是文獻整理的一些問題，和真正意義上的文獻學還有一段距離。60年代，王欣夫先生的《文獻學講義》，主要是目錄、版本、校勘的知識介紹。張先生在《中國文獻學》中，開宗明義，就是確定文獻學的范圍和任務。他從“文獻”原來的含義和范圍出發，認為文獻應該是流傳下來的文字資料。“至于地下發現了遠古人類的頭蓋骨和牙齒，那是古生物學的研究范圍；在某一墓葬中出土了大批沒有文字的陶器、銅器、漆器等實物，有必要考明其形制、時代和手工藝的發展情況，那是古器物學的研究范圍。這些都是考古學家的職志，和文獻學自然是有區別的。”進而，他指出：“我國古代，無所謂文獻學，而有從事于研究、整理歷史文獻的學者，在過去稱之為校讎學家。所以校讎學無異成了文獻學的別名。凡是有關整理、編纂、注釋古典文獻的工作，都是由校讎學家擔負了起來。”“我們今天，自然要很好地繼承過去校讎學家們的方法和經驗，對那些保存下來了的和已經發現了的圖書、資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簡、帛書)，進行整理、編纂、注釋工作。使雜亂的資料條理化、系統化；古奧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進一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條別源流，甄論得失，替研究工作者們提供方便，節省時間，在研究、整理歷史文獻方面，作出有益的貢獻，這是文獻學的基本要求和任務。”

　　在提出基本要求和任務后，張先生認為這還不夠，應該在整理、研究的基礎上寫出總結性的著作來。“只要我們不是為研究而研究，為整理而整理，而是心懷大志，朝著一個宏偉目標而努力不懈，不僅大有出息，而且可以對人類作出較大的貢獻。”[5](P3-4 )

　　二、總結前人整理文獻的經驗和業績

　　書中，用四編介紹古代文獻的基本情況，以及整理古代文獻的基礎知識——版本、校勘、目錄。雖然他人書中也有同樣的內容，但張先生寫得簡明扼要，很有特色。他還概括前人整理文獻的具體工作，像抄寫、注解、翻譯、考證、辨偽、輯佚等；歸納前人整理文獻的豐碩成果，像修通史、纂方志、繪地圖、制圖表、編字典、輯叢書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重點介紹歷代校讎學家整理文獻的業績，通過他們的事跡來體現文獻學的豐富內容。從漢至清，他介紹了劉向劉歆父子、鄭玄、陸德明、鄭樵、章學誠、紀昀等人的成就。比如鄭玄，張先生認為歷來把鄭玄看成是一位經學家，是漢代經學的集大成者，這是不夠的；他認為鄭玄所整理、注釋的書，不限于六藝經傳，也還注《緯》，注《律》，可算是在整理古代文獻方面，做了極其廣泛而又深入的工作。“經學”二字，本不足以范圍他。又如唐代陸德明，他在校理群書的基礎上，對厘析異同，審定高下，取得很大成績，其巨著《經典釋文》是涉覽幾百家音義專著、取長補短而寫成，它不僅是考證舊音的淵藪，而且保存古文異體，使經傳起源、傳授本末、注家姓名、音義述造，一一詳敘。“《經典釋文》的《序錄》部分，乃是全書的綱領，寓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微意。”[5](P250)

　　對于清代替他人考試證學家整理文獻的業績，張先生也從語言文字、經傳、史實、周秦諸子四個方面，進行了總結，使讀者對于清人的業績，有一個總體上的認識。對近代學者，他肯定整理文獻最有貢獻的人，一為張元濟，一為羅振玉，皆列舉大量的事實，使人心悅誠服。這些，都是以介紹前人業績的形式，示人以整理文獻從入之途。

　　三、提出今后整理文獻的重要工作

　　對于整理歷史文獻，張先生認為，不是單純地校勘，注釋幾本書就完了。“更重要的，在能從叢雜的資料中，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將內容相近的合攏來，不同的拆出去，經過甄別審斷、整理纂集的過程，寫定為簡約可守的新編。讓人們在研究中國古代文化方面，能夠節省時間、精力，較有條理有系統地了解過去，這誠然是文獻學工作者的重任。”[5](P343)比較迫切的任務，他認為有4項，即甄錄古代遺文、改造二十四史、整理地方志書、融貫諸子百家。

　　所謂甄錄古代遺文，就是對流傳至今的典籍，要詳辨其真偽。真偽可以分開的，應重新寫定，加以整理。如《尚書》，只應把確切的28篇匯編在一起。古書中還有一些專門性的單篇文字，如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的說明書《禹貢》在《尚書》內，專談科技制造的《考工記》在《周禮》內，記載時令氣候的《夏小正》在《大戴禮記》內，諸如此類的文字，非常寶貴，“自可從原書中抽出來，加以整理和闡述。”[5](P345)

　　所謂改造二十四史，有內容和形式兩方面。內容方面“首先宜將后人附加的話，以及錯簡、衍文、注語竄入正文等不符合原文的現象，加以改正刪訂，重新寫定。”“其次，便是整理舊注的問題。”[5](P348-349)要對舊注有所損益，同時舊注還有個排列的形式問題。此外，對于世稱“蕪雜”的《宋史》，要有改修氣魄。

　　所謂整理地方志書，意思十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方志名目繁多，而其中的“州縣志”，記載比較詳盡，內容比較豐富，可供采摭的資料很多。“整理方志，必須首先在這方面多下功夫。”其次，一些正史中不詳的社會制度、禮俗習尚、民生利病資料，尤其是少數民族的史實，應“擇取其中最為重要的材料，分類撮錄，然后纂輯成書，寫出一部可供采摭的史料叢編。替撰述理想中的中國通史提供素材，作出貢獻。”[5](P355 -356)

　　所謂融貫諸子百家，是指對周秦諸子加以研究，“找出他們對某一問題的共同認識，由此考明問題的實質以及對當時和后世所起的作用。”[5](P357)對于兩漢以后的子書、文集、筆記，區別其高下淺深，“假如我們能就歷代文集中甄錄出許多有價值的政治論文，都為一集，何嘗不可繼《明經世文編》、《清經世文編》之后，編出《宋經世文編》、《唐經世文編》、《先唐經世文編》呢?”對明清文集，“假如我們能分類輯錄，也可編出一些專門性的《叢鈔》，如前人所輯《經義叢鈔》之類，這自然是極有意義的工作。”[5](P359-360)此外，對諸種筆記，也要有所甄別，凡是“樸學功深，富有價值的，自當進行綜合整理。”[5](P361)

　　除了專著，張先生晚年有若干篇文章，都對80年代初興盛起來的古籍整理工作提出了通達的見解，其中有不少富有啟發性的建議。這也屬于他建構文獻學理論體系的具體工作。他的最基本的主張，是強調整理古籍不單是標點注釋校勘，而應該包括研究成果、總結性論著，整理古籍的方法與門徑應包括論著、編述、注釋、鈔纂四個方面。[3](P1 32-134)一句話，古籍整理與研究必須結合起來，以使整理工作達到更高的水平。

　　80年代初期，張先生還選編過一部《文獻學論著輯要》，旁搜博求古人近人文獻學專論凡120目。其自序中指出：“整理文獻，必先于群經傳注之得失，諸史記載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別，辨其原流，明其體統，然后能識古書之真偽，審版本之先后；旁及校勘、目錄、輯佚、避諱諸端，皆當洞達其理，庶幾有著力處。若于此類全無所知，遽談古籍整理，將見其昏昏冥冥，不解何從下手也。”[6](P1)《輯要》之作，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古籍整理工作者“何從下手”的困難。

　　傾數十年心血撰作文獻研究名篇

　　張舜徽先生不僅長期探討文獻學理論，而且身體力行，實踐自己的文獻學觀點，在整理研究歷史文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為學術界貢獻了若干文獻研究的佳作。大體說來，偏重于對文獻本身加以整理研究者有以下幾個類別。

　　一、通釋類

　　在目錄類著作中，《漢書·藝文志》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張先生對二書皆作了逐句箋釋工作。于前者為《通釋》，于后者為《提要敘講疏》。

　　《漢書藝文志通釋》是在早年《釋例》的基礎上寫成的。張先生自少愛讀《漢書·藝文志》，常置案頭，時加箋記，欲疏證全書。至晚年重溫是書，復有箋記，于是加以整理，成《通釋》一書。這是一部“循文通釋”的疏證之作，“凡前人之說有可取者，悉甄采之，句讀之有誤者正之，史證之偶疏者補之，亦間附論說以評斷之。”[7](P1)如《六藝略》一開頭，就對通常的標點“《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提出異議，認為“此應讀‘《易》’字自為句，乃冒起下文之辭。”做了一番論證后，又推尋“ 經”的本義，認為“經者綱領之謂，原非尊稱。大抵古代綱領性文字，皆可名之為經。 ”[7](P10)隨之又解說“經十二篇”的篇名與內容、漢代《易》學的傳授情況、“施、孟、梁丘三家”的盛衰。這種立足于史實而有見識的疏證，與一般的文字疏通不可同日而語，對讀者掌握學術的變遷大有裨益。

　　《四庫提要敘講疏》是在課堂講稿基礎上整理而成。其自序稱：“往余為大學文科講授‘國學概論’，即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敘》四十八篇為教本。昔張之洞《ｙóｕ@ ③軒語》教學者曰：‘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過，即略知學問門徑矣。’余則以為此四十八篇者，又門徑中之門徑也。茍能熟習而詳繹之，則于群經傳注之流別，諸史體例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衍，釋道之演變原委，悉了然于心，于是博治載籍，自不迷于趣向矣。因與及門講論而疏通證明之。首取《提要》本書以相申發，次采史傳及前人舊說藉資說明，末乃附以愚慮所及而討論之……迨講畢，始自錄所言，述為《講疏》。” [8](P1643)《講疏》不是一般的文字注釋，而以發表見解為主。如《提要》首句：“經稟圣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講疏》云：“此昔人尊經崇孔子之說也。自司馬遷以來，儒者莫不言孔子刪《詩》、《書》，定《禮》、《樂》。然無征于《論語》，復不見于孟、荀，秦火以前，無此說也。《論語》為孔門所記，于其師一言一行，乃至飲食衣服之微，喜樂哀戚之感，無所不記。使果有刪定之弘業，何其弟子無一語及之?史遷嘗稱‘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 ，然《管子》中已云‘澤其四經’，可知以《詩》、《書》、《禮》、《樂》為教者，不自孔子始。此四經者，皆舊典也。孔子特取舊典為及門講習之，所謂‘述而不作’也。善夫龔自珍之言曰：‘仲尼未生，先有六經；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嘗率弟子使筆其言以自制一經哉?’必具此識，而后可以不為俗說所惑。蓋自漢世罷黜百家，獨崇儒術，言及六籍，必推尊孔子所刪定，此猶言易卦者，必托名于伏羲；言本草者，必托名于神農；言醫經者，必托名于黃帝；言禮制者，必托名于周公；莫不高遠其所從來，以自取重于世，后先相師，如出一轍，學者可明辨之。”[8](P1648-1649)這樣的疏釋，明顯是在做學術源流的考辨工作。

　　二、敘錄類

　　敘錄類的代表作是《清人文集別錄》。清人的文集甚多，張先生30多年中所寓目者，便有1100余家。不用說，數量如此之多的文集，不是一般人所能讀到，即使能夠讀到，也不一定抓得住要領、理得出頭緒來。張先生有感于劉向校書時寫作敘錄的深意，每一文集讀畢，便考訂作者行事，記錄書中要旨，推究其論證得失，核定其學識深淺，各為敘錄一篇，欲附以校讎流別之義，以推見一代學術的興替。最后，他從寫出的670多篇敘錄中，選出價值較高的600家，匯為《清人文集別錄》24卷。這600家文集以儒林、文苑中人物為多，大抵清人在碑傳志狀、刻書序跋、金石跋文以及詁經、證史、議禮、明制、考文、審音、詮釋名物等方面有價值的文集，都收羅進來了。而于諸家考證之語，凡論斷審密，確有發前人所未發者，皆特為拈出，著意介紹。全書的編排，略依時世先后，系聯而下，其有家學、師承或友朋講習之益者，務令比敘，以見授受濡漸之跡。可以說，這是一部罕見的匯集清人文集精華的提要性質的佳作。以至出版后，受到學術界的交口稱贊。著名學者顧頡剛先生在評價此書與《廣校讎略》時說：“先生所作諸書，示學者以途徑。啟牖之功，實在張香濤《ｙóｕ@③軒語》、《書目答問》之上。然彼二書，對我輩之效用已極巨。先生別白是非，指明優劣。上紹向、歆之業，下則藐視紀昀之書，其發生影響之大，固不待言也。”[3](P406)張先生另有一部《清人筆記條辨》，可算是敘錄的變體。清人的筆記，雖不及文集之多，張先生幾十年中所寓目者，也有300多家。若無別擇去取，則榛蕪不翦、靡所取材。于是，張先生對那些專載朝章禮制、但記掌故舊聞、講求身心修養、闡揚男女德行、談說狐怪、稱述因果等等之類的筆記皆屏不取，而對一些學涉專門、宜有專書以集其成的亦所不取。經過這樣的篩選，最后收書100家，分為10卷，略依時世先后而編排。每家皆先述其生平，而后言其著述。因筆記體裁與文集有別，張先生所做工作，也與《別錄》有些差異，即“擇其義之可采者，分條件系，加以考辨，亦有綜述而論列之者。”[9](P1)書中所錄百家筆記之言，有辨章學術者，有考論經術者，有證說名物制度者，有訂正文字音義者，有品定文藝高下者，有闡述養生方術者，得失互見，多可商榷。為平亭是非，張先生“凡遇精義美言，則為之引伸發明；或值謬說曲解，則為之考定駁正。”[9](P2)對清人筆記的這種條辨形式，可以說是“敘錄”的一種創造性運用。

　　三、校注訓詁類

　　對于基本典籍，張先生用功尤深。閱讀過程中，做了不少校注和訓詁工作。比較系統的成果，收載在《舊學輯存》中的，計有11種，即《唐寫本玉篇殘卷校說文記》、《爾雅釋親答問》、《小爾雅補釋》、《急就篇疏記》、《異語疏證》、《釋疾》、《字義反訓集證》、《兩戴禮記札疏》、《讀書箋釋之余》、《敦煌古寫本說苑殘卷校勘記》、《中論注》。其中，《唐寫本玉篇殘卷校說文記》為校勘之佳作，《異語疏證》、《兩戴禮記札疏》為注釋之佳作，《釋疾》、《字義反訓集證》則是匯集相關資料后加以注釋的名篇。

　　《周秦道論發微》一書中，收有《老子疏證》、《管子四篇疏證》、《太史公論六家要指述義》三文，篇幅占了全書一大半。這些疏證之作，本身有獨立存在的價值，但她們主要還是為“道論”作注腳，是為正文服務的。這種疏證，顯然有別于一般注釋。

　　四、纂輯類

　　將相關聯的資料匯集到一起，可省卻讀者不少翻檢之勞。張先生在治學歷程中，善用纂輯之法，留下不少纂輯之作，計有《聲論集要》、《經傳諸子語選》、《清儒論學語錄》、《清儒論學文選》等10來種。尤為重要的，有以下幾種：

　　一為《聲論集要》，收載于《舊學輯存》中冊。張先生自少好治文字、聲韻、訓詁之學，讀劉熙《釋名》，恍然有悟于聲訓之理，至精至確。后涉覽300年來儒先著述，發現已多先己而言之者，于是從戴震至黃侃、錢玄同20人著述中，撮錄精語，成《聲論集要》一卷。亦間述已意附于其尾，以見昔賢所論，固無二致。

　　二為《鄭雅》，收載于《鄭學叢著》。張先生治毛鄭《詩》，喜陳澧《毛傳義類》，隱括有條例，與《爾雅》相表里。效其體，成《鄭箋義類》，后治《三禮》，鉆研鄭注，仍斯例為《三禮鄭注義類》。復博采鄭氏群經佚注之可考者，裒錄為《鄭氏佚注義類》。后合此數種，成《鄭雅》19篇。《鄭雅》體例，一仿《爾雅》，將鄭玄注解匯編，使“北海精詣，粲然大備”。張先生在序中對素志克酬，喜不自禁，稱“此編訓詁名物之繁賾，倍蓰于《毛傳》、《爾雅》、《說文》。茍能貫通鄭學，則群經莫不迎刃而解。斯一編也，不第六藝之鈐鍵，抑亦考古之淵藪也。”[10](P198)

　　三為《周秦諸子政論類要》，收載于《舊學輯存》中冊。張先生博考前史，深服歷代大政治家之所施為，以其雄偉之氣魄，毅然任天下之重，堅于自信，不以世俗毀譽動其心；剛斷果毅，卓然有以自見于當時而永傳于后世。若霍光、諸葛亮、王猛、魏徵、王安石、張居正之儕，治國處事，無不具有法家精神。實皆自周秦法家書中取得政治理論以自敦厲者。法家職志，以富強國家為已任，管、商其中之尤魁杰者耳。周秦諸子書中言富強之術者多，有以功業自白于世者，有以言論垂之久遠者，皆坐言而可起行，宜其為后世政治家所服膺而不欲斯須舍棄。遂用前代錄要之法，成《周秦諸子論政類要》三編。上編為《周秦諸子政論之總精神》，中編為《周秦諸子論法》，下編為《周秦諸子論政》。每編之下，又各立8至10個小題以相統括。于是周秦諸子之言治道者，精義名言，多在其中。

　　以上幾種纂輯之作，實際上已經將鈔書和著述合為一體。中有所主，非一般泛濫無歸的比輯纂錄之編可比。

　　從張舜徽先生的歷史文獻學理論及其實踐，我們不難體會到，歷史文獻學的研究范圍是極其廣闊的。在任何一個領域沉潛書卷，伏案數十載，都可取得世人注目的成就。即使是在傳統的研究領域，用傳統的著述方式，也可以推陳出新，別開生面。他格外重視文獻學工作者的胸襟和視野，早年談校讎學，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為鵠的，晚年談文獻學，強調要做總結性的工作。他的不少具體論述，或許有著缺陷，但他堅持“中有所主”，從大處、高處著眼，把文獻整理與研究看成一種創造性勞動，終于在所有他鉆研的課題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對于后輩文獻學工作者來說，張舜徽先生的治學途徑值得借鑒，他的歷史文獻學理論及其實踐也應成為人們繼續前行的一個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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