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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的經濟學思考
“忙”的經濟學思考什么是忙？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一指事情多，不得空（跟‘閑’相對）；二指急迫不停地、加緊地做。
從現實情況看，忙有兩種類型：一指主觀忙，主要表現為一種心理活動，如心累等現象就是這種情況的反映。主觀忙本質是一種主觀心理活動的產物，具有不可度量性。二指客觀忙，主要是指現實中的真忙。這種忙是現實中客觀存在的，它不依人的心理活動為轉移，具有一定的可度量性。
從經濟學角度看，忙是一種“經濟物品”。忙既是一種消費品，也是一種生產品。從消費品的角度看，忙為人生提供了一種存在的意義。我忙故我在。忙著并快樂著。人生因忙而顯得有價值。從生產品的角度看，忙是個人提供給社會的一個中間產品。正是通過每一個人忙的持續投入，才不斷生產出供人們消費的最終產品。對于一個人而言，他既消費忙，也生產忙；忙對他而言是消費功能和生產功能的有機統一。人們喜歡消費忙，但不喜歡生產忙，但二者在現實中又是難以分離的。一個人在生產忙的同時，也在消費著忙；反之，一個人若不生產忙，也就無法消費忙。
忙的對立面是閑。在現實生活中，每一個人都面臨著忙與閑的不同選擇。是選擇忙，還是選擇閑，取決于二者的邊際收益。在效用偏好結構一定的條件下，最優的決策法則是：忙的邊際收益 閑的邊際收益＝忙的邊際成本 閑的邊際成本。這里的收益和成本都包括精神和物質兩個方面，而不是僅指物質方面的收益和成本。
在現實中，由于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效用偏好結構，所以，每個人對忙與閑的選擇點是不同的。另外，一個人在一生中，其效用偏好結構也是在不斷改變的；所以同一個人在一生的不同階段，對忙與閑也會有不同的選擇。
目前，中國人忙是一種客觀現實。
從經濟學角度看，造成中國人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人口多是一個原因。人是生產力要素系統中的一個獨立要素。在生產力要素系統中，如果某一要素的數量增大，其收益一般會遞減。在供給和需求雙方的自由競爭中，人口數量的增加將使人力要素的收益分配遞減。所以，中國人的低工資也與人口多有一定關系。而在低工資和低收益的條件下，人們要增加收益總量，只能靠更多的勞動投入。
貧窮也是一個原因。改革開放以來，雖然中國經濟取得了巨大發展，人民收入也有了很大提高，但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仍并不是十分寬裕。根據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在物質匱乏的狀態下，人們會更偏好物質收益，而非精神收益，也就是這時物質收益的邊際效用較大，而精神收益的邊際效用較少。而閑暇和忙碌相比，閑暇帶給人更多的是精神收益，而非物質收益；但忙碌主要增加的是物質收益。另外，改革開放也為中國人提供了更大的行動選擇空間和主動性；而在計劃經濟時代則不然，雖然人們想忙，但缺少更多選擇的機會。所以，一方面，中國人有忙的積極性；另一方面，改革又為這種積極性提供了可能性，并最終使中國人的忙成為實實在在的忙。
社會轉型也是誘發人們忙的一個因素。社會轉型的一個主要特征就是秩序的稀缺。社會轉型會將經濟和政治領域原有的平衡打破，這樣就會引起社會沖突和政治斗爭，引起經濟生活的混亂。而有混亂必缺少秩序。所以，在社會轉型期，秩序的稀缺是一個一般規律，各國的經濟發展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如歐洲國家在18世紀和19世紀用了很長的時間才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市場經濟秩序。秩序稀缺會導致不確定性，為了對付不確定性，人們必然會在有限的時間內采取更為積極主動的行動，以爭取更多的收入用來對付不確定性。目前，中國人的忙也與社會轉型有很大關系。從忙的角度看，社會轉型對人的影響是兩方面的。一方面，使人心累、心忙；另一方面，使人身體累、身忙。
目前，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很不健全，這也是加重中國人忙碌的一個原因。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導致未來不確定性的增大，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只能通過現時更加積極的當前行動和勞動投入，以換取更多收入以對付未來的不確定性。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對中國人忙的影響也是兩方面的。一方面增加了主觀忙；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客觀忙。
貧富差距拉大也會誘致一部分人比平時更忙。對富者而言，窮者是富者的鏡子，窮者的存在使富者更有了危機意識，而危機意識是誘致忙的一個潛在變量。當然，這種潛在變量能否變為現實行動，也與富人的個人偏好有關。在現實生活中，富人的行動選擇總是多元的；因為影響富人的變量是多元的。對窮者而言，富人的存在對他們既是壓力，也是動力。一般而言，窮者會采取比以前更為積極的行動來增加收入。當然也有例為。如有些貧困地區的人，雖然人很窮，但未必人就變得很忙，甚至有些人偏懶。這里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與這些地方的封閉有一定關系。封閉使這些人看不到外面世界的精彩，從而減少了忙的動力和壓力。另一方面，也與這些地方惡劣的自然條件有關。因為在嚴酷的自然環境下，人們忙的收益是很低的。一般而言，忙與閑是兩種替代產品。人們選擇忙，還是選擇閑，取決于二者帶給人的效用水平的比較。所以，在忙的收益水平很低的情況下，一部分人選擇閑暇也是一種經濟均衡。假如忙的收益水平提高，懶漢也會變忙。有很多從貧困地區走出去的人，其行動就是例證。
目前，中國一些地方政府官員的瞎指揮，也導致一部分中國人瞎忙。如一些不切實際的政績工程和形象工程，既浪費了財力，也浪費了人力和時間，得不償失，對社會造成很大損失。
另外，一些單位管理中的不規范也導致一部分人瞎忙。如一些高校的科研獎勵政策，只重數量，不重質量，只看名，不看實，導致很多教師瞎忙；對社會產生不了任何收益，相反，對學術卻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還有，一些改革措施的不穩定、朝令夕改也使一部分中國人增加了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性，從而也誘致了中國人的忙。
從結果來看，中國人忙的效應是多方面的。
從微觀方面來看，忙的效應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精神方面；一個是物質方面。
精神方面的收益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忙滿足了個人偏好。從歷史上看，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是在忙碌中度過一生的。長期的忙碌將使忙碌本身習慣化和潛意識化，并滲透到民族的性格之中。對于一個人而言，忙碌本身也具有一種慣性，長期的忙碌將使忙本身構成一個人偏好的組成部分。人們常說，忙慣了就不習慣閑，反映的就是這種情況。另外一方面，忙也減少了精神空虛。忙減少了未來不確定性所帶給人的恐懼和痛苦，從而也使生活更充實和更有意義。
精神方面的成本主要有：忙本身是對人性的壓抑。人的本質是追求閑，而不是忙。馬克思說：“自由王國只是在由必需的和外在的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講，它存在于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頁）亞里士多德說：一切事物都是圍繞著一個樞紐在旋轉，這個樞紐就是閑暇。在閑暇中，人才能真正體會存在的本質。所以，一方面，我忙故我在；另一方面，我閑故我真正在。
物質收益主要是指增加了個人收入。這多年中國人收入水平的極大提高，一方面應歸功于制度創新；另一方面，也是中國人忙的結果。
從宏觀方面來看，收益主要表現在GDP增加方面。這些年中國持續的經濟高增長，一方面源于改革開放；另一方面，也源于中國人的勤勞和忙碌。忙的宏觀成本是：忙并不能保證財富的分配一定合理；忙很可能導致宏觀低效率。導致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存在某些制度約束。如高投入、低產出就是這種情況。再如有的學者研究后認為，中國人勤勞而不致富，這里深層次原因也與某些制度約束有關。所以，在制度存在約束的條件下，忙有可能只表現為瞎忙；并且有些人在忙著，有些人卻閑著并享受著忙的成果。
從發展的角度看，理想社會應實現忙與閑的有機統一。忙與閑的分離是社會不均衡的表現。
在奴隸社會，忙與閑的對立是赤裸裸的。一方面，奴隸主有太多閑暇的選擇度；另一方面，奴隸卻沒有任何閑暇的選擇，并且奴隸的忙表現為一種非人的忙。馬克思說，在奴隸社會，奴隸的全部時間就象牲畜的的全部時間一樣都屬于奴隸主。
在封建社會，忙與閑的對立是建立在等級特權制度基礎上的。當然，封建社會忙與閑的對立與奴隸社會相比，有了一定程度的緩和。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寫道：“徭役制度下的剩余勞動具有獨立的、可以感覺到的形式。”“例如瓦拉幾亞的農民為維持自身生活所完成的必要勞動和他為領主所完成的剩余勞動在空間上是分開的。他在自己的領地里完成必要勞動，在主人的領地里完成剩余勞動。所以，這兩部分勞動時間是各自獨立的。在徭役勞動中，剩余勞動和必要勞動截然分開。”“領主的貪欲則較簡單的表現為追求徭役的天數。”
在資本主義社會，忙與閑對立的根源是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恩格斯說：“由私有制造成的資本與勞動的分裂，不外是與這種分裂相適應的并從這種分裂產生的勞動本身的分裂”（1843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馬克思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說：“不勞動的社會部分的自由時間，是以剩余勞動或過度勞動為基礎的，是以勞動的那部分人的剩余勞動時間為基礎的；一方的自由發展是以工人必須把他們的全部時間，從而他們發展的空間完全用于生產一定的使用價值為基礎；一方的人的能力的發展是以另一方的發展受到限制為基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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