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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銀資本》的中心議題，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自1500年以降就存在著一個單一的全球世界經濟，具有世界范圍的勞動分工和多邊貿易”（1998：52；2000：90）①弗蘭克在序言的第一句話里就告訴我們，該書的基本宗旨是“顛覆歐洲中心論的歷史學和社會理論”（1998：xv；2000：1）。對于讀者來說，這里有兩個問題。這個中心議題是真實的嗎？如果是，弗蘭克的著作有沒有完成這個任務？讓我們來分別考察這兩個問題。
我們必須弄清楚這里所謂中心議題究竟是什么意思。按照弗蘭克的敘述，它似乎是這樣的：從1500年以降，確切地說是從1500年到1800年（因為關于1800年以后的歷史研究爭議要小得多），全球而不僅是它的某些部分通過一個單一的勞動分工體系而聯系在一起。弗蘭克還加上一條“和多邊貿易”，不過在我看來這純屬畫蛇添足。因為如果存在著勞動分工，就必定存在著貿易，而且這種貿易幾乎必然是多邊的。應該提出的問題恰好相反：如果存在著貿易，是不是必然存在著單一的勞動分工體系？
這種爭論和歐洲中心主義有什么關系？在這個問題上弗蘭克也是從一開始就非常明確的。他希望證明“從一種全球視野來看，在近代早期的大部分歷史中，占據舞臺中心的不是歐洲，而是亞洲”（1998：xiv；2000：2）。弗蘭克說是亞洲，但實際上他書中主要談論的是中國。或者更確切地說，弗蘭克建構了一個重要性的等級結構：中國位于頂端，印度處于中間，歐洲則被打入底層。奧斯曼－阿拉伯地帶在他的大部分論述中非常奇怪地消失了。無論如何，弗蘭克宣稱他一舉“摧毀馬克思、韋伯、湯因比、波拉尼、布羅代爾、沃勒斯坦以及其他許多現代社會理論家的反歷史的、反科學的－－其實是意識形態的－－歐洲中心論的歷史根基”（1998：xv－xvi；2000：2）。我是不是應當說一些不勝榮幸或受寵若驚之類的客套話呢？
弗蘭克在序言里還提出兩個值得分析的問題。一個是“把世界經濟或世界體系稱作‘資本主義的’究竟意味著什么？”（1998：xv；2000：6）。第二個問題是弗蘭克斷言“從歷史的角度看，‘西方的興起’來得比較晚，而且比較短暫”（1998：xxiv；2000：13）。
在序言里資本主義還被小心翼翼地描述為某種意義可疑的東西（“如果畢竟有點什么意思的話”），但是到了第15頁就變成了“馬克思想像的產物”。按照弗蘭克的看法，資本主義這種東西根本就不存在，或者如果它畢竟存在的話，也是自從有史以來就一直存在著。簡而言之，資本主義不是在歷史時間里某些時刻和某些地域的區別性特征。它既不是一個體系，也不是一種生產方式，更不是一種可以認識的現實。我們應當告訴那些竟然敢于反抗資本家的野蠻暴行的蒙昧無知的人們，資本主義的受害者是不存在的。可憐的弗蘭克，他本人曾經不遺余力地投身于這種反抗斗爭，今天他似乎對此深表遺憾。
“西方的興起”成了弗蘭克的一個大難題，因為在他所建立的分析框架里根本無法說明西方的興起，不管它是怎樣地姍姍來遲和曇花一現。然而，即便是弗蘭克也無法完全抹煞歐洲的財富、軍事力量以及對世界的帝國主義統治，至少是在1800年－1950年期間。由于不能給出任何可能的解釋，歐洲的霸權就成為一個真正的奇跡。這并不是說弗蘭克對此完全沒有作出解釋。他的解釋是：“本書將證明，歐洲是如何利用它從美洲獲得的金錢強行分沾了亞洲的生產、市場和貿易的好處－－簡言之，從亞洲在世界經濟中的支配地位中謀取好處。歐洲從亞洲的背上往上爬，然后暫時站到了亞洲的肩膀上。”（1998：4－5；2000：26）但是請告訴我們，如果一個暴發戶能夠“強行分沾”你的市場的好處并且從你的背上往上爬，那么你的支配地位究竟是什么意思？弗蘭克使用的另一個隱喻也未能把故事講得清楚一些：“我的觀點是……西方最初在亞洲經濟列車上買了一個三等車廂座位，然后又包租了整整一個車廂，只是到19世紀才設法取代了亞洲的火車頭的位置。”（1998：37；2000：69）這是一個窮人如何發家致富的故事。但并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從窮光蛋變成闊佬，只有那些工作勤奮、生活節儉而且具有新教倫理的人，才能夠享有致富的光榮。不過隱喻已經夠多了，還是讓我們書歸正傳罷。
弗蘭克是如何證明從1500年到1800年期間（有時候他說1400年－1800年）存在著一個單一的世界體系，而亞洲在這個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第二章《全球貿易的旋轉木馬，1400年－1800年》以比較審慎的方式開始，但到結束時就相當直率了。最后一節題為《對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經濟的總結》，認為直至18世紀末這個世界經濟（世界和經濟之間從來不用連接號，因為不可能再有其他的世界經濟，不管是同時的還是前后相繼的），包括“省際、地區間和構成世界體系性的國際間的經濟關系……一直被亞洲的生產、競爭力和貿易支配著”－－這種現實“體現在貿易平衡和貨幣流向的全球模式中” （1998：126；2000：181－1）。現在我們知道，貿易平衡和貨幣流向被用來作為單一世界體系的存在和亞洲的主導地位的關鍵證據。我們是不是應當這樣來理解弗蘭克呢？他現在終于恢復了他長期以來嗤之以鼻的芝加哥貨幣主義經濟學家的身份？
他是怎樣論證貿易平衡的？他告訴我們，有四個地區“長期保持著商品貿易的逆差：它們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歐洲”（1998：126－7；2000：181）。美洲和日本靠出口白銀來彌補它們的貿易逆差，非洲則靠出口黃金和奴隸彌補逆差。因此，這三個地區都能夠生產世界經濟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歐洲似乎不能生產任何其他地區的其他人所需要的任何商品。于是無能的歐洲人只能靠“經營”其他三個貿易逆差地區的出口來過日子。照弗蘭克這樣的描述來看，歐洲人簡直連街頭吃白相飯的潑皮無賴都不如。
另一方面，中國和印度是“世界經濟的中心”（1998：127；2000：182），中國比印度又更勝一籌。它們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當然是靠它們“在制造業方面所擁有的絕對和相對的無與倫比的生產力”，它們的貿易才能保持“最大的順差”，尤其是中國成為“世界白銀的‘終極秘窖’”（1998：127；2000：182）。在這里弗蘭克提到阿布－盧格霍德（Janet Abu－Lughod）關于13世紀世界體系的論述，這個世界體系由八個互相重疊的橢圓形地區特別是其中的三個主要地區構成。阿布－盧格霍德強調各個區域發揮大致相等的作用，但這一點讓弗蘭克感到不滿意。他喜歡另一種區域化的模式，一種“可以表現為同心圓”的模式（1998：129）。他所畫的同心圓似乎相當精確：揚子江流域和中國南方處于最中心，接下來的一環是中國的其他地區，然后是濱下武志所描述的東亞朝貢貿易體系，然后是亞洲地區圈或亞非地區圈，最后是在這個地帶之外的歐洲和美洲。
所有這些都是建立在一個假設前提之上，即貿易順差是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的標志。然而，弗蘭克并不是從來都這樣看問題的。在這本書里弗蘭克對他以前的思想盟友展開口誅筆伐，對他自己以前所犯的錯誤表示懺悔，以此證明他在知識上取得的重大突破。我們卻很想知道，弗蘭克是否認為他在1990年代以前發表的大量著作還值得一讀。我希望他不會把它們通通拋棄掉。我認為其中有些是很出色的著作，即使在今天也沒有過時。
這里，我要提及1970年代在《歐洲經濟史雜志》上發生的一場爭論。爭論是圍繞19世紀末歐洲，尤其是大英帝國，與“第三世界”的關系展開的。引發爭論的是拜羅克（Paul Bairoch）的一篇文章。就經驗事實而言，拜羅克和弗蘭克不存在分歧。在1880年－1939年間，歐洲的對外商品貿易存在著大約20％的逆差。但這究竟意味著什么？1976年秋，弗蘭克在同一期雜志上發表了兩篇文章，其中一篇批評拜羅克的觀點；另一篇文章則致力于闡述他自己的觀點，題為《多邊商品貿易失調與不平衡的經濟發展》（Frank：1976）。弗蘭克斷言并證明，“在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這整個時期，尤其是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在發展中的宗主國（尤其是大英帝國）與“淪為欠發達的殖民地國家”之間存在著商品貿易的失衡。他論證說，這種貿易失衡“在不平衡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至關重要（1976：407）。
對誰有利的失衡？弗蘭克實際上認為大英帝國與任何國家都既沒有出口盈余也沒有進口逆差，而欠發達地區的問題恰好相反：它們與任何國家都既沒有出口逆差也沒有進口盈余。世界上所有其他地區都介于這兩者之間。在1976年的文章里，弗蘭克由此得出下述結論：
這實際上意味著，即使按照世界市場價格來衡量，世界的欠發達地區由于商品出口超過商品進口，確實在直接間接地為世界所有其他地區提供資金（如果按照實際價值來衡量就更為嚴重了）。具體而言，欠發達國家的出口盈余（1）支持了歐洲過度的商品消費，表現為后者的商品出口逆差或進口盈余，（2）支持了美國和海外自治領對歐洲的出口盈余，（3）幫助了歐洲的國內投資和發展，（4）為歐洲在美國和海外自治領的對外投資提供了資金，從而促進了它們的發展，欠發達國家還為對它們自己的“對外”投資提供了大量資金，但這進一步加劇了它們的欠發達（1976：422）。
在這篇文章里，弗蘭克似乎極力要證明，大英帝國在19世紀末剝削欠發達國家的方式是，從欠發達國家接受的商品要多于向那里輸送的商品。但是現在在其新著中，弗蘭克則要證明，在1500年－1800年中國的經濟比歐洲強大，因為它向歐洲出口的商品遠遠多于從歐洲進口的商品。我決沒有反對弗蘭克改變自己觀點的意思，即使是把以前的觀點顛倒過來。也許他確實認為他以前犯了錯誤。只有一個問題：他現在是不是愿意在他的新理論基礎上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在19世紀末欠發達國家要比大英帝國更為強大，因為它們向英國出口的商品多于從英國進口的商品？
第三章的標題是《貨幣周游世界，推動世界旋轉》，討論從貿易轉移到貨幣。弗蘭克告訴我們，貨幣是一種商品，是由供求法則支配的。按照弗蘭克的觀點，貨幣實際上成為最重要的商品。“正是對貨幣的需求才使市場上供應商品和人們用貨幣購買商品成為可能。因此，這種套利兌換的普遍實踐本身已經反映了－－或者有助于創造－－一個名副其實的世界市場”（1998：137；2000：195－6）。他問道，為什么中國需要這么多的貨幣？他的回答是，因為“貨幣支撐和制造著有效的需求，而這種需求刺激著供給”（1998：138；2000：196）。但是，弗蘭克認為，貨幣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夠制造出有效需求，只有在已經具備生產能力，因此“有通過投資和提高生產效率來擴張生產能力的可能性”的地方，貨幣才能制造有效需求（1998：138；2000：196）。弗蘭克說中國有這種能力。蘭代斯說大英帝國有這種能力（1998，隨處可見）。兩個人的邏輯是完全一樣的。
這一章旨在證明世界的白銀生產（弗蘭克認為它是這一時期事實上的本位貨幣）的終點是中國，這又反過來證明了中國的經濟實力。然而，弗蘭克自己的數字并不能支持他的經驗論據。我將按照表面價值來對待他的全部數字。在148頁（中文版209頁），他提供了一張1500年－1800年期間世界白銀生產、出口和進口的圖表。這張圖表說明了什么問題？它表明在16世紀從美洲向歐洲輸送了1.7萬噸白銀，歐洲沒有向中國輸送任何白銀，日本向中國輸送2000噸白銀。16世紀的情況看來不夠理想。但是在17世紀，有2.7萬噸白銀從美洲運往歐洲，其中的1.3萬噸（約占一半）被運往中國，日本向中國輸送了7000噸白銀。到了18世紀，美洲向歐洲輸送了5.4萬噸白銀，其中有2.6萬噸（仍然是大約一半）轉運到中國，日本則沒有向中國輸送白銀。另外，還有美洲白銀經馬尼拉運往中國的傳說。之所以說它是一個傳說，是因為弗蘭克不能肯定究竟有多少白銀運往馬尼拉，然后又有多少運往中國。他告訴我們，在1600年－1800年期間總數約在3000噸到1萬噸上升至2.5萬噸。
現在我們來作一下加減法。弗蘭克表明在1500年－1800年期間，歐洲從美洲收到9.8萬噸白銀，其中3.9萬噸運往中國，5.9萬噸留在歐洲。中國從歐洲收到3.9萬噸，從日本收到9000噸，又從美洲經馬尼拉收到3000至2.5萬噸，總計5.1萬至7.7萬噸白銀。這個數目和留在歐洲的5.9萬噸不是相差無幾嗎？這樣看來，根據弗蘭克的圖表，在這個重要的歷史時期，歐洲和中國同樣是白銀的“終極秘窖”。但是在這里我們應當把人口數字考慮進來，尤其是因為弗蘭克認為人口數字特別重要。大致說來，這一時期歐洲的人口相當于中國的一半，但它保留了與中國相等的世界白銀供應。如果按照人均額計算，歐洲在這個時期得到的白銀要比中國多一倍。實際上，弗蘭克也承認這一點，但是他認為白銀在歐洲引起通貨膨脹，而新增的貨幣“促成了亞洲的生產增長和人口更大的增長”（1998：157；2000：220）。其實，這些數字表明中國和西歐都需要輸入白銀，區別在于西歐為此付出的成本是動用軍事力量掠奪白銀的成本，以及后來使用強制勞動開采銀礦的成本。中國為了獲得白銀而付出的成本是必須出口貴重的商品。我覺得西歐為獲得白銀而付出的代價要小得多。
只要我們是在談論人口問題，盡管他引用了上述數字，弗蘭克的結論是“亞洲，尤其是中國和印度的人口增長比歐洲快得多”（1998：171；2000：238）。也許弗蘭克使用的是一種非歐洲中心主義的算術，但是我認為他的數字表明，中國人口的增長只比歐洲稍稍快一點。當然，歐洲作為一個范疇包括許多有著不同人口增長率的地區。西北歐人口增長的數字比整個歐洲要多得多，至少和中國的人口增長數字不相上下。令人吃驚的是，從人口增長的這些微不足道的（有爭議的）數量差異，如果畢竟還是有差異的話，弗蘭克推論（是的，就是推論）出中國在整體生產方面的優勢：“遺憾的是，我們沒有對同一時期（1400年－1800年）世界和地區生產總值的估算數字，但是可以推測，亞洲之所以有如此之高的人口增長，只有一種可能性，即它的生產也增長得比較快，因此才夠支持這種人口增長。”（1998：171；2000：238）
弗蘭克的書里充滿了這樣的推論游戲。“如果說在亞洲許多地區，以生產、生產力和技術為基礎的貿易和消費絕對地和相對地處于前列，那么就可以推想，那里也應該相應地有必要的制度‘基礎’來促成經濟的發展。”（1998：205；2000：281）“如果生產和商業的結構和進程確實如本書其他地方所證明的那樣，那么我們就應該問，造成這種情況的可能是或應該是何種制度組織。”（1998：209；2000：286）然而，對母鵝有好處的不能讓公鵝分享。當弗蘭克不同意里德（Anthony Reid）關于印度進口的數字時，他指出里德說印度的“進口想必在1650年以后急劇衰落了”，弗蘭克評論道：“我突出了句子中的‘想必’一詞。很顯然，他沒有資料來證明這種衰落……”（1998：234；2000：318）這個評論既適用于里德，也適用于弗蘭克自己所有的推論性論斷，這樣的推論在他的全部論證中所起的作用決不是次要的。
第四章題為《全球經濟：比較與關系》，其中討論的一個問題恰恰是分析的單位。弗蘭克試圖證明在這個時期存在著一個單一的世界規模的經濟，存在著單一的勞動分工。其他人，例如我，則認為在這個時期同時存在著若干巨大的歷史體系，而且這些體系互相之間的關系與這些體系各自內部的關系在性質上是截然不同的。弗蘭克在這一章里所做的事情就是假定他是正確的。這樣一來他就很容易宣稱，其他人關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在這個時期只存在于地球的某些部分）論述不適用于他的世界規模的單位。但是并沒有人說它們是適用的。這純粹是一個稻草人，根本用不著浪費那么多的篇幅，動那么大的肝火。我們來看看這段文字：
歐洲人能向東方銷售的產品很少，因此主要是通過參與亞洲經濟本身的“境內貿易”來謀取利潤。歐洲的利潤主要來自在眾多市場之間，尤其是在整個世界經濟范圍內從事運輸業，進行金銀、貨幣和商品的多邊貿易。過去，沒有一個大國或它的商人能夠同時在所有的市場展開活動，或者說能夠把自己在這些市場之間的活動組織成這樣一種實現利潤最大化的連貫系統……有一點是十分清楚的：歐洲當時不是向世界經濟的其他地區出口產品的主要產業中心。（1998：177；2000：245－6）
第一個句子是正確的。歐洲人向東方出售的產品確實微不足道。他們甚至沒有這樣的企圖。西北歐想要做而且做得非常成功的事情，是向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邊緣地帶出售產品。在這個時期西北歐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一部分，而亞洲還不是。弗蘭克對此知道得一清二楚，他的早期著作有大量的這類論述。現在，不是作為一個時期，弗蘭克使用了一個逗號，把兩個問題連接起來。這里實際上包含著一個不合理的推論。是的，歐洲通過介入印度洋內部的“境內貿易”來謀取利潤（但這不是它的主要利潤來源）。至少有兩代學者就這個問題發表了大量的論著。是的，歐洲人的利潤來自運輸業，沒有人反對這一點。是的，我想他們確實可以說是在一個世界規模的網絡中從事貿易，也就是弗蘭克所說的“整個世界經濟”。那又怎么樣呢？他們把從東方獲得的利潤用于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積累資本，使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越來越強大，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外的地區一個一個地納入到體系中來，從而使后者邊緣化。
第二個句子斷言歐洲是第一個能夠同時在所有市場活動的力量（這顯然意味著顯然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市場，而弗蘭克在本書許多地方拒不承認這一點）。這個句子包含著對歐洲很不情愿的贊許。弗蘭克沒有告訴我們歐洲人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更重要的是他沒有告訴我們，為什么如此強大的中國人不能做到這一點。我引證的最后一個句子說，歐洲不是一個向“世界經濟的其他地區”重要的出口商，但是從來沒有人說歐洲在這個時期是重要的出口商。弗蘭克在敲一扇開著的門。
這樣逐字逐句地分析弗蘭克的混亂可能已經使讀者感到厭煩了，這里我只是指出這一章里的另一個稻草人。
盡管歐洲人獲得美洲的金銀并以此買通進入亞洲的世界經濟的道路，但是在1500年以后的三個世紀里，他們一直是一個小角色，他們不得不適應－－而不是制定！－－亞洲的世界經濟的游戲規則（1998：185；2000：256）。
注意那個戲劇性的感嘆號。我斗膽請弗蘭克指出一個學者的名字，他曾經說過在這個時期是歐洲人在亞洲制定經濟的游戲規則。大部分人所說的，當然也是我所說的，是亞洲在這個時期處于歐洲“規則”占支配地位的區域之外。
第五章致力于論證這樣一個命題：“同時性不是巧合。”我同意，至少我同意我們決不應當從假定偶然的巧合開始，而應當首先尋找共通性。這一章用了相當多的篇幅討論“17世紀的危機”，一個在過去40年里引起廣泛討論的問題。弗蘭克希望證明中國沒有發生這場危機。也許有那么一些過分熱情的人想要把這場危機擴展到亞洲，盡管我從來沒有讀過這樣的文章。在我看來，17世紀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內部確實發生了危機，但沒有任何理由把它擴展到這個體系之外。讓人感到奇怪的是，弗蘭克在這本書（而不僅是在他以前的著作）里繼續承認歐洲－大西洋地區存在著“危機”，然后又成功地否認了它在亞洲的存在。我會說它當然不存在。但是，他將如何用本章的標題《橫向整合的宏觀歷史》來解釋這種差異呢？
最后，我們遇到那應當是反題的第六章：《為什么能夠西方（暫時地）勝出？》。記住，正是弗蘭克告訴我們：
現有的各種關于世界和地區人口、生產和收入的估算以及前面對世界貿易的論述都證明，至少到1800年，與“西方”任何部分或整體相比，亞洲及其各地經濟體都具有更大的生產力和競爭力，在全球經濟中更擁有不可比擬的分量和影響（1998：174；2000：242）。
似乎只有出現一個奇跡才能使歐洲成為領頭羊。誰敢說這是一個“歐洲奇跡”？也許我們應當稱之為弗蘭克奇跡，他能把自己的分析從他把自己放進去的盒子里帶出來。弗蘭克是用他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來開始這一章的：
一個答案是，亞洲變得衰弱了，另一個答案是，歐洲強大了……這一章要探討1400年－1800年亞洲在世界經濟中的優勢，在19和20世紀是否與如何轉變為自身的劣勢和西方的優勢（1998：258－9；2000：349－50）。
為了解釋這個問題，弗蘭克認為“中國和印度……以及其他重要的亞洲經濟體”在1450年－1750年期間處于一個漫長的“A”階段，而歐洲在整個17世紀都是處于B階段。“在1750年－1800年期間，尤其對于亞洲最核心的經濟體來說，大約在1400年開始的這種長周期的‘A’階段（在據認為是一體化的世界經濟中，只有亞洲處于這個階段）達到了最高轉折點，轉向繼之而來的長時間的‘B’階段”（1998：263；2000：355）。西方可以利用亞洲進入B階段這個機會來改善自己的地位。這種亞洲的而不是歐洲的B階段顯然至少持續到1970年代，只是在這段時間里西方才“進入一個（暫時的？）主宰時期”，其局勢和我們今天所謂的“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體（NIEs）”的興起非常相似（1998：263；2000：355）。
讓我們忘掉下述事實，即只要他的論證需要，弗蘭克隨時可以放棄他關于一體化的世界經濟的虛構。然而，我們還是要問，西方是怎樣在中國暫時衰落的時候取代了中國的優勢地位？弗蘭克借用了阿布－盧格霍德的故事，但至少往后推了三個世紀。弗蘭克說東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興起，而且正是由于東方的衰落才使西方興起成為可能。是什么使東方衰落的？印度和中國的統治階級的市場機遇似乎使他們加重了對農民的剝削（在這里可以看到道勃對英格蘭封建統治階級衰落的解釋的陰影），而這又加劇了兩極分化，“從而也導致了造成經濟擴張的那種進程本身的萎縮”（1998：266；2000：359）。實際上，在這個過程背后可能有存心不良的歐洲人在搗鬼。
亞洲內部的經濟和政治局勢之所以愈益緊張，更多地是由于歐洲人的白銀供給以及隨之而來的在世界經濟中、尤其在亞洲的國內和出口市場上購買力、收入和需求的增長。可想而知，這使得收入分配越來越扭曲，從而導致對有效需求的制約以及愈益嚴重的政治緊張局勢（1998：267；2000：359）。
如果我對這段話的理解是正確的，那么下述情況就是可能的：如果中國人比較有節制，不是那么貪婪，如果它不是出口了那么多有價值的商品換取來歐洲的白銀（或者至少沒有換取那么多白銀），那么他們在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都將會繼續待在世界的頂端。啊，那些卑劣聰明的歐洲人！如果他們在購買中國商品時少付一點白銀（如果中國人有足夠的遠見，堅持要他們少付一點白銀），中國人就有可能永遠保持世界領先的地位。
這是對中國衰落的解釋。印度又是怎么一回事？著名的歐洲中心主義學者如Amiya Bagchi或Burton Stein認為印度的衰落是在1757年（普拉西）、1800年或1830年以后。弗蘭克認為他們全都錯了，印度的衰落至少是從1730年代開始的。有“大量的證據”（1998：271；2000：361）表明，在淪為歐洲殖民地之前，印度經濟的衰落就已經開始了。至于奧斯曼帝國的衰落“在18世紀上半葉就已經開始了……”（1998：273；2000：366）。
弗蘭克在解釋亞洲各國的衰落時拒絕把它歸功于歐洲，但他也拒絕譴責歐洲。他所說的僅僅是亞洲的A階段自然而然地消耗殆盡，結果是歐洲得以取得優勢地位。但歐洲是如何取得優勢地位的？他們掠奪了美洲的白銀，剝削美洲種植園，從“凱恩斯乘數”獲利（1998：278）。現在我們回到原來的弗蘭克。但這與反歐洲中心主義有什么關系？我們來讀一下這一章的總結：
在歐洲人從美洲和非洲以及亞洲積聚他們的力量時，亞洲的經濟和政治在18世紀日益衰落，最終正如羅茲·墨菲（1977）繪制的曲線圖所顯示的，兩條曲線1815年前后相交了（1998：283；2000：380）。
弗蘭克使用這樣的措辭顯得多么古怪啊－－“兩條曲線終于相交了”。我原以為從1400年以來，如果不是從公元前2500年以來，它們早就走在同一條惟一的道路上了呢。有的人也許會以為弗蘭克是說，它們本來是不同的世界體系，最終進入到同一個有意義的互動競技場。然而，最奇怪的是，弗蘭克還要為歐洲（暫時地？）興起加上另外一個因素，這就是“工業革命的技術進展”。這當然是非常獨到的非歐洲中心主義的觀點。弗蘭克確實告訴我們，它們“不應該被僅僅視為歐洲的成就。更準確地看，它們乃是世界發展過程的產物，而世界發展過程的空間焦點以前長期在東方徘徊”（1998：285；2000：382）。然而，弗蘭克畢竟提出了那個合情合理的問題：
但是，還有未解決的問題：在亞洲人的游戲中，西歐人和美國人后來為什么以及如何能夠借助于工業革命的技術進步戰勝亞洲人？這一切是如何以及為什么在那個時候那個地方發生的？我們現在可能還得不出一個完全滿意的答案……（1998：285；2000：383）
不過弗蘭克還是想要給出某種答案。它實際上就是長期以來用于解釋美國的經濟優勢的高工資邊疆經濟的觀點，弗蘭克企圖把它運用于整個歐洲：
歐洲較低的人口比例以及作為安全閥的向美洲移民這二者所產生的發明機器的刺激要比亞洲人口－資源狀況所產生的刺激大得多（1998：286；2000：384）。
這里的問題是，這個觀點并不新鮮（畢竟，弗蘭克也要引證亞當·斯密來維護自己的觀點），而且在本書的前面部分，人口增長據說是中國的一個優勢，但在這里歐洲的優勢恰恰在于它能夠擺脫掉自己的一部分人口，此外我們需要知道“這一切是如何以及為什么在那個時候那個地方發生的”。就這個問題弗蘭克給出一個令人吃驚的回答，他似乎認為歐洲缺乏白銀。
我們能否證明，18世紀中期以后，歐洲獲取美洲金銀的可能性開始相對下降，從而威脅了歐洲對市場（份額）的滲透？如果是這樣，就會刺激歐洲人通過降低自己的生產勞動成本來保護和提高自己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1998：293；2000：392）。
我承認我是被弗蘭克的論證徹底搞糊涂了。僅僅在前幾頁歐洲的興起還被歸結為中國和印度的衰落，但在這里歐洲的興起則被歸結為歐洲自己的衰落有可能“威脅歐洲對市場（份額）的滲透”。 也可能糊涂的并不是我。
在對方方面面的論點和論據作了反反復復的概括總結之后，弗蘭克就西方的興起的問題得出一個簡明扼要的結論：
總之，變動中的世界人口－經濟－生態形勢突然地－－大多數人包括亞當·斯密在內都沒有料想到－－使一系列相互關聯的投資在經濟上變得合理了，也有利可圖了（1998：317：2000：421）。
弗蘭克的解釋的其他部分和所有關于工業革命的標準教科書沒有什么兩樣。
弗蘭克在這里的敘述省略了“1500年：連續還是斷裂？”這個問題。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他將會怎樣回答這個問題了：連續性。就我所知，對于弗蘭克來說，只有連續性而從來沒有斷裂。當然，在1800年發生過一次小小的斷裂，但到20世紀的最后幾十年又恢復了原狀，即回復到連續性。應當指出的是，弗蘭克對待以1500年劃分歷史時期的態度，仿佛是在向某種巨大的習慣勢力挑戰。實際上，把1500年視為一個斷裂點的學者在世界上只是少數。一個半世紀以來，絕大多數社會科學家一直認為世界歷史上只發生過兩次重大的斷裂：一次在大約公元前10000年－前8年（農業革命），另一次在大約1800年，或1760年－1840年（工業革命）。弗蘭克與這種共識完全一致。
將1500年視為一個斷裂這種觀點，與其說與西方的興起有關，不如說與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歷史體系的興起有關。弗蘭克否認這種歷史分期的目的是要提出他的中國中心說。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必須堅持認為資本主義不過是馬克思想像的產物。資本主義成為一頭據說有著極其獨特的與眾不同的“生產方式”的“神牛”（1998：330；2000：438）。在弗蘭克看來，“在任何一個社會里，更不用說整個世界社會，過去和現在都混合著所有各種生產關系”（1998：331；2000：439）。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到，弗蘭克論證的方式是把各種因素熔為一爐，仿佛這是這些因素惟一可能的組合方式。讓我們以“所有各種生產方式”為例來進行分析。即使對于弗蘭克來說也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生產方式。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什么？是什么東西可以說具有一種生產方式呢？毫無疑問不是“整個世界社會”，也不是任何一個“社會”。那么我們究竟應該把生產方式安置在哪里呢？一個城鎮，一個工廠，一個家庭？
在道勃之類的馬克思主義者、連接不同生產方式的鼓吹者、調節主義者、世界體系分析學者以及許多其他學者之間激烈的爭論已經過去30年了。弗蘭克也參與了這次論戰，他肯定對每一個人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一清二楚：“你把生產方式置于何處”，決定著你的全部歷史學。像上述引文以及弗蘭克這整本著作那樣對于這場爭論全然忽略不計，是絕對不能解決問題的。也許面對這個困難而又關鍵的問題對于弗蘭克來說是太艱難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理解他竟然會說出這樣的話：“因此，最好是徹底拋棄‘資本主義’這個死結”，并且嘲笑探討資本主義的起源“無異于煉金術士尋找能夠把破銅爛鐵變成黃金的點金石”（1998：332；2000：441）。
實際上，煉金術士的努力是摸索實驗科學方法的過程的一部分，為后來的物理學和化學做出了一定的貢獻，盡管煉金術士的理論最終沒有什么用處。當弗蘭克說“最好是把它（資本主義的起源）拋在腦后，而去探討普遍歷史的真實情況”（1998：332；2000：441）時，他高高舉起經驗主義真理的大旗，仿佛這種“真實情況”不是通過某種特殊的理論眼鏡觀察到的，而他自己戴的也決不是一副茶色眼鏡。
在將資本主義的現實忽略不計之后，在證明了中國／亞洲在世界貿易體系中長時期的持續的中心地位之后，他所能說的不過是：
工業革命是一個前所未有的事件，它發生在歐洲的一部分，是整個世界經濟持續不平等的結構和不平衡的進程的一個結果（1998：343；2000：455）。
也許有一些讀者，在閱讀了350頁的煌煌大作之后，對作者告訴我們這樣一個結論感到非常滿意：改變了現代世界的是“一個前所未有的事件”，但我可不是這樣的人。一方面，所有的事件都是前所未有的。另一方面，所有的事件都是可以解釋的。弗蘭克沒有對歐洲“工業革命”做出任何解釋。他拿出一些支離破碎的片段，根本無法提出一種合理的解釋。這樣一來，工業革命就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事件”，不僅因為歷史中的行動者沒有預見到它，而且因為弗蘭克用來闡述世界演化的理論也無法解釋它。
我曾經說過弗蘭克成為歐洲奇跡的最大的代言人。弗蘭克告訴我們，美國現在從全世界獲得財富的能力來源于它能夠印刷美元，所以它能把西歐人和日本人所生產的東西通通買下。他用非常不屑的口吻說道：
歐洲在1500年－1800年三個世紀所實行的實際上就是（美國今天所實行的）這種無代價戰略。差別僅僅在于美元至少有一部分是建立在美國的生產力的基礎上，而歐洲的白銀完全是從美洲殖民地榨取的（1998：356；2000：470）。
“至少！”－－歐洲人甚至根本沒有資格談論生產力。我們不得不佩服歐洲人那種空手套白狼的本事（trade nothing for something），他們居然能夠欺騙有著幾千年經濟和文化成就的中國人、印度人和其他亞洲民族。但是，如果弗蘭克想要告訴我們的就是歐洲人是欺騙藝術家，他用得著繞這么大的彎子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向聲稱歐洲人做出了非常顯赫、非常特殊和值得稱道的成就，在這部旁征博引的著作里，弗蘭克為這個論斷提供決定性的證據。這本書是為經濟效益而唱的一曲冗長的贊美歌。弗蘭克說在1500年－1800年歐洲人在亞洲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對此我完全贊成。另一方面，弗蘭克說在1500年－1800年亞洲在歐洲所起的作用舉足輕重。我在他的書里沒有看到什么可以支持這一論斷的證據。在這一時期，亞洲之于歐洲的意義遠不能與美洲的意義相提并論，無論我們討論的是資本積累、政治結構、價值體系的演變還是歷史資本主義的發展。到頭來弗蘭克所說的無非是中國在這個時期比歐洲要闊氣得多。也許是這樣，但是我們應當由此得出什么結論呢？在18世紀初的孟加拉有多少中國因素呢？
弗蘭克似乎認為他自己是惟一真正的反歐洲中心論者。即使是那些他從正面引證過的作者也被批評為不夠徹底。哈比布（Irfan Habib）是印度經濟結構的意義的最堅定的維護者，但在弗蘭克眼里則不是。對于那些希望摧毀科學史中的歐洲中心主義的人來說，李約瑟是一座不朽的豐碑，但在弗蘭克眼里則不是。在他看來，李約瑟從來沒有擺脫其歐洲中心主義的根基。
這本書最薄弱的環節是他對西方哪怕僅僅是暫時地勝出所作的解釋。這不光是因為弗蘭克的心思不在這里，而且因為他給出的解釋和他的所有觀點相抵觸。為了“解釋”西方的興起，他不得不放棄他在前面提出的許多觀點。弗蘭克一再接過廣泛流傳的觀點，從中抽繹出相反的意義。曾經有一個時候，我們想要弄清楚為什么財富與貧窮在西方和其他地區分布得如此不均衡。有些人認為這是因為歐洲人更聰明。另外一些人認為這是因為歐洲人更富有侵略性。這成為世界右派和世界左派的分水嶺，弗蘭克過去是站在世界左派的陣營里的。但是現在他有了一個更好的解決辦法：說這是一個虛假問題，然后就把它置之度外。把這個消息告訴這個世界的貧民區的所有居民，看看他們會有怎樣的反應？
弗蘭克發現在1500年－1800年期間中國和印度是最富裕的地區。還有什么新東西嗎？在那個時代，所有的歐洲探險家、商人和統治者一再說的不就是這些嗎？說到底，這恰恰是他們到那里去并且掠奪那些地區的主要的正當理由。人們通常不會去掠奪世界上那些一貧如洗的地區，至少不會優先選擇這些地區。弗蘭克就像電影《奧茲的魔術師》里的多羅希一樣踏上了一條康莊大道，但在這條道路的盡頭，誰是那個手拿水晶球的魔術師呢？
引用書目：
Frank, Andre Gunder(1976)." Multilateral Merchandise Trade Imbalances and Uneven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V, 2 ,Fall, 407-38.
Frank, Andre Gunder (1998).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andes, David (1998).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 New York: W. W. Norton.
注釋：
①為方便讀者起見，文中的引文均標出兩個頁碼，前者為英文原著頁碼，Andre Gunder Frank,ReORIE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1998;后者為中譯本頁碼，即貢德·弗蘭克著，劉北成譯《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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