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外語經濟學與語言經濟學比較研究
一、引言
從20世紀初開始，伴隨著近代工業革命的進步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各學科的思想家對自己研究領域的問題的思考不斷推向深入，人們開始覺察到語言的束縛以及所用語言的困惑，因而自然而然地從各個學科和各個領域的不同研究視角同時發現了語言問題。最早開啟“語言轉向”的是在哲學領域和語言學領域，例如奧地利哲學家弗雷格，他從研究邏輯和數學中開始關注并思考語言問題；哲學家維特根斯坦從對世界的本體論的邏輯思考逐步轉向到了對日常語言的反思；語言哲學家奧斯汀等進一步推進語言轉向并使其成了當代哲學中最蓬勃興盛的一維“研究向量”；哲學家海德格爾從自己的哲學思考視角把對語言的反思回歸到了哲學的本體論詮釋。于是在近代和當代誕生了諸如索緒爾、布龍菲爾德、薩丕爾、喬姆斯基和韓禮德等國際語言學界的思想大師。然而，在經濟學領域里，經濟學家卻似乎很少注重經濟學分析中的語言問題，直到20世紀末，博弈論經濟學大師魯賓斯坦才提出了語言的經濟學分析和博弈論經濟學的語言問題。后來，在經濟學研究領域，人們把“語言轉向”看成是經濟學作為分析人類經濟和社會行為及其后果的一門學問之本質的自然延伸以及其理論向深層推進的一個自然結果，同時，這也為語言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哲學和社會科學背景和哲學方法論支撐。
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引領各學科進行深層次研究。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圍繞著語言研究，一方面是語言學研究出現了一些分支，另一方面是應用語言學也出現了很多分支，這兩項研究在不斷取得新的學術成果的同時，也面臨諸多挑戰，尤其是后者。因為，如果說語言學研究僅僅依靠其內部因素就能夠使得以研究自身并取得一定成果的話，那么應用語言學研究則需要借助其外部因素，借助其他學科才能夠得以存在并得以研究其自身。因此，應用語言學的研究涉足了很多其他學科或領域，然而卻沒有涉足經濟學科，也沒有一個分支直接或間接地涉足經濟領域。不論是語言學還是應用語言學，它們給人們的感覺都是語言研究、語言學研究和應用語言學研究，統統與經濟以及經濟學毫不相關。直到20世紀60年代，在“語言轉向”的哲學和社會科學背景下和在哲學方法論支撐下，世界上才開始有學者提出并研究語言與其他學科相互交叉的學問。
提起“語言經濟學”，無論是從事經濟學研究的學者還是從事語言學研究的學者都有所關注乃至有所研究；而“外語經濟學”則鮮為人知，更有甚者把“外語經濟學”看成是“語言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出現這樣一種看法主要是基于以下三個原因：一是“語言經濟學”已經早已成為國內外專家學者一直關注和研究的對象，并且已經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二是“外語經濟學”幾年前才提出來，是土生土長的，國外幾乎沒有關注并研究，自然對國內沒有產生影響；三是外語與語言有著“千絲萬縷” 的聯系，人們自然會把外語納入語言的范疇。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講，人們經常提及的“語言”通常是索緒爾的“語言”。他認為，在各種具體的語言之上，還存在著一個人類的具有普遍性的“語言”，這就是“普通語言”。上述有關語言的定義都是“普通語言”的定義，也可以說是抽象語言的定義。語言學研究，作為一種有關語言理論的系統研究，是建立在普通語言或抽象語言的基礎之上。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群體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語言，索緒爾從學術上稱為“具體語言”。對一個民族而言，“具體語言”也可以稱之為“母語”。而“外語”則正是相對于“母語”的語言。所以，索緒爾所指的“語言”不是我們所說的“外語”，我們所指的“外語”也不完全是索緒爾所提出的“具體語言”。
上述可以歸納出一個結論： “外語經濟學”不是“語言經濟學”，它們彼此具有相關性，但又是互不隸屬的兩個交叉學科。
二、外語經濟學及其研究范式
（一）外語經濟學研究現狀
外語經濟學的提出及其研究起步很晚，始于21世紀初，而在我國尚未引起語言學界和經濟學界的關注。 國內學者較早地提出了“外語經濟”和“外語經濟學”的概念并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張德富，2004；2005；2009；2010），初步分析了外語經濟學形成的背景和研究了與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特別是與語言經濟學等等的關系與區別，進而較為明確提出了外語經濟學的學術概念、研究意義、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前景。其主要觀點：“我們假定把外語看成是經濟因素，那么外語經濟學便是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這里所說的外語既不是語言學研究定義的‘普通語言’，也不是其‘具體語言’，而是由外語+外語人+外語人語言行為三者構成的有機整體。它不是平面的，而是立體的；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不是外在的，而是內在的；不是外加的，而是固有的。在涉外經濟框架下，外語作為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它的本質不是語言的，而是經濟的，存在于內而非游離之外的因素，貫穿于涉外經濟的始終，也貫穿于具體的對外貿易的始終。由外語+外語人+外語人語言行為構成了一個嚴密的、封閉的和獨立的系統，在其內部消除語言固有差異、避免新生差異、優化價值取向、合理配置資源，保證涉外經濟的良好運行和發展；而在其外部，有自然接口或界面，與語言環境、社會環境、政策環境、業務環境、人員環境相連接，同時也與外語教育、母語地位密切相關。”對外語經濟學內涵的界定不僅從分析、研究層面上提出了一個較為準確和科學的學術概念，而且為全面、系統研究外語經濟學奠定了基礎。
（二）外語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
從上面的定義使我們能夠知道，“外語+外語人+外語人語言行為”是涉外經濟活動中外語因素的總和。外語是兩個不講同一種語言的個體之間或民族之間乃至國家之間交流或交易的橋梁，如同在一條江河之上架起一座橋梁使得兩岸居民能夠進行交往一樣，使得他們具備彼此間進行交流或交易的基本條件。沒有這個基本條件，兩個不講同一種語言的個體之間或民族之間乃至國家之間的交流或交易則無法進行。外語在涉外經濟活動中作為一個因素更像是汽車的發動機、飛機的引擎，汽車沒有發動機不可能行駛，飛機沒有引擎不可能飛行，涉外經濟沒有外語就無法運行和發展；而保證外語這個“發動機”或“引擎”在涉外經濟活動中的運行速度和質量，一方面是外語人的本質，另一方面是外語人的言語行為。外語是涉外經濟活動中的自利經濟行為者，它有能力和理性對效益和價值形成理性的最佳化預期。事實上，一方面外語人的言語行為一直受到無形的內在制約，另一方面人類的任何個體或任何民族由于受人類本能行為的反制和受自己民族種種約束的內在制約，人類因此不能也缺乏完全理性。正因如此，表面上的語言問題導致實質上的經濟問題。這樣，我們圍繞外語經濟學研究，暫且將其分析研究初步假設為以下四大命題：
1.一種語言互換成另一種語言是一種勞動。在涉外事務及活動中始終存在并活躍著一支預先經過專門學習或訓練掌握并使用某一門或某幾門外國語言的外語人（不管是專職的，還是兼職的），通過他們口頭的語言互換或書面的語言互換使個體與個體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得以進行交往、交易。所以，語言與語言之間的互換是一種勞動，也是一個過程。這種勞動的目的在于為雙方架起一座能夠共同認可和共同理解的語言橋梁。沒有這種勞動及其過程涉外經濟活動就無法進行。然而，問題是這種勞動必然會使交易一方或雙方要付出代價：一是增加外語人的福利待遇，二是提高交易費用，三是加大交易成本，四是交易時間也會增加一倍甚至更多。人們之所以寧愿付出代價，是因為在這個勞動過程中交易的任何一方都有語言與語言之間互換實現與母語等值或接近等值的預期，以此來進行并實現交易。可事實上，由于以下兩個基本原因，人們很難實現語言與語言之間互換實現與母語等值或接近等值的預期：第一個原因，任何一個民族的語言都以自己的形式而存在，任何一門外語與母語相比之間無疑在詞匯、語言特征以及語法結構等形式上有所不同，這說明語言與語言之間存在先天性差異；第二個原因，任何一門語言都是伴隨著一個民族的起源、進化和發展而產生、演變和發展的，一個民族的語言始終是適應自己民族的發展和需求。一個民族的語言在人類社會中生成、存在并發展的過程中，由于其歷史原因、所處地理位置、客觀條件、人口數量、周邊環境以及內部秩序機制等多種因素的影響，除了承載著人類共同的“東西”之外，同時承載著在各種社會活動和市場交易中會產生并逐步形成的有別于其他民族的道德的、法律的、信仰的規范和制度的、組織的、習俗的社會機制以及市場秩序的、商業慣例的、制度規則的經濟制序以及不同的理性、思維、人生觀、道德、公平、正義和價值取向等約束（以下簡稱約束）。這些約束都蘊含在自己民族語言之中并且通過言語活動為其存在和進化，反過來又借助其語言進行各自界定，進行各自表述，進行各自約束。一個民族的語言已經成為自己民族生存、交易和發展的特有媒介和主要維度。但是，這些都蘊含在自己民族語言之中并且通過言語行為為其存在和進化的約束往往都是非透明的和無形的。對自己民族的語言是這樣，對另一個以及對其他所有民族的語言也是如此。因此，在涉外經濟運行過程中，對于語言與語言之間的互換，處理了形式和體系問題只是總體問題當中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是處理相關民族語言中蘊含的與自己民族語言所不同的約束。因為“在任何語言中，人們交談時所用的詞語的語義都非常靈活且有時會超出說出的.話的字面或話語意義，甚至意義完全相反”，貌似相等的形式存在的差異，實質導致在討論、研究、描述以及理論再現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生活方式的形成、類型、結構、演化和變遷以及社會生活秩序機制等內涵方面更存在著巨大差異。這兩個基本原因將導致我們自然需要研究外語，即研究語言本身。但是，這種研究是一種從就語言為語言而研究語言的語言學研究思路中剝離出來的語言研究，既包括外語在涉外經濟領域里的應用特點及其規律研究，更包括外語與母語各自不同的語言構成形式和語言構成體系之間的先天差異。同時，這種研究還在于如何避免外語與母語在互換過程中或然出現的新生差異。
由于客觀上存在母語與外語之間的先天性差異以及母語與外語之間互換抑或出現的新生差異，導致在涉外活動中會經常發生有形或無形的碰撞和沖突，進而不是間接地而是直接地影響涉外活動。所以，這種勞動表面上是一種語言互換，實質上是消除先天差異和避免新生差異，從而使語言與語言接近或盡可能實現等值或接近等值。
2.一種語言互換成另一種語言受外語人本質的驅使或反制。外語人的本質也就是人的本質，它在一種語言互換成另一種語言過程中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民族性，人類本能和理性。
第一個方面是人類民族性。索緒爾認為，語言與心理有關聯，語言是一種心理現象，語言的符號系統是一個民族集體心里的表征；語言與人種有關聯，語言的歷史和民族的歷史或文明史“彼此融合，相輔相成”，“在很大程度上，是語言創造了民族”；語言與地理有關聯，“最為突出的是語言的多樣性，即國家與國家之間，甚至地區與地區之間顯而易見的語言差異”。一個民族的個體或群體對自己民族的語言，具有某種先天的適應“基因”，在特有的語言環境下比較容易學會和掌握語言本身以及其內涵和外延，尤其能夠自然熟悉語言所承載的其大腦存在一種與生俱來的自己民族的語言能力，而且其外在語言媒介能夠自然與大腦的自己民族語言能力“天然地融為一體”，與此同時在自己民族語言的根本性的作用下在頭腦中形成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理性、思維定式、人生觀、道德、公平、正義和價值取向。
第二個方面是人類本能。目前恐怕人們還不能從語言學或經濟學角度對人類的本能進行解釋，但完全可以從認知學、腦生理學、行為心理學等其他學科找到相關解釋。人類對利益追求的本能一是靠直感指引，二是憑信心決斷，三是無限貪婪。從原始角度來看，人類的本能需要催生語言，語言在某種程度上又激發人類的本能需要，而且人類在一直想方設法滿足自己的本能需要。因此，人類的個體或群體的一切經濟活動都是一種利益的追求，這種利益的追求是永無止境的，而且都在竭盡全力自動追求這種利益。所以，在涉外經濟活動中，交易任何一方都會從人類本能角度出發自然而然地追求和維護自己一方的利益。在這一點上，語言似乎與人類本能具有某種“自然性”、“意識性”和“回應性”，但人類受到客觀條件的諸多限制，不斷且長期得到進化，加之受到不斷進化的文化的強烈塑造，與環境積極互動并對人類本能形成自然反制。
第三個方面是人類理性。亞當斯密早就明確指出，人的交易是需要語言的，“從來沒有一個人看到一只狗與另一只狗進行公平的、有意識的骨頭交易”。這一論斷告訴人們，狗與狗之間不能交易除了因為沒有語言，再有就是它們沒有理性。人類與動物的不同恰恰表現在兩點上。按照索緒爾的理論，在一種語言形成、發展、完善的過程中，語言自然而言地蘊含著自己民族的逐步形成的規范、社會機制和經濟制序等幾乎所有的約束以及所承載的自己民族的文化以及信息；而語言不僅影響甚至造就這個民族。因此，無論是這個民族的個體還是群體，其語言必然彰顯業已形成的規范、社會機制和經濟制序等幾乎所有的約束以及其承載的本民族的文化，語言必然或隱或現反映這個民族的理性以及與此相關的思維、人生觀、道德、公平、正義和價值取向。一個民族有自己的理性，而另一個民族同樣有其自己的理性。此理性與彼理性從人類共性角度來看是相同的，但實質并不相同。一個民族的理性不能體現或不能完全體現在自己語言上，或者說一個民族的語言是其理性的載體但不能有形地體現其理性。在利益面前，交易雙方以及外語人都會一方面受到人類共同理性的抑制，另一方面又都會受到其自己民族理性的強烈沖擊，因為人類不可能也沒有足夠的能力做到理想的完全理性。
在涉外活動中，將一種語言互換成另一種語言必然會出現如下問題：一是用自己民族的思維方式還是用另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來對語言進行互換？因為思維方式決定語言表達順序和表達方式。二是在追求和維護利益時會出現文化和基本理念碰撞，如何從人類的共性和從民族的個性兩個角度實現雙方均可接受的理性、公平和正義？三是在了解并掌握交易一方民族的思維定式、人生觀念以及價值取向的同時，如何把握好自己民族的思維定式、人生觀念以及價值取向的分寸和尺度？在一般情況下外語人不是受到自己民族本質的驅使或人類本質的反制就是受到另外一個民族本質的驅使或人類本質的反制，所以往往會有意或無意地推動或制約自己的言語行為。
人們甚至在尚未出生就具有適應自己民族語言的某種“基因”，在其特有環境條件下比較容易學會和掌握自己民族語言及其內涵和外延，并且自然而言地受到自己民族語言所承載的在各種社會活動和市場交易中會產生并逐步形成的規范、社會機制以及經濟制序的約束。同時，在內心世界里逐步形成了與這些約束相適應的理性、思維、人生觀、道德、公平、正義和價值取向。當出現了與這些約束相違背的“外侵”，即出現了外部約束時，人們自然會從心底里發出抵制的信號，這時人們的理性、思維、人生觀、道德、公平、正義和價值取向就開始發揮作用來本能地維護自己民族的種種約束。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是人類的共有本質還是一個民族特有本質都是以一種無形的形式體現在一個民族的語言之中，但在利益面前會拋開人類的共有本質左右自己的言語行為維護自己民族的利益。
總之，一種語言具有民族色彩，外語人具有民族特征。在利益面前，相關雙方會自然暴露自己民族的特有本能，可同時又受到人類理性的反制。但所有這些都應該而且又只能從語言中找到答案。
3.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受外語人言語行為的推動或制約。任何一個民族的語言是伴隨著該民族的起源、進化和發展而產生、演變和發展的。就總體而言，語言一直是適應著人類的。人類之所以能夠區別于一般動物成為人類，人類之所以能夠構成人類的社會，人類之所以能夠有規范人類行為的約束，就是因為具有語言并且使用語言。所以，我們可以認為，一種語言與自己民族同在，外語人與言語行為同在。外語人實施言語行為必然具有有意識或無意識的目的。無意識目的的言語行為常常受到人類本質的自然推動，而有意識目的的言語行為在一般情況下受到兩個條件的制約。第一個條件，外語人的言語行為受其本質的驅使，即以承載著在各種社會活動和市場交易中會產生并逐步形成的有別于其他民族的道德的、法律的、信仰的規范和制度的、組織的、習俗的社會機制以及市場秩序的、商業慣例的、制度規則的經濟制序以及不同的理性、思維、人生觀、道德、公平、正義和價值取向等約束極力維護其自己民族的利益，但與此同時又受到客觀環境以及對方民族的種種約束的反制。第二個條件，外語受自身言語行為能力的直接影響，這種直接影響表現為：一是在一種語言互換成另一種語言時消除固有差異的程度；二是一種語言互換成另一種語言時避免產生新生差異的程度；三是一種語言互換成另一種語言時消解文化差異的程度；四是一種語言互換成另一種語言時減少周圍語言環境影響的程度；五是一種語言互換成另一種語言時使用肢體語言的程度等等。
在這兩個條件的制約下，如何使一種語言互換成另一種語言的速度實現最佳化將是一直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因為，即便懂母語也懂外語也未必能夠實現交易或合理的交易，因為即使外語人所擁有的本民族語言很豐富，如果他所掌握的外語相關信息是有限的，那么，他所擁有的本民族語言也不會比外語相關信息更豐富；而且，即使他所擁有的本民族語言很豐富，如果他所掌握的外語相關信息也同樣豐富，那么，他所使用的本民族語言也未見得與外語相關信息一樣豐富；最后，即使他所擁有的本民族語言不很豐富，如果他所掌握的外語相關信息是豐富的，那么，他所使用的本民族語言未必沒有外語相關信息豐富。由于語言的不同、其承載的文化不同以及承載的信息的不同，再加上語言無法顯現的理性、思維、人生觀、道德、公平、正義和價值取向等等因素，母語與外語只有在兩種語言“完全” 相同時，一個詞才對應一個詞、一句話才對應一句話、一個語段才對應一個語段。不然的話，一個詞與一個詞、一句話與一句話、一個語段與一個語段的內涵與外延等就永遠不會像一個天平上兩邊質量完全相等的兩個砝碼。
4.外語資源配置直接影響外語因素的經濟特性。長期以來，人們始終把對語言的認識停留在索緒爾的“語言”和“具體語言”的概念上面，外語一直受語言概念的影響和人為扭曲。所以，外語在涉外活動中，一方面被看成是單純的語言；另一方面被充分涵蓋在整個涉外活動過程中，其重要性和價值就自然被沖淡或回避掉了。當我們站在經濟學研究的角度，把外語從就語言為語言而研究語言的語言學中剝離出來，放在涉外經濟活動中重新觀察時，我們看到外語是一種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這樣，也就出現了資源及其配置問題。對于資源配置，并不是因為稀缺才有資源配置問題，即便豐富也同樣存在資源配置問題。外語資源配置本身的意義在于使其經濟特性更具科學合理，在于其經濟效益最大化。
三、語言經濟學及其研究范式
（一）語言經濟學的研究現狀
“語言經濟學是一門以跨語言學、經濟學為主，同時涉及多種學科門類的新興邊緣交叉學科。它把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應用到存在語言變量的研究中，同時也研究語言與傳統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等”（劉國輝、張衛國,2010）。經濟學家Grin Francois 給語言經濟學下過這樣的定義：“語言經濟學屬于理論經濟學的范式，它把經濟學通常的概念和手段應用到研究存在語言變量的關系上，尤其（但不是僅僅）對那些經濟變量傳統上也起作用的關系感興趣”。后來，他在1996年又指出：“下此定義是基于這樣一個原則，即經濟學的特點不在于它研究的話題，而在于研究那些話題采用的方法。從這個意義上說，把經濟學的論證推理方法應用到語言問題上就成為語言經濟學的一部分”。 在國內，對語言經濟學的關注和研究相對較晚，目前對此進行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提出了語言經濟學的三大命題，即語言是一種人力資本、語言是一種公共產品、語言是一種制度，比較全面地揭示了語言經濟學所要研究的主要問題。
（二）語言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
山東大學張衛國博士從人力資本、公共產品和制度的角度分析論證了語言的經濟性質，提出了語言經濟學的三個命題，可以作為國內有代表性的語言經濟學分析框架。
1.語言是一種人力資本，即體現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產知識的存量，是資本的一種形態。界定人力資本投資的范圍和內容，關鍵要看該投資是否能提高人力資源的質量，進而給個人、企業或社會帶來收益。在一定意義上講，語言可以被看作是一種人力資本。因為語言知識基本上是知識資本的積累，學習一種或多種語言所花費的費用以及時間是對人力資本特殊形式的投資。
2.語言是公共產品。從消費的角度看，語言同樣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在一個語言群體中，特別是一個語言異質性的國家或地區，語言的使用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對公共產品的消費，因為語言傳播而產生的收益主要來源之一是語言群體邊界的溢出收益。這表現在：語言的傳播可以增強貿易往來、知識共享以及推動大多數經濟與社會相關活動的組織、協調及管理，尤其能降低不同語言群體相鄰或交界地區的信息處理與交流、勞動力流動的成本以及不同語言人群中共享的成本。就像天氣預報和大眾傳媒一樣，雙語或多語的潛在收益一旦遇到合適的條件，就會被國家或地區其他人群所分享，并且每一個消費者的消費都不影響其他消費者的消費數量和質量，也不能排除其他消費者的消費。因此，一個國家或區域內，語言是一種公共產品。
3.語言是一種制度。人類表達思維的方式總是按一定規則來進行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規則就是語言。作為一種符號系統，語言本身是一種制度，更是一種“社會制度”，因為它具有規范人們言說表達的功能，但它又不同于其他的社會制度。語言是一種基礎的社會制度，一切人類制度基本上是通過語言文字所記載或通過言說所表達的，可以說，語言既是一種特殊的社會制度，又是人類其他制度的信息承載物。有了語言這種制度作為基礎，人類社會中其他的習俗、慣例、規范和法律等制度才有可能更好地發揮作用。因此，從經濟學的角度看，語言是一種“元”制度，或者說，語言是制度中的制度。語言作為制度并不是指語言的立法制度，而是把語言本身同其他制度同等對待，分兩種情況：一是指不同語言作為不同的制度，其效率是不同的；二是指同一種語言在發生（制度）變遷的前后，效率也是不同的。
雖然這個基本分析框架在學術上還沒有一個一致的認同，但至少把分析框架提出來了，為我們進一步進行更深層面的分析研究奠定了基礎、提供了分析平臺。
（三）語言經濟學研究的局限性
語言經濟學研究起步較晚，始于20世紀60年代中期。直到目前，有關這一研究基本上比較零散，多半屬于描述性的研究而沒有上升到系統的理論研究，可以說其研究尚未成型，還沒有形成一個被學者們公認的定義，其研究的嚴謹性、科學性、系統性都有待于進一步商榷。從研究的脈絡及其成果來看，學者們始終是圍繞著語言而展開研究的，這些研究基本上還是泛泛的抽象研究，他們把語言經濟學中的“語言”要么看成是索緒爾的超凡“語言”、要么看成是索緒爾的“具體語言”，基本上沒有落實在某一具體的經濟領域。魯賓斯坦在《經濟學與語言》一書中，圍繞語言與經濟或經濟與語言之間的關系，分析研究了“經濟學與語言”，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研究經濟學，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研究語言，從而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形成了兩個學術概念：“語言經濟學”和“經濟語言學”。但就其總體而言，所有研究都是從語言本身、基于語言本身、為語言本身，即便是人力資本理論和教育經濟學結合起來研究也還是沒有脫離現代語言學之父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這部“圣經”，這也是語言經濟學和經濟語言學兩項分析研究至今在國內外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的重要原因或直接原因。
四、結語
外語經濟學研究不關注對語言本身的單純研究，也不關注索緒爾超凡“語言”以及“具體語言” 的經濟特性，同樣也不關注學習一門或幾門外語所進行的投資、與此相關的收入和福利、短期利益以及長期利益；而是關注在涉外活動中外語互換成母語或母語互換成外語過程中消除語言的先天差異和避免在語言互換過程中產生新生差異，關注決定語言互換質量的外語人本質，關注決定語言互換速度的外語人言語行為，關注外語資源的科學配置；運用經濟學的方法和工具分析研究在涉外活動中把由外語+外語人+外語人語言行為三者之和作為一個不可或缺的存在于內而非游離之外的因素的經濟特性，從而確定這一因素對涉外經濟的價值、效用、費用和收益。而語言經濟學研究關注的是語言本身，以語言是一種人力資本、一種公共產品、一種制度為分析研究的核心，運用經濟學的方法和工具就語言為語言來分析研究索緒爾所提出的超凡“語言”或“具體語言”的經濟特性，即價值、效用、費用和收益，始終沒有脫離語言本身，所以它是一種純粹的理論研究，實質上仍然屬于語言學研究的范疇。
語言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媒介，可惜人類并不使用同一種語言，在我國的各個領域里尤其是涉外經濟領域里，我們的母語—漢語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不可能也無法取代外語。因此相對于母語而言，外語的存在和使用就是必然的和客觀的，所以我們不得不研究外語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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