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新意畢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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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中國古代文學之唐詩
摘 要：中國古代文學一直以詩文為正宗，言情抒志性作品占文學主流。小說、戲劇與詩文比較，既產生較晚，又不占正統地位。尤其是中古時期，所謂文學，主要指詩文。而唐代詩歌則是其鼎盛的代表時期，因此占有重要地位。
關鍵詞： 唐詩;詩序合一;制題;清麗;佛境
在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中，中國古代文學分為“上古期”、“中古期”、和“近古期”。史學界一般以魏晉南北朝至南宋之間為中古，但也有把兩漢包括在內者。而我只想單獨談論在中古期唐代文學在文學史中所占舉足輕重的地位。
中古文學理論，經歷了由初步形成到成熟、發展乃至繁盛的質的飛躍。兩漢時期，文學理論由非自覺轉為自覺。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理論達到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史上的鼎盛期，被批評史著作譽為文學批評的黃金時代。而在李唐王朝三百年的詩壇上，歷史地存在著一種值得十分重視而又不曾為古今研究者所注意的文學現象，那就是備受詩人們所喜愛的“詩序合一”。
一、 唐詩創作的新潮流——詩序合一
“詩序合一”是指人們在進行詩歌創作時，有意識地在詩歌前附上一篇序文。這是一種在《詩經》《楚辭》甚至樂府時代都不曾有過的新型詩體。這種詩前的序文，不僅拓展了詩歌的形式領域，使詩歌所表現的內容更為豐富、更貼近現實，開創了詩歌創作的新格局，同時也體現了詩人們審美品位的提高與對美的形式追求的創新意識。
在唐代，最早涉足這種創作手法詩歌的詩人是唐太宗李世民，雖然作品只有一篇《帝京篇十首并序》[1]，但在形式上駢散相兼，氣勢高昂，反映出唐太宗作為一個政治家對文學藝術的重視，這種詩和序的結合，鮮明地反映了李世民為一代創業君主的文學觀點、生活內容和思想感情。在唐太宗之后，武則天、唐德宗、南唐后主李煜等，亦創作了此類作品。
初唐時間，被稱為“唐代詩歌革新運動旗手”的詩人陳子昂，堪稱為大家。這不僅因為他集中收錄的作品多，還在于他的創作獨樹一幟。如《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并序》，被公認為詩歌理論的一個綱領。
與初唐相比，盛唐時期更是群芳爭艷，蔚為壯觀。如我們所熟悉的高適、岑參、王維、李白、杜甫等。其中，高適的《燕歌行》，王維的《輞川集并序》，杜甫特意以序為標準創作的《假山》，都表明了詩序合一的創作在盛唐詩壇上的繁榮景象。
二、 唐詩的制題藝術——別具匠心
在中國文學史上，任何一種形式的作品都是由題目與正文兩部分組成，因此，題目便自然成為作品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部分。一個時代有著一個時代的文學特點，而一個時代文學作品的題目，在制題上也顯示著其自身的特點與藝術的規律。
唐代詩人在對詩題的創作上可用16字進行概括，即方法多種，形式多樣，內容豐富，千姿百態。這16個字，可以說既是唐代詩人們創造力的一種獨特體現，又是使唐詩成為巔峰的一個重要因素。
一般來說，唐代的詩題大概可以分為兩種類型，即“正格”與“非正格”。“正格”是指詩題簡潔明了，直切內容，讀者一看便知其意，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杜甫的《登岳陽樓》。“非正格”是指前人所無或唐人在“正格”的基礎上進行變化的一種詩題，其題或切內容，或與內容無關，如李商隱的《無題》。
詩歌史上，最早有“首句標其目”，自行去詩歌首二字為題，如王昌齡的《初月》、李白的《西施》、李商隱的《錦瑟》等。后又有以三四字為題，如李商隱的《曉起》、張籍的《患眼》。如此這些可謂林林總總，不一而足，這種制題法雖然建立在“首句標其目”的基礎上，但較之舊有的方法更為新穎。
唐代詩人表現在詩歌制題上的另一種藝術形式，就是著意于樂府古題的變革與創新。我們以李白的此類詩歌為例，對其表現在制題上的藝術作一具體分析，以展現出這一類制題的特點及成就。
1、 襲用樂府古題而內容一仍其舊。如《陽春歌》、《荊州歌》。
2、 題目不變而內容全新。如《丁都護歌》。
3、 詩題和內容與樂府詩全不相關。如《襄陽歌》、《懷仙歌》。
4、 在送人之作中冠“歌”于題前。如《白雪歌送劉十六歸山》。
單就制題形式而言，李白集中的“歌”題詩是顯然突破了樂府古題，從而成為一種激蕩、意義全新的浩歌。 在唐代詩人林林總總的制題藝術中，還有一種“標體于題”的制題法，這種方法是指詩人制題時，將詩歌的體裁、句式乃至篇幅等都在詩題中明確標出。這種制題可以在創作前，對所詠之物進行結構布局，會有一個合理的安排。 --!>
三、 唐代詩人的審美雅好——清詞麗句
唐代詩人中的“清詞麗句”，既是一個審美概念，又屬于詩學的范疇。“清詞麗句”是“一種藝術特征，一種審美境界，一種詩歌風格” [2]。實際上，就是唐代詩人通過不斷藝術實踐而對其進行總結出的一種審美結果，而孟浩然、杜甫、韋莊則很好地將藝術實踐和理性思考結合起來。
最早，杜甫的《戲為六絕句》其五之“清麗詞句必為鄰”將清詞和麗句結合起來。而正因為孟浩然的詩歌具有“清”的特點，所以在評價孟浩然的'詩歌時，多以“清”稱譽。如李白《贈孟浩然》一詩中的“徒此挹清芬”，便足以說明。然而，除了“清”之外，孟浩然詩還具有“麗”的一面，但歷代的詩論家都不多關注，只有胡應麟在《詩藪·內編》卷四中指出：“孟詩淡而不幽，時雜流麗。”孟浩然于詩歌創作中對“清”和“麗”的不斷藝術實踐，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清”“麗”之風，在唐詩史上不僅是獨樹一幟的，也屬于一種創舉。
盡管孟浩然獨樹一幟，但他卻不曾著眼于理論的角度對其進行總結與歸納。將“清”和“麗”合二為一并正式提出“清麗詞句”這一詩學概念的是具有“反潮流精神”的“詩圣”杜甫。杜甫的“清麗詞句”一提出，便為時人和后人接受，因此，以其作為一種詩學法門并進行藝術實踐者成為一時的風氣，如大歷詩壇的“清”詩創作。
四、 李唐山水的另一道風景——禪林蘭若
歷史上的李唐王朝，既是一個詩歌的國度，又是一個崇信佛教的國度，詩歌與佛教的相互融合、滲透，便構成了在唐詩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佛教詩。說其重要，是因為唐代佛教詩的數量之多乃數以千計，而佛境風物詩，則大約占其總數比例的三分之二[3]。
佛境風物詩的關鍵雖然在“佛境”二字，但詩中之“佛境”則因佛教的傳入中土而導致。以初唐詩壇為例，這一時期為各種文學史著所必論及的詩人，如王勃、盧照鄰、楊炯、陳子昂等，都創作過數量不等的佛境風物詩。如盧照鄰的《石鏡寺》，采用以動襯靜的手法，使佛寺的夜晚比白天更顯幽寂。
在經歷了安史戰亂后的李唐王朝，于唐敬宗時期，雖然曾一度“毀佛”于當時，但人們對于佛教的崇信卻并沒有因此而收斂，反而是日漸增強。作為詩人的韓愈，則是這一時期崇佛的特殊代表。眾所周知，韓愈是位反佛者，但卻又與一些僧人打得火熱，如《題秀禪師房》。不僅如此，韓愈還創作了《游青龍寺》、《游西林寺》等具有“佛經風物”特征的詩。韓愈這種既反佛又親佛的行為，以及熱衷于佛教詩創作的舉措，對于中唐詩壇佛境風物詩的創作具有不可低估的影響。
晚唐社會是一個戰爭頻發，社會動亂的時代， --!> 三百年的唐詩創作過程，經歷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個過程，每個時期總會出現一批代表詩人對唐詩進行創新，從詩序合一、制題技術到清麗詞句、佛境風物詩，無一不體現唐詩的成長過程，也正因此，為后代詩歌做出了強有力的鋪墊。我們為此，也應感謝唐代詩人們在詩歌創作方面的不斷鉆研與學習。
參考文獻：
[1] 《全唐詩》卷一，中華書局1960年版。
[2] 王輝斌《杜甫研究叢稿》下卷，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頁。
[3] 據對《全唐詩》、《全唐詩補編》的檢索與統計，在二書中計算得到，但因手工檢索，數據可能不準確。 [4] 胡遂《佛教與晚唐詩·前言》，東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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