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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自主創新的理論、國際經驗和模型構建論文
[內容提要] 自主創新是一個國家經濟社會不斷取得進步的動力之一，世界各國都將其作為一項國家戰略任務加以實施，我國也不例外。近期我國政府明確提出“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中心環節”的重大決策，表明自主創新已被提升到戰略地位。基于自主創新的重要性，本文著重探討了自主創新的理論源泉、國際經驗，并從中加以提煉，構建出自主創新的理論模型。
[關鍵詞] 自主創新，國際經驗，理論模型
自主創新是民族振興、社會進步的基石。最近，我國政府將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國家戰略，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位置，明確提出“必須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調整產業結構、轉變增長方式的中心環節”。《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也明確提出，“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是我國未來科技發展的指導方針。既然自主創新如此重要，那么自主創新的理論依據為何?從自主創新的國際經驗中能獲得哪些啟示?能否構造一個自主創新的理論模型?這一系列問題本文將給予有益的探討。
自主創新的理論探討
1.自主創新的理論溯源
談及創新理論不得不提及美籍經濟學家熊彼特，在其著作《經濟發展理論》中，熊彼特首次提出了創新概念，隨后又在《經濟周期》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中對創新理論進行了完善。他認為創新是一個經濟概念，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把一種從未有過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概括為以下五個方面，即：①引進新產品；②創造新的生產方法；③開辟新的市場；④控制新原材料和半成品的供應來源；⑤實現新的企業組織形式。資本市場的有效運作是創新的必備條件，而企業家精神是創新的靈魂。熊彼特不僅注意到技術創新，還注意到了制度創新。
20世紀五六十年代資本主義經濟的高速增長使經濟學家對技術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產生了興趣，形成了技術創新理論的三個流派：
一是以經濟學家索洛、阿羅為代表的技術創新新古典學派。運用新古典生產函數原理和數學技巧，表明經濟增長率取決于資本和勞動的增長率、資本和勞動的產出彈性，以及隨時間變化的技術創新。由于資本和勞動的產出彈性是有限的，所以增加資本、勞動的投入量不是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核心要素，而技術創新才是經濟增長的核心源泉。
二是以曼斯菲爾德、卡曼為代表的技術創新新熊彼特學派。曼斯菲爾德研究了在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下，新技術在部門內的推廣過程。卡曼和施瓦茨認為決定技術創新的因素主要有三：一是競爭程度。競爭引起創新的必要性，并決定創新的強度，通過技術創新，企業可以獲得比其他競爭者更多的利潤。二是企業規模。企業規模越大，企業的創新能力越強，通過創新開拓的市場也越大。三是壟斷程度。某個或某些企業對某類市場的壟斷程度越高，對市場控制越強，則創新越不易被模仿，從而同一創新發揮效力的時間也越長。
三是以弗里曼和納爾遜為代表的國家創新系統學派。英國學者弗里曼20世紀80年代在考察日本時發現，日本的創新活動無處不在，創新者包括工人、管理者、政府等。由此，弗里曼在《技術和經濟運行：來自日本的經驗》一書中提出國家創新系統理論。認為創新不僅僅是企業家的功勞，而是由國家創新系統推動的。認為國家創新系統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即前者包括國民經濟中所涉及引入和擴散新產品、新過程和新系統的所有機構，而后者則是與創新活動直接相關的機構。納爾遜則是以美國為案例，分析國家支持技術進步的一般制度結構。他歸納出的美國國家創新系統的經驗是，國家的研發經費主要用于國防科研，政府對創新的直接投入很少，美國的高科技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角。國家創新體系是通過其相互作用決定某國企業創新活動的一級機構。
除了技術創新學派外，創新研究還產生了制度創新學派。制度創新論以兩個流派為其代表：一是以加爾布雷斯、繆爾達爾、海爾布倫納等人為代表的新制度學派。該派對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弊端進行了有力批判，認為只有對現存的制度進行變革才能促進創新，但是該派沒有形成一套邏輯嚴謹的理論體系，從而不為正統經濟學者所推崇，在學界影響有限。二是以科斯、諾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該派以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研究制度。他們認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制度是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制度安排將影響資源配置的效率；經濟增長的源泉并非是技術進步和創新，而是有效的制度供給。
國外學者的創新理論研究揭示了創新特別是技術和制度創新的形成機理以及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特別是國家創新理論體系的提出，使人們充分意識到創新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的戰略性地位。但是，由于制度和時代的約束，這些理論研究存在著不可避免的缺陷：過于強調創新的作用，忽視了其他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背景，對經濟轉軌條件下創新的生成和運作機理沒有深入研究；沒有深入研究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的趨勢對創新生成和運作機理的影響；沒有構建一個完整的自主創新理論模型等等。
隨著我國經濟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學者在對西方創新理論消化、吸收的基礎上相繼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萬君康全面剖析了自主創新和技術引進的關聯性、差異性，提出產業技術創新的三種戰略模式：領先型、緊跟型、模仿型。李思一以韓國和巴西為案例，研究了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過程中如何處理好技術引進和自主創新的關系。張景安從理論上探討了建立區域自主創新體系對地區競爭力和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意義。周振華分析了自主創新與經濟增長方式的內在聯系，認為自主創新通過改變經濟增長的驅動力、生產的可能性空間、弱化經濟周期，從而促使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王一鳴則研究了導致我國企業創新能力薄弱的內外制約因素。此外，還有不少學者就技術引進與自主創新的關系、技術創新的理論和實踐等方面做了不少研究。
我國學者對自主創新的研究成果體現在：對我國自主創新能力薄弱的宏、微觀原因做了詳細分析，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建議；對國外自主創新的理論及經驗，進行了分析和總結，歸納出不少值得借鑒的經驗和思想；對技術引進和自主創新的關系展開了深入的探討，澄清了現階段自主創新所應有的地位；探索了區域創新體系的建設路徑，國家創新體系的模式選擇。從整體上看，我國學者的研究主要以理論的應用為主，對自主創新的理論提煉不夠，至少目前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自主創新理論體系。
2.自主創新內涵的科學界定
自主創新的理論溯源告訴我們，自主創新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那么究竟何謂自主創新?在對自主創新內涵科學界定之前，有必要對一些認識問題進行澄清：
(1)不能把自主創新的主體僅僅歸結為企業，事實表明政府、高校、科研機構也是創新主體之一，自主創新的主體是多元化的，這是由一些創新對象的經濟特性所決定的。如基礎科學創新，基礎科學具有公共產品性質，投入巨大但收益卻有極強的外部性，此時，政府對基礎科學的投入顯得尤為必要。當然，在多元化的主體中，企業應當處于核心地位，畢竟企業為追求創新收益而進行的各項創新活動，占據著主導地位。
(2)自主創新的對象也呈多元化狀態，不僅有技術、制度的創新，還有管理、組織、思想等一系列能創造收益的創新，衡量的標準在于能否直接、間接為創新主體帶來收益。
(3)自主創新能否成為一種持續性行為，取決于其是否具備開放性特征。自主并不意味著對外部創新成果的拒絕，并不意味著“單干”，否則所謂的自主創新將是一種不可持續的活動；相反，恰當
的借鑒、合作對創新活動具有強力的推動作用。
由此，本文認為自主創新實質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以企業為核心的各創新主體出于競爭壓力和追求創新超額收益的雙重動力，開展各類創新活動，創新活動具有開放性特征。
促進自主創新的國際經驗
世界經濟發展歷程表明，自主創新是強國之路，哪個國家的自主創新能力強，在革命性、原創性技術的自主科技開發上領先，哪個國家就能崛起，成為世界強國。美國在20世紀成為世界強國，就在于美國開發了原子能、計算機等一系列科學技術。自主創新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一系列科學的政策、制度措施保障，措施得力將使本國的自主創新能力得以提升，反之，則自主創新能力徘徊不前。下面以德國、芬蘭、韓國和巴西為例來探討自主創新成功、失敗的國際經驗。
1.發達國家自主創新體系建設
德國是當今世界最發達的國家之一。最近，一家世界權威機構在對自然和工程技術科學界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德國科研能力以82%的得票率位居全球第二，德國科技自主創新能力極強的原因在于以下幾方面：
德國的產權制度、專利和知識產權等方面的一系列法律制度保障了創造發明的個人和企業利益，知識產權得到保護能激發人們投身于科學研究。充裕的研究經費和優越的研究條件，從而吸引和凝聚世界優秀創新人才。德國洪堡基金會與聯邦科研部聯合設立兩項科研獎：一項是旨在獎勵國內外頂尖科學家的沃爾夫岡—保爾獎，另一項是獎勵杰出年輕科學家的索菲亞—克瓦雷夫斯卡亞獎。就獎金而言，它們是德國科學史上最高的獎勵，在這種激勵機制下，很多在國外工作的科學工作者紛紛來到德國。
德國的高校體制為科研創新提供了寬松的研究環境。德國的高校一般采取教學與科研統一的辦學原則，因而校內開展了大量高水平的科研活動。在這種機制下，德國高校都會主動到企業找課題和開展面向企業的科研。企業為了自身技術創新和發展的需要，也在國家的支持下在高校建立研究中心、實驗室和提供各種各樣的科研項目及相應的經費。這樣，高校與企業的合作和聯合成為一種必然趨勢。德國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進行宏觀管理并進行鼓勵自主創新的制度構建。
芬蘭并非歐洲大國，但在世界經濟論壇公布的《2005—2006年全球競爭力報告》中，連續第三年當選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芬蘭的自主創新體系成功之處表現為：高比例投資教育和科技研發以及通過科學園為核心的創新基礎設施建設孵化高新技術。
長期以來，芬蘭政府一直重視教育，不斷加大對技術研發的投入，為企業的技術創新創造良好的條件與環境。芬蘭政府每年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僅次于社會福利開支，在國家預算中占第二位。在加強教育投入的同時，政府還進一步加大對科技開發的投入。目前，芬蘭研發投入占GDP的比例已達到3.5%，超過日本和美國，在全球名列第三。在研究創新產品方面，企業只需要出資2／3，政府將資助余下的1／3。在芬蘭自主創新體系的建設中，科學園扮演著重要角色。芬蘭的科學園是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基地和交匯點。芬蘭的科學園全部建設在大學周圍，通過相互參股、項目合作、成果轉讓與引進及進駐等多種方式，與校方實現了內在的有機融合。科學園一般是根據當地大學和科研機構的優勢來確定自己的專業領域，各種項目也圍繞這些優勢領域展開。芬蘭幾乎所有大公司都要在當地科學園中占有一席之地。這加強了科學園和科研機構及當地工業界的聯系，有利于科研成果迅速轉化為新產品和服務。從芬蘭1982年建立第一個科學園開始，目前總共建立了10個科學園，分布在全國10個城市，這10個科學園完成了芬蘭90%的研究工作。科學園不以盈利為主要目的，政府支持特色明顯。科學園為進駐企業提供小部分有償服務和大部分無償服務，最終盡量使收支持平。
2.新興市場國家的自主創新體系構建
韓國在凹世紀60年代還是世界最落后的國家之一，但只用了30多年的時間就走過了歐美國家花費100多年才能實現的工業化的歷程，成為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之一，人均GDP達到10000多美元，其中，科技創新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沒。韓國的自主創新大體經歷了五個階段：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韓國科學技術處于初創時期，國家發展科技的政策主要是加大人才投資，推行各類教育；20世紀70年代針對戰略產業的發展，建立了以國立研究所為主的技術支援體系，主要是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改進；20世紀80年代以后，建成了三類研發機構：理工科大學、國立研究所和大企業研究所，這時強調企業是科技振興的主體，政府對之進行行政指導。進入新世紀，韓國提出，.要通過對創新主體、創新要素、成果擴散、創新系統、社會基礎等5大要素的改革和創新，逐步由對發達國家“模仿、追趕型”的研發模式轉變為“創新型”模式。
巴西也是政府主導型經濟，比亞洲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起步大約早10年。但是，在20世紀 80年代韓國經濟大發展時期，巴西遭受嚴重的經濟混亂。以致到1993年，巴西的人均CDP還只有3 000美元，而韓國已經超過10 000美元。巴西政府根據發展和依賴理論，強調獨立自主的科技發展。其特點為：大學和國立研究機構是科技活動的主要承擔者；政府的研究開發資金占全國研究開發資金的大部分，研究開發成果很難用于產業發展；雖然實施了大型產業技術獨立開發計劃，但由于是跟隨型的，致使開發落后；由于采取了鼓勵引進外國資本，并不限制外資份額的產業政策，國內企業難以獲取外國先進技術；本國企業在適當的進口限制下，沒有強烈的技術發展需求，對研究開發投入很低。由于上述種種失誤，巴西雖然早發展了10年，但由于長期形不成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最終在技術經濟上遠遠落后于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
通過對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自主創新體系建設的國際經驗分析總結可知：①技術落后國家要實現科技快速發展，在于構建一個以市場為主導、以企業為主體的國家創新體系，各創新主體間密切合作，形成自主創新的良性機制。②微觀主體的創新活力，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保障，政府必須根據經濟環境的變化，及時進行制度創新，滿足創新主體的制度需求，但是政府不能代替企業的創新地位。③處于國家創新體系核心地位的是企業，它能否有效地整合企業內部各種資源，并與大學和科研機構合作則是提高其技術創新能力、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關鍵。④處理好技術引進與自主創新的關系，隨著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動態調整兩者間的關系。在經濟發展的低級階段，著重技術引進、消化和吸收，跟蹤模仿創新；
當經濟發展進入中高級階段時，明確自主創新的主導地位，加強基礎研究，是加快本國科技創新的重要方面。
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的理論模型構建
根據上述的理論和經驗分析，本文認為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實質是創新主體在一定的制度環境壓力和激勵下，為獲得創新的超額收益，而進行的一系列的創新活動。創新主體主要有政府、企業、個人、科研及教育機構等，其中企業處于核心地位。不同的制度環境下，創新主體的激勵度強弱有別，從而創新速度、深度和廣度有極大的差別。迄今為止，人類經歷了自然經濟、商品經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等經濟環境，只是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各類創新活動才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進發出來。由此，市場經濟之間成為各國經濟的發展取向，下面著重分析市場經濟環境下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的理論模型。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處于創新活動的核心地位，企業創新活動的質量高低決定著一國或地區自主創新體系構建的成敗。企業進行創新活動有其深刻的動因，即激烈的市場競爭使企業面臨極大的生存和發展壓力。競爭壓力迫使
企業不得不考慮采取創新活動去戰勝競爭對手。然而，創新活動也需要相當的投入，一旦創新失敗將產生巨大的經濟損失，而且創新成果也面臨被無成本或低成本模仿的可能，可見創新活動具有很大的風險性。作為對創新成果先進性和風險性的回報，創新成果必然帶來超額收益。因此，作為理性的創新主體，必然關心創新成果帶來的預期超額收益能否得到保障。保障程度的強弱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企業等創新主體是否進行創新，以及創新活動的規模。
創新成果的保護并不意味著企業能不斷進行高質量的創新活動，它僅僅是促進企業創新活動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企業自身的制度建設對創新活動的激勵程度，從另一方面決定了創新活動的質量高低。建立一套完整的企業內部創新激勵機制是關鍵所在，著重設計一套科學的薪酬激勵體系能有效激發企業研發人員的創新活動，如研發人員可以按一定比例分享創新利潤等。加大企業自身對研發活動的經費投入，從制度安排上予以保障，避免主觀隨意性。注意與科研機構、政府、其他企業等創新主體在創新活動上的戰略聯合，以形成開放性的企業自主創新活動體系。
保護創新主體獲得創新活動中所帶來的預期超額收益，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如產權制度、專利制度以及相應的司法制度等，從而減少創新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強創新主體的激勵。制度安排離不開政府的行為。政府并非一個抽象的概念，實質是統治集團的外在形式，因此，政府也具有經濟人屬性。在是否進行制度供給時，也要考慮其成本和收益。就創新活動而言，政府有很強的制度供給激勵。從微觀方面看，保護創新利益的制度安排能增強微觀主體活力；從宏觀方面看，創新成果的大量涌現能給政府帶來更多的稅收和技術進步，提升國家經濟力、科技力，增強國家競爭優勢。
創新活動的規模和質量還依賴基礎科學的積累。科技發展史表明，幾次科技革命都是建立在基礎科學的重大突破基礎之上。基礎科研具有很強的外部性，私人投資基礎科研難以獲得科研成果的全部收益，而且基礎研究的投入巨大，研究周期很長。因此，基礎研究的私人成本大于私人收益，但其社會收益卻遠大于社會成本，面臨市場失靈的困境。既然市場無法解決基礎研究的投入，政府承擔相應的投入就顯得尤為必要。政府應通過科研機構加大對基礎科研的投入，加快基礎科學的重大突破，為創新活動構建一個堅實的知識平臺。事實上，當今的科技強國，在基礎科研上都擁有雄厚的科研實力。
人力資源也是創新活動的重要支撐，人力資源的規模和質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自主創新的深度和廣度。各國的發展經驗也表明，在良好的制度環境下，擁有高存量人力資本的國家，經濟科技發展迅速。人力資本存量的提高依賴于高效率的高校等教育培訓機構，它們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兩項基礎功能：一是根據市場需求從事人力資源的開發，為創新主體和政府提供人力資源，提高全社會人力資本的存量；二是由于各高校設有眾多的重點實驗室，基礎科研設施較為完善，而承擔了相當數量的基礎科研。由于高校等教育培訓機構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和極強的外部性，投資額巨大且難以獲得全部收益，私人投資的積極性受到抑制，因此，需要政府給予巨大的投入。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的趨勢已勢不可擋，每個國家都是全球科技體系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在所有科技領域處于領先地位，需要通過國際間交流與合作，引進技術與知識。知識與技術的引進，一方面可以節約研發經費和時間，另一方面，能在短時間內提高研發層次。技術與知識引進的規模是與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當一國的經濟、科技發展水平比較低的時候，要盡可能大量引進國際上的成熟技術，節約創新成本，并加以消化和吸收。當經濟、科技發展進入比較高的階段時，自主創新的經濟、科技條件已具備，技術與知識的引進就成為促進科技進步和創新的輔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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