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視角下我國古代文學的研究（通用8篇）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中國古代文學就是歷史更替的產物,因此,中國古代文學如果從原始歌謠和神話開始記錄,迄今已經有五千年的歷史了。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相關內容的論文，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文化視角下我國古代文學的研究 篇1
摘要：隨著時代的變遷，人們的物質生活越來越好，但是精神生活越來越缺乏。古代，古人并沒有那么多的娛樂生活，很注重文學素養，所以，在歷史上會出現“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現象。因此，流傳了數千年的古代文學還是能夠適用于現代文明，甚至還是我國的文化魁寶和經典絕學，甚至有些經典作品被收錄到教材中作為基礎教學的素材。古代文學從神話故事和原始民謠開始，慢慢發展成詩、詞、賦等帶有韻律美和意境美的文學，然后逐漸形成小說、散文集等大規模著作。文化視角下，如何判斷一篇古代文學著作是否經典，不單單考查作者的文學功底，還要去體會文學中作者注入的思想，這才是文學的靈魂，也是讀者應該去研究的重點。從詩詞歌賦到小說等古代文學著作中，有的抒發了心中對于美好大自然和浩瀚江河的喜愛之情，有的表達對于社會的諷刺以及對自身懷才不遇的憤懣之情。因此，筆者將古代文學分為幾大類，下面進行詳細分析。
一、世俗與理想，桃花源的解讀
“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借助路人偶然地迷失在桃花林，從而發現了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里面土地平曠，屋舍儼然，良田美地，黃發垂髫，怡然自得，人人平等，沒有所謂的不平等制度和骯臟的斗爭。我們可以發現這里的桃花源是陶淵明心中理想的社會形式，但是“即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志之”的小人形象將作者拉向現實。陶淵明所處的東晉時代不管是官場還是社會都是黑暗的，導致他有才華而不能展現，有抱負而不能施展，因此憤然地離開官場，樹立“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正直形象。在古代文學中，很多文豪通過文學抒發自己懷才不遇的憤懣，對社會制度的諷刺以及表達自己渴望建功立業的偉大抱負，類似李白的“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陸游的“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等凄涼的心境。對于社會的黑暗制度的抨擊，在每個朝代都是常見的，我們最為了解的就是《水滸傳》中各路英雄好漢被逼上梁山的橋段，林沖作為朝廷官員也迫不得已淪為草寇，這從側面反映了宋朝制度和朝廷的。屈原遭受了黑暗勢力的迫害，最后留下千古絕唱《離騷》而投江自盡。從這些經典的文學作品中，我們明白在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桃花源，他們用絕美的詩句、文字筑造屬于他們的桃花源。
二、凄美的愛情，悲涼的女性
愛情是詩人、藝術家手中永恒不變的主題，它是浪漫的、多情的，同時也是凄美的。從古流傳至今的愛情文學中，我們熟知的是牛郎與織女的神話，唐玄宗與楊貴妃的千古絕唱，他們用生命去詮釋了“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的真諦。文豪用他們手中的筆將愛情的美好揮寫得淋漓盡致，歌頌了心中對于美好愛情的向往，同時也刻畫了現實社會的黑暗。白居易的《長恨歌》讓許多人愿意去尊重這段不倫之戀，同時也讓讀者為紅顏薄命的現實而感嘆，另一方面，這也是女性命運悲涼的體現。從古代文學上，我們可以知道有個為愛勇敢的女子卓文君，經過一番愛情的糾纏和背叛，最后寫了《白頭吟》與《訣別書》，這是她為女權，為愛情做出的斗爭。另外，我們傳誦的《紅樓夢》正是愛情以及女權悲涼的經典之作，小說中女性的悲慘命運以及賈寶玉和林妹妹的凄美愛情都讓讀者唏噓不已，而《紅樓夢》中反映的社會，這也正是曹雪芹本人在現實中體會的，毋庸置疑《紅樓夢》是一部經典之作。文學是一種修養，它更是作者心中的一把利劍，能夠直接刺中黑暗的要害，為愛情做嫁衣，為女性抱不平。
三、杜甫的情懷，人道主義情感
杜甫是一位詩人，愛國是其詩歌的靈魂，同時他也熱愛祖國的大好河山，同情人民，人們將其統稱為杜甫的三大情懷。“自先君恕，預以祥，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表達了他曾經也有雄心抱負，奈何仕途不順，貧困與饑餓使他對窮苦人民產生了“悲天憫人”的情懷，在他的作品中體現了對人民疾苦的同情。杜甫的愛國情懷也源于儒家文化和屈原的愛國情操對他的影響，使他形成了愛國“魂”，在“國破山河在”的時候感嘆“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杜甫在抒發對祖國的悲切之情的時候，還會贊頌祖國的大好山河，一句“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包含了多少驕傲與自豪。杜甫也是為數不多能夠為疾苦人民著想的偉大詩人，其代表作“三吏三別”深刻反映了勞動人民的不幸，詩人從自己“床頭屋漏無干處”想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而吾廬獨破受凍死足矣”。正是這種憫人的愛國情懷，將他的詩歌作品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影響他最大的就是儒家的“博愛”思想，促使他將人道主義情感表現得淋漓盡致。
四、道家文化與李白思想
筆者認為李白的詩歌能夠廣為流傳，不單單是由于其具有藝術性，還因為其詩歌包含深刻的哲學道理，而這來自道家文化對他的熏陶。李白的詩歌中反映了天道自然無為思想、樸素唯物主義以及辯證法思想，這造就了他“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豪情萬丈的性情。其次他反腐朽統治，破棄禮法，同時他還消極厭世，追求及時行樂和訪道求仙，這些表明了他與道家文化的聯系是密切的。李白的詩歌磅礴大氣，表達對秀麗山河的熱愛，一句“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將黃河的咆哮描寫得十分逼真。李白詩歌中水的意象，寫的多是水的豪情以及水的奔放，這和道家文化的《逍遙游》的思想很相似。莊子認為，大如鯤鵬，小如塵埃，都有絕對的自由，這就是道家文化，一切順乎自然，超脫于現實。因此李白深受道家文化的影響，這種熏陶已經貫徹到了他的詩歌當中，正是這種豪邁、灑脫的詩歌風格，他被眾人稱為“詩仙”。李白的詩歌充滿想象和夸張，經常出現“西上蓮花山，迢迢見明顯”等尋道求仙的詩句，側面表達了他以仙界的美好反襯世間的齷齪，而他求的不是仙而是他自己，這也是道家文化的色彩之一。
五、思鄉情愫的寄托
縱觀我國古代文學作品，我們可以很容易體會到文人在文學作品中寄托的思鄉之情，求學、戰亂、遷徙等等都可能是思鄉情愫的直接原因。思鄉文學是古代文人在特定的社會時期產生的一種文學，可以借助文人所處環境中的任何意象寄托文人對家鄉和親人的思念之情。在戰亂不斷的古代，由于統治者的愚昧和制度的黑暗，大多數文人有著懷才不遇的經歷，他們不能在朝堂上施展才華，反而被發配到邊疆去守衛邊塞，面對浩瀚的邊塞風光，文人心中的思鄉情愫溢滿心懷。《漁家傲》是范仲淹率領大軍在西北平定西夏叛亂時所寫，其中“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表達了詩人對于家鄉和親人的濃濃思念之情。同時，這也是一首很有爭議的邊塞思鄉的詩歌，歐陽修認為詩人作為主帥不抒發豪情壯志，卻去描寫凄涼的邊塞景象與思歸之心，是不值得認可的。古代文人一般將月亮、楊柳、杜鵑、猿聲作為意象來表達思鄉情愫，杜鵑的別名和蜀帝杜宇的傳說一直廣為流傳，詩人青睞借助子規啼來訴說思鄉之情。例如，李白的《蜀道難》“又聞子規啼，愁空山”以及白居易的《琵琶行》“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
六、文人的人格和人文精神的重建
中國古代文學就是文學歷史的開端，在文化背景下不斷地影響文人的人格，還深刻地重建著古代人文精神。在我國幾千年的發展歷程中，漢族文化的影響對于文人尤為深遠，尤其是儒家文化對文人在思想上的教育熏陶，使他們有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遠大抱負。古代文學中的詩詞歌賦和小說等文學作品，都體現了現實中人與自然的力量以及人文精神，正是因為古代文學作品中飽含著濃厚的人文色彩和人文精神，才能使得中國古代文學在歷史的長河中流淌不息。同時，也正是正統的文學精神的引導，孟子的道家文化提倡“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的仁愛思想，范仲淹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憂國憂民意識，陶淵明面對黑暗勢力挺直腰桿，發出“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憤慨，屈原在千古絕唱《離騷》中表示“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美好愿望，面對迫害時奮不顧身投江自盡，絕不與世俗同流合污。中國古代文學的魅力之處就在于能夠對文人起到正確的價值引導，使其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讓文人的人格能夠在世俗中不被同化，還構建了一種超越體制的人文精神，對社會、對人民都有著同情和憐憫。
七、結束語
綜上所述，中國古代文學能夠流傳至今，肯定有獨特的魅力，同時這也是古人智慧和藝術才華的結晶，我們要從文化視角出發研究中國古代文學，肯定要先研究時代背景、文化背景以及獨特的文學思維，只有從這三方面著手，我們才能理解和掌握中國古代文學的獨特之處，才能領悟中國古代文學史的真諦。
文化視角下我國古代文學的研究 篇2
《古代文學習用批評范式研究》簡介
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趙樹功教授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年 6 月出版。該書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的結題成果，納入寧波大學學術文庫。
中國古代文學批評體現了鮮明的中華文化特色，其相關思想、理論的論析范式與其思想、理論的論析具有相同的美學價值，并在漫長的文學批評史長河中得到堅持。難易論、壓卷論、優劣論、正變論等就是被當下學術研究所忽略的古代文學批評習見范式。作為“范式”，它具有理論的集約性、基本內涵的傳承性與方法的可操作性。“難易論”肇始于六朝，基本出于“尊體”的需要。“優劣論”從早期人物品目中衍生，在批評史上分別體現于作家優劣與作品優劣的論爭。“壓卷論”肇始于唐代的擅場論，是科舉衡文在文學批評浸淫的產物。“正變論”出自《詩經》闡釋之中漢人所謂的風雅與變風變雅的對立，隨后成為中國文學理論與批評關注的核心話語。
該書每個習見批評范式的研究包含以下基本層次：對其出處源流的梳理;對其基本內涵的界定;其在具體批評語境之中的表現;其在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的地位;其所包含的中國文學精神本質。
《文明的悖論：約翰·密爾與印度》簡介
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耿兆銳博士著，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 年 6 月出版。
約翰·密爾(John Mill，1806-1873)是 19 世紀英國杰出的思想家、邏輯學家、倫理學家和文學批評家，其思想體系貫通政治、經濟、哲學、宗教、邏輯、倫理等諸多領域。他對政治經濟學的貢獻巨大，其自由主義學說在西方世界更是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這位西方世界公認的多才多藝的巨擘，是不列顛民族精神的象征，更被后人譽為“理性主義的圣人”。
作為國會議員，約翰·密爾整個人生職業生涯的 35 年都效力于英國東印度公司，并擔任高級官職，參與制定并決策了英國最大殖民地印度的各項事務。印度在約翰·密爾博大思想體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無論從學術角度，還是從記錄歷史的一般意義上來講，都值得用心去探索和研究。
該著內容新穎，思路清晰，結構嚴謹，文筆流暢。在國內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拓寬了學界對于西方思想偉人約翰·密爾研究的新領域，彌補了學術界在該領域研究的不足，此外，也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西方歷史上的帝國觀、殖民觀、文明觀和東方觀，也可為和平發展的中國在對外交往中妥善處理因文明差異所導致的分歧提供借鑒。
文化視角下我國古代文學的研究 篇3
在當前的古代文學教學與研究中，教師們所長期普遍使用的模式是文學史的梳理和文學作品的分析。文學史的梳理過程中往往是簡單的文學作品的產生流程介紹，而很少涉及到文學作品所產生的文化語境、文化傳統;在分析文學作品時，往往是傳統的分析模式———時代背景、作家介紹、主題分析、人物形象、藝術特色等。這種模式的講解以簡單僵化的套式將千姿百態的文學創作單一化、模式化，輕易地把作品的豐富內容遮蔽和拋棄了，而且學生不容易理解和接受，教學效果不理想。要想突破這種傳統的講解模式，就必須將古代文學作品還原到其所產生的文化語境之中，在大的文化語境下，闡釋每一部文學作品的獨特的深刻意義。
一、在時代語境中把握文學作品的主題
在各時代的文化語境中把握文學作品的主題，真正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在古代文學的教學過程中，往往將具體的文學作品分析的比較到位，把握了各個點，但很少在史的聯絡中把握作品。比如對王實甫《西廂記》的解讀，以往關注的是反封建主題和“有情人終成眷屬”的喜劇性結尾，但很少有人追問，從唐代元稹的《鶯鶯傳》到金代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再到王實甫的《西廂記》，西廂故事由悲劇轉為喜劇的緣由何在?張生的“始亂終棄”變成崔張“私相結合”又是如何為人所接受的?這些問題的解答，都有賴于將文學作品還原至其所產生的文化背景中。“西廂故事”創作于不同的時代，反映了不同時代的婚姻習俗、文化傳統。元稹的《鶯鶯傳》以唐代文人士子與歌姬的愛戀故事為題材，崔鶯鶯的自薦枕席、投懷送抱，最后被張生拋棄，時人卻贊揚“始亂終棄”是善于補過。崔鶯鶯對張生用情至深，卻落得紅顏禍水、天生尤物的評價:“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為云為雨，則為蛟為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眾，屠其身，至今為天下笑。”(元稹《鶯鶯傳》)而到了金元時期，少數民族獨特的婚姻觀念、婚姻習俗，使得崔張二人能夠突破傳統的門第觀念、突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觀念，從而成就美滿姻緣。金元時期，婚戀中的女性的主體意識加強，女性的貞操觀念有所淡化，因此，崔張二人的“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才廣為人所接受、傳唱。在《欽定重訂大金國志》中記載“其婚嫁，富者則以牛馬為幣。貧者則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敘家世、婦工、容色，以伸求侶之意。聽者有未娶欲納之者，即攜而歸，其后方具禮偕女來家以告父母。”［1］706貧家的女子有“行歌于途”，尋找如意伴侶的自由。還有“其俗謂男女自媒，勝于納幣而婚者”的情形，即男女有自行擇偶、自行婚配的自由。在金代還有“搶婚習俗”的變體，“唯正月十六日則縱偷一日為戲，妻女、寶貨、車馬為人所竊，皆不加刑。……亦有先與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者，女愿留則聽之。”［2］678正是這種寬松自由的婚姻觀念，才有了崔張二人共同反封建禮教的成功。這種主題是由當時文化語境產生出來的。文化語境是理解和闡釋文學主題的非常重要的內容，對此，必須注意給予足夠的重視，把握各時代的文化語境，才能更精準地解讀文學作品，讓學生們有更深刻的理解。
二、在“圖志”背景下闡釋文學
注意在各種文化信息中解讀古代文學作品，而不是把古代文學固化為單純的文字表述。許多學者都把當下的社會稱之為“讀圖時代”“后經典時代”，在這樣的文化語境中，古代文學的教學尤其遭遇困境。以往經典的文學巨著，已經吸引不了學生的注意，他們的興趣更多在新型的傳媒之上，網絡、圖畫、影視等等。因此，在古代文學教學中，就要充分利用學生的興趣愛好，從各種“圖志”———繪畫、壁畫、石刻、石窟、陶瓷畫俑、考古實物———中，創造出“以史帶圖，以圖出史，圖史互動”的形象生動的文學史寫作形態，從而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例如一系列有關“熊圖騰”的圖像、考古實物的發現，為我們重新解讀中國古代的“鯀禹化熊”“黃帝號有熊氏”“禹會萬國以建熊旗”的神話傳說提供了生動的實證。在2002年上海博物館展出的戰國楚竹書《容成氏》中描述了禹建熊旗的情形:“禹然后始為之旗號，以辨其左右，思民毋惑。東方之旗以日，南方之旗以蛇，中正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鳥”［2］。這則新發現的文獻詳盡記載了禹以熊為中正之旗，表明禹與熊的關系;而中國各地有關熊的考古實物的發現，二里頭文化遺址出土的鑲嵌綠松石的熊形銅牌、殷墟婦好墓出土的玉熊龍、河南禹州禹廟中的大禹化熊圖、黃帝故里的熊足大鼎、遼寧建平紅山文化遺址的熊頭骨、興隆洼文化遺址的石雕熊等等———為熊是黃帝、禹的象征性動物提供了形象的說明，而這種“圖志”遠比文字表述更具形象性說服力。因此，在古代文學的教學過程中，要充分利用各種“圖志”豐富、更新教學內容，讓學生在生動形象的圖志中，領略圖志背后的深意與真相。
三、在俗文化傳統中解讀俗文學的創作
突破傳統的雅俗文化界限，在民間文化的立場上解讀古代文學作品的價值與意義。中國古代文學的創作有其獨特的民族性，包含著豐富多彩的文學形態，既有陽春白雪的高雅文學也有下里巴人的通俗文學，既有文字記錄的書面文學，也有口耳相傳的口傳文學。在漫長的創作過程中，中國古代文學逐漸形成了大雅大俗、雅俗共賞、雅俗互動的宏大格局。但從文學創作的源頭上看，中國古代文學的許多文體往往起于俗，成于雅。從文化根源上看，雅是源于俗的。因而，找到雅文學的俗文化根源，就是很重要的一個任務。《詩經》中的國風，詞中的“新聲”，“真詩在民間”的觀念，都表明了中國古代文學與民間文化有著不解之緣。尤其是長篇章回小說的創作，在其創作的起始階段，更是在民間文化的土壤中孕育成長起來的。早期的長篇章回體小說，大都是世代累積型創作，而非文人獨立創作的文學作品。以《三國演義》《水滸傳》最具代表性，它們的主題、人物、故事在民間廣泛流傳，經過了幾百年的積淀、醞釀，最后在元末明初才被文人整理加工出來，成為膾炙人口的“奇書”“名著”。在這些作品被文人整理加工之前，在民間廣泛流行的是“說話”“雜劇”“傳說”“故事”等通俗文藝的表現，在這漫長的醞釀過程中，積淀了濃重的民間文化的特色。“三國故事人物”在民間發酵已久，已經涂抹了鮮明的民間文化的特色，普通民眾的喜怒哀樂、愛恨喜憎已經表達非常的充分———“涂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3］可見在民間已經形成了鮮明的“擁劉貶曹”的特色，《三國演義》小說是對這一民間文化特色的繼承與強化．“水滸人物故事”同樣在民間大眾中廣泛流傳，石頭孫立、花和尚、青面獸、武行者、及時雨等形象與故事已深入人心，“宋江事見于街談巷語”，民間已經在這些耳熟能詳的題材中寄寓了強烈的感情，這些好漢最終受招安，官封節度使，這就是普通民眾的人心所向。因此，可以說《三國演義》《水滸傳》等作品都是在民間文化的基礎上加工出來的，只有從民間文化的立場上，才能更好的解讀文本。《三國演義》中的人物都是在民間文化的土壤中塑造出來的，民間文化的特色是善惡分明、好壞凸顯，所以三國人物都具有非常鮮明的極致化傾向，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4］，人物形象突出，這符合普通大眾的審美;《水滸傳》中的人物，所謂梁山好漢也是在民間立場塑造出來的，他們不是視金錢如糞土鏟奸除惡的江湖俠客，也不是濟世救民的英雄豪杰，在梁山好漢身上更具有民間市井的氣息———恩怨分明，意氣相投，快意恩仇，重情重義，他們聚在一起是義氣使然，向往“大碗喝酒、大塊吃肉、論秤分金銀”的狂歡式生活，他們是為了“快活”而聚在一起，而非單純的懲惡揚善、替天行道。因此，《三國演義》《水滸傳》這一類民間性鮮明的文學作品，就不宜用傳統的雅文學的標準來衡量其人物形象、藝術特色，更不能用現代人的審美標準、價值標準來評價古人。在教學過程中，就要凸顯其民間性、大眾性特色。文學講授應該是與時俱進的，應該及時地吸收新的文學研究方法，打破那種單一化的解讀模式。
還原文化語境是其中一種非常重要的方法，能夠把某種文學同當時的某種文化語境聯系在一起，從而找到某種文學得以發生的原因，以及某種文學主題出現的根由。離開了文化語境的文學解讀，往往顯得單薄、枯燥、隔膜和言不盡意，原因就在于，離開語境之后，就把文本架空了。某種程度上，講解一部文學作品就像講一棵離開了土地的樹，離開了土地，樹也就沒有了生命。文化語境會讓文學作品豐富起來，深刻起來，“活”起來。只有把古代文學作品還原到文化語境中，才能把握古代文學的精髓，才能真正的闡明古代文學作品的意義和價值。
文化視角下我國古代文學的研究 篇4
一、中國古代文學中幻境的美學特征
幻境是一種特殊的藝術意境，是中國藝術中別具神韻的審美境界，尤以那些想象神奇、意動九天的詩歌和小說幻境最為集中地闡發了幻境美學之特征。
(一)非實冥空———意中之意、境中之境
中國山水畫講究以幻悟真，以幻啟真。蘇軾云:“安石作假山，其中多詭怪。雖然知是假，爭奈主人愛。”主張在幻境中體驗生命的真諦。幻境不是客觀存在的實體，而是藝術家心靈境界的呈現，它所描繪的情境要么借鑒于神話，要么發自于內心，不受時空的障礙，創造出一種現實不能出現或不能實現的人生過程。這種“意境”體現得最多的就是詩歌和小說。王維雖然以“田園詩”名揚天下，但在他的著名詩篇《桃源行》中，以陶淵明《桃花源記》為藍本，描繪了一處詭奇、夢幻的世外桃源。最擅長以“象”化“境”的詩人當屬“詩鬼”李賀，杜牧在《李長吉歌詩敘》中說，李賀詩“蓋《騷》之苗裔，辭或過之。”認為盡管李賀詩中不少意象，“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但“求其情狀”，例如在看他的《浩歌》中捫心拷問“王母桃花千遍紅，彭祖巫咸幾回死?”又說“漏催水咽玉蟾蜍，衛娘發薄不勝梳。”詩中各種意象應接不暇，有的采自神話傳說，有的采自歷史故事，有的是現實生活的折射……詩人將所有意象作了打破時空秩序的“蒙太奇”式的組合。曹雪芹的《紅樓夢》可以說是中國夢幻藝術的又一典范，眾多想象的意象，亦幻亦真，使整部作品處于一個如幻如夢的境界之中，用一種浪漫的近乎神秘的筆調展示出人世的蒼桑巨變，顯示了人生中美的東西被踐踏、被毀滅的現實，展現了一出女性和人生的大悲劇。青埂峰下的頑石既是這人生悲劇里的見證人，也是參與者，茫茫大士、渺渺真人、跛足道人、癩頭和尚實際上就是作者的代言人，作者借他們之口用一種荒誕的手法傳達了對人生深邃的感悟和感嘆，以及飽經富貴與浩劫之后的那種無可奈何的豁達。
(二)即真即幻———行而無常、法而不空
中國傳統之儒家，在學術思想上講“經”講“常”，以為天不變則道不變;但在立身治國上，則純粹是針對人生生活面，所以講仁義禮智信，講誠正修齊治平，而不談生前，不論死后，既無天國信仰，也不相信有來世，唯一確實掌握者為其現前自身之生命。這種觀念，使中國人成為純粹的現世主義者。然而歲月無情，現在轉瞬即化為過去，萬歲賡替，雖圣賢亦然。求長生而長生不可得，求及時行樂縱情聲色而樂往哀來。我國文學史上最早的偉大詩人屈原亦早有感嘆:唯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吾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曹子建的“天地終無極，陰陽轉相因，人居一世間，忽若風吹塵。”陶淵明的“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處處皆顯示人生無常苦短之慟，故令霸氣逼人的曹孟德亦有“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無多……”之慨。被列為我國四大奇書之一的《紅樓夢》，根本上也就是通過賈府人物的興亡盛衰，表現人生若夢、世事無常的道理，字里行間佛家思想流露無遺，曹雪芹在第五回即安排寶玉神游太虛幻境事，警幻仙子顯示金陵因果名冊，演唱十二曲紅樓夢，暗示出生命的虛幻無常，與命運前定的因果觀念:為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恩的，死里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巳盡;冤冤相報自非輕;分離眾散皆前定;欲知命短問前生;老來富貴也真徼律;看破的，遁入空門;癡述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
(三)不落有無———元而不盈、通透達心
佛教東傳以前，中國本土原也有類似思想，但卻與佛家所云大相逕庭。大抵言之，儒家講的是“天道福善禍淫”，是“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此種將人事因果歸之于天的“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的說法，往往令人有一種天威難測、捉摸不著的感覺，故而對儒家此種說法的確實性與周遍性，頗有商榷之余地。佛家之果報思想則不然，講的是生死輪回、三世業報。生死乃人生之大事，生從問來?死歸何處?大圣大智之若孔子者，對此問題，尚僅覆之以“未知生，焉知死?”遑論其余?而佛家輪回之說，非但解決了生死的問題，也為果報之說做了一圓滿之答復，因為“命系于業，業起于人;人稟命以窮通，命隨業而厚薄。厚薄之命，莫非由己。……”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小說發展史上看出這種趨勢:在《紅樓夢》中曹雪芹用夢來表達他痛定思痛，不能消除的悔罪意識;用夢來承載他“千紅一窟(哭)”、玉石俱焚的悲劇意識;用夢來寄托他懷金悼玉的泛愛意識，這三重意識，“構成了作者心靈廣袤、深邃的、奧秘無窮的內宇宙”。
二、幻境之說的原始生命觀
應該說，中國幻境之說或者說古代神話過早過多地被歷史化，以屈原《離騷》中對于鯀描寫為例，“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夭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王逸注謂“禹治洪水時，有神龍以尾化地，導水所注當決者，因而治之也。”洪興祖補注引《山海經圖》云“犁丘山有應龍者，龍之有翼也。……夏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此應龍與禹的密切關系印證鯀化為龍的神話。另外，《天問》謂“伯鯀腹禹”，這不是現代人理解的父子意義，甚至不僅僅是鯀的腹中生子的奇異，這是鯀的直接復活。不管是黃龍，亦或黃熊，還是禹，都是鯀的新生命。當然這些又非完全偶然:禹繼承鯀治洪水的心愿和神力，龍與鯀初生時的稱呼“白馬”關聯，《周禮夏官庾人》記“馬八尺曰龍”，天馬化龍，也就十分自然的事了。后來的應龍更是在治水中頻頻現身，透出鯀義不容辭的治水熱情。它們屬于鯀的生命圖騰，而這圖騰不是簡單的崇拜或是奇異的幻想，在原始生命觀中，它們是“互滲”的。法國學者列維布留爾在《原始思維》中寫到“在原始人的思維的集體表象中，客體、存在物、現象能以我們不可思議的方式同時是它們自身，又是其他什么東西。它們也以差不多同樣不可思議的方式發出和接受那些在它們之外的被感覺的、繼續留在它們里面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質、作用。”
中國神話中正包蘊著這種原始生命觀。如果我們忽視了這一點，就會輕易陷入神話歷史化以后的許多“理性”解釋而曲解神話的本意。如果說《離騷》中記載的神話僅僅是原始生命觀的萌芽，那么明清小說則將這種原始生命觀發展成熟。例如，《西游記》中一段“眾僧議論佛門定旨，上西天取經的原由……三藏道‘心生種種魔生，心滅種種魔滅，我弟子曾在化生寺對佛說下誓愿，不由我不盡此心’”。這些來自不同民族、不同時代的傳說，都揭示了原始生命觀中神秘的互滲律和生死循環、磨煉復生的信仰，然而平心而論，在《紅樓夢》確實將這一思想詮釋得最婉轉曲折、深辟入里卻又自然生動、逼真如實。例如在書中，通靈寶玉歷此半生，再非初始“自悼自嘆”的未用補天石，他與空空道人講:“歷來野史，或仙修君相，或貶人妻女，奸淫兇惡不可勝數……至若才子佳人等書，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于淫濫，以至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竟不如我這半生親睹親聞的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所有書中之人，……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反映、繼承、傳遞了古人樸素的原始生命觀，而這些智慧的感受，靈性的領略，也不僅僅屬于原始人，也屬于整個人類的永恒的、共通的生命感受。
三、幻境之說的哲學淵源
儒家講究“子不語怪力亂神”，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孔子出，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實用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說，俱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無所光大，而又有散亡。”而隨著佛教東渡，佛教無常思想通過文人的彩筆，與中國原有的思想相結合，再攙和當時社會上道教的色彩，進而做了更深入、更徹底的探討與發揮，為中國古代文學開辟了一個新的境界。通過佛陀的睿智與高僧大德的西行求法，佛教的東傳，帶來了“萬法皆空”、“諸行無常”的觀念，這是何等的深入、徹底，而又是這樣的震撼人心，非但更強調提醒原有人生苦短之觀念，更充分地開拓刺激了中國人的哲學視野，在文學作品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對無常不再只拘限于人生苦短之一點上，而趨于“諸行”無常、“萬法”皆“空”上。在唐代的傳奇小說中，如沈既濟的《枕中記》，李公佐的《南柯太守傳》，以及清朝蒲松齡的《續黃粱》等，都是將人生數十年之種種遇合，濃縮到一場夢的短促時間內，來描寫功名富貴以及人生之幻滅，如曇花一現，空而無常。如《枕中記》結段有言:生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也?翁謂生曰:人生之適，亦如是矣!生憮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無生之情，盡知之矣。
自此，由唐詩宋詞發展到明清小說，佛教“無常”思想對于文學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無論是吳承恩的《西游記》、陳仲琳的《封神榜》，還是蒲松齡的《聊齋志異》都將這一思想發揚光大。特別是在《紅樓夢》中，對于“一僧一道”和“經幻仙姑”、“太虛幻境”的描寫，雖然篇幅不多而且寫得恍惚迷離，巧妙地表達了作者對社會、對人性的深刻思考，產生了特別的藝術效果。
文化視角下我國古代文學的研究 篇5
摘要：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對漢語言文學專業人才需求規格與要求的變化，改變傳統的以教師講授為主、以閉卷考試為主、偏重知識傳授的古代文學教學模式已迫在眉睫，“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研究式教學模式的理論與實踐”課題組通過四年的理論和實踐探索，構建了一種“學生主體、能力本位、問題中心、課堂內外聯動、突出實踐”的古代文學課程研究式教學模式，這種教學模式使學生學習效率和專業綜合能力得到明顯提高。
關鍵詞：古代文學；研究式；教學模式；理論與實踐
中國古代文學是漢語言文學專業的主干課程，這一課程時間跨度大，內容豐富，長期以來，國內大多數高校的教學主要還是沿襲傳統的教學模式，即在教學理念上偏重于知識的傳授，教學方法上以教師講授為主，考核方式上以檢測學生知識掌握程度的單一閉卷考試為主。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對本專業人才需求的規格與要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傳統的教學模式已明顯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教學模式的改革已經迫在眉睫。為了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自２００８年以來，懷化學院中文系中國古代文學教研室針對傳統古代文學教學存在的弊端，開展了題為“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研究式教學模式理論與實踐的探索”的教學改革，探索出了一種“學生主體、能力本位、問題中心、課堂內外聯動、突出實踐”的全新教學模式。這一新的教學模式強調學生的主體地位，突出學生的實踐能力的培養，圍繞問題開展教學活動，充分發揮課堂內外的聯動效果。經過四年的理論研究與教學實踐，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學生的學習效率及綜合能力素質均得到明顯提高。現就本課題的理論研究及教學實踐作一闡述。
一、研究式教學的理論基礎
研究式教學，又稱探究式、發現式教學。指的是學生在教師指導下，以學生為主體，以問題為核心，讓學生自覺地、主動地探究，掌握認識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及步驟，研究客觀事物的屬性，發現事物發展的起因及事物的內在聯系，從中找出規律，形成自己的概念與認識。最早提出在教學中使用探究方法的是美國著名的哲學家、教育家、實用主義哲學的創始人之一的約翰杜威（１８５９－１９５２），他提出，現代科學的發展表明，知識不是某種孤立的自我完善的東西，而是在生命的維持與進化中不斷發展的東西，因此，知識的獲得不是個體“旁觀”的過程，而是“探究”的過程。“探究”是主體在某種不確定的情境中的積極反應，知識是個體主動探索的結果。除了約翰杜威外，西方還有許多學者也從哲學、社會學、教育學、心理學等角度分析研究型教學及學習，如布魯納的認知心理理論、羅杰斯的人本主義學習理論、威特羅克的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等。布魯納認知心理理論，在教學方法上主張發現法。認為僅僅傳遞教材內容是不夠的，重要的是引導學生自己去發現。發現式教學主要有以下幾個步驟：一是創設問題情境，發現或提出問題；二是針對問題提出解答的假設；三是從理論上或實踐上檢驗假設；四是根據實驗結果，得出最后結論。布魯納的發現式教學，實質上是引導學生自己去重新組織或轉換人類已經發現的知識，并獲得新的領悟的過程。羅杰斯人本主義學習理論提出“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原則。認為每個人生來就有學習的動機，并能確定自己學習的需要，而天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和創造性發展的條件是“自由”。這種“自由”是指學生能夠根據自己的興趣去探索和發現，能夠對一切現存結論進行質疑，能夠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自己發展的方向，而教師的任務就是為學生提供各種學習資源，提供一種促進學習的氣氛，幫助學生安排適宜的學習活動，讓學生自己決定如何學習，教師只是“學習的促進者”“方便學習的人”。建構主義學習理論是從皮亞杰有關結構的觀點發展而來的，其主要觀點有四：第一，知識建構的學習觀。認為學習是學習者自己建構自己知識的過程，外部信息的意義并不是由信息本身決定的，而是學習者通過新舊知識間反復、雙向的相互作用過程而建構成的。第二，強調學生的主體地位。認為教師是意義建構的幫助者、促進者，而不是知識的傳授者與灌輸者；學生是信息加工的主體，是意義的主動建構者，而不是外部刺激的被動接受者和被灌輸的對象。第三，注重學習過程。在建構主義學習模式下，學習被視為一個動態過程，即通過學習者與外部環境相互作用，實現同化和順應，來逐步建構有關外部世界知識的內部圖式，從而使自身的認知結構得以轉換和發展。這種學習模式把研究性學習分為三個階段：沖突階段、建構階段和應用階段。在沖突階段，教師要積極地創設問題情景，引發學生的認知沖突；學生則積極地搜索原有的認知結構，為認知結構的轉換奠定基礎。在建構階段，由于沖突引發學生的研究和探索心態，學生對沖突中出現的新問題進行研究和分析、推理，借助有效的學習和思維策略解決沖突，實現沖突過程的同化和順應。應用階段，學生通過練習，鞏固和完善新的認知結構，順利實現遷移。第四，強調合作與協商會話。建構主義學習理論關注的是如何在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進而培養他們的創造精神。
二、古代文學教學新模式的主要內容
經過四年的理論探索與教學實踐，我們建構了一種學生主體、能力本位、問題中心、課堂內外聯動、突出實踐的研究式教學模式。探索出了一種符合學生實際、提高學生古代文學素質和專業綜合能力的研究式教學模式。在教學理念上突出了學生主體，強調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在教學目的上著眼于學生的能力素質的提高；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圍繞問題來開展教學活動。在考評中，主要考察的是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課外輔導也重在指導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圍繞著問題教學，我們一方面調整優化了教學內容，對課程的知識體系進行系統梳理，將知識點分解為以單一知識點為主的問題、以綜合分析為主的問題、以創新能力培養為主的問題等，然后根據問題的性質特點確立學生自學、課堂討論、教師講解的方案，科學合理地安排教學內容；在課堂教學環節，突破了傳統滿堂灌式的單一講授方式，采用討論式、報告式、解答式等多種教學方法，組織學生圍繞問題發表自己的觀點，開展教學活動；在考評環節上，制定了以檢測學生分析、解決問題為中心的考核標準，建立了一套形成性評價與總結性評價相結合的課程考核機制。在課外學習輔導上，建立了學生自學、導師制、專業校園文化活動三位一體的學生課外學習輔導模式。
１．修訂教學大綱，調整教學內容
中國古代文學涉及到上下幾千年的作家作品及文學現象，時間跨度大，內容十分繁富，一般的文學史家均采用的是編年體式的編寫方法。在編寫的過程中，雖然均有所取舍，有所側重，但是因為內容容量太大，即便再精簡的古代文學史也是卷帙浩大的大部頭。而要在２６０余課時的時間里保質保量地完成教學任務的確不容易。因此，課題組根據學生的實際，對課程的知識體系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將教材內容分解為以單一知識點的問題，以綜合分析為主的問題，以及以培養學生自主創新能力為主的問題。然后根據問題的性質特點確立學生自學、課堂討論、教師講解的方案，科學合理地安排教學內容。以唐代文學中“杜甫”一章的教學為例，關于杜甫的生平行實的知識，基本上是已經專家學者考據定論的，這些內容沒有太大的變化，可以確定為單一知識點的問題，對于這些問題，教師沒有必要在課堂上再花時間講解，可布置學生在課外預習。而關于杜甫的思想與創作風格之間的關系以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則屬于綜合分析類的問題，可以引導學生進行課堂討論。而一些目前學界尚有爭論且沒有定論的問題則屬于培養學生創新性能力的問題，如《長恨歌》的主題等問題，對于這類問題，可以發動學生去認真思考，廣泛收集資料，在此基礎上，撰寫出具有獨立的研究性報告，在充分準備的基礎上召開課堂報告會。通過以問題為中心來優化教材內容，教師的教學目的更加明確，哪些問題應該精講，哪些問題應該略講，哪些問題應該交給學生來解決，哪些問題應該由教師來引導，均了然一心。如此一改革，既節省了時間，又提高了課堂教學的效率。
２．建立以問題為中心的課堂教學模式
在課堂教學中，課題組緊緊圍繞問題來組織課堂教學，突破了傳統滿堂灌式的教學方法，探索出了討論式、報告式、解答式的課堂教學方法。討論式就是將傳統“課前預習---課堂講授---課后練習”幾個環節改成了“課前準備—課堂討論—教師總結”的課堂結構，學生可以隨機發言，互相啟發思維；報告式主要是針對“以培養創新性能力”的問題，由教師布置論題，發動學生查閱相關文獻資料，撰寫出論文或報告，學生在課堂上以報告的形式交流，學生或教師加以點評；解答式就是要求學生在課前主動提出問題，教師在課堂上選擇重點問題作深入解答。如一位教師在講授枚乘的《七發》時，設計了兩個綜合分析的思考題：
（１）楚太子病有何癥狀？根源是什么？在我們這個時代人們的身上是否有楚太子病？癥狀是什么？有何危害？
（２）從屈原的《招魂》到枚乘的《七發》，到漢樂府及唐詩、宋詞中的飛蓬、浮萍、游魂，再到《紅樓夢》中的富貴閑人和魯迅筆下的畸零人、零余人，這一系列文學形象之間有什么內在的關聯和相似的本質特征？
這兩個問題屬于綜合分析性質的問題，它的特點在于將文學作品的同類人物緊密地聯系起來思考，既緊扣課堂教學的內容，又不拘泥課堂教學的內容，上下溝通，前后映照，給學生留下了廣闊思考的空間。學生對這一問題頗感興趣，討論很熱烈，起到了很好的課堂教學效果。
３．建立以解決實際問題為目標的多元化測評體系
我們以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和多元心智理論為基礎，初步建構了形成性評價與總結性評價相結合的古代文學課程考核機制：一是建立“知識＋能力”的考核目標。在期末考試中，調整試卷結構，增大分析實際問題的內容和專業綜合能力考核的比例；在平時成績考核中，將學生課外的課程活動項目一并納入課程平時成績，如將學生在古典詩文吟誦比賽、古典文學名著讀書報告會、學生研究性課題、發表相關學術論文或作品鑒賞文章等方面的表現都納入課程平時成績。二是建立多樣化的考核方式。調整了期末閉卷考試與平時成績的比例，將期末考試成績降低到５０％，平時成績提高到５０％，做到期末考試與平時考核并重，并建立和落實由閉卷考試、課程作業、課堂表現、默寫背誦、課外活動項目等多樣化的考核評價方式。合理設計《平時成績登記表》，將學生平時課堂表現和課外活動項目進行如實記錄，作為考核的重要依據。《平時成績登記表》分“課堂表現”“上課出勤”“課程作業”“默寫背誦”“課外活動項目”“其他”等欄目，基本涵蓋了古代文學課程教學過程中的各方面內容。平時成績的構成，教師可根據不同年級學生的實際情況，適當變化，如課堂表現，有的教師根據上課回答問題、與教師互動情況給分，有的'教師還專門設計了課堂回答問題登記表、學生學術報告登記表，對學生的平時課堂表現如實記錄。課程作業，有的是專題小論文，有的是古文翻譯、有的是課堂問題提綱，有的多者兼有。還有一種做法是將古詩文默寫從期末考試中獨立出來，進行強化，每學期快結束時各任課老師都要組織一次全班的默寫，將其記入平時成績。課外活動項目主要登記學生在課外自學與專業活動中的表現，如文學名著讀書活動獲獎、公開發表古典詩詞、古典詩文吟誦活動獲獎等體現古代文學綜合能力的項目，將其作為平時成績的權重分數綜合考慮。
４．建立了學生自學、導師制、校園文化活動三位
一體的課外輔導學習模式學生課外學習是課堂教學的延伸，它既是研究性教學的補充，也是研究性教學的有機組成部分。在傳統的教學模式中，這一環節基本上處于自然無序狀態，學生的學習效果完全依靠學生的自覺性。而在研究式教學模式中，則通過有明確指向性的自學及教師輔導來規范這一重要的環節，構建了學生自學、導師制與校園文化相結合三位一體的課外輔導模式，從根本上改變了課外學習的自然無序狀態。從學生的自學角度上說，因為我們確立了以學生為主體、問題為中心的課堂教學模式，教師在課前即布置思考題，學生在課堂上需要報告、討論，并且還將上課的表現與成績掛鉤，這就促使學生不得不在課堂之外圍繞教師布置的問題查閱資料，閱讀文獻，形成初步的意見，從而規范了學生的課外自學，使學生課外學習具有明確的指向性，提高了課外學習的效率。導師制目前是許多學校所提倡和采用的一種重要的課外輔導方式，說明這種課堂之外的以小范圍為單位的學習輔導方式已經為社會所廣泛認同。導師制固然不失為一種可取的課外輔導方式，但是，其效率還在于如何去實施。如果僅僅有其形式，而沒有實質性的內容，或者不能堅持落實，所謂的導師制也只能是有名無實。而我們在構建研究式教學模式時，特別注重導師制的落實，將其作為研究式教學模式的重要環節。為此，我們不僅有制度、有要求，包括指導學生的人數、研究輔導的方向，開展活動的形式及要求，同時還制定了系統的監督評估方案。課題組的成員們積極性很高，不僅按要求積極落實，而且在輔導的方式上各具特色，成效明顯。
如一位教師將文本的閱讀與理解作為課外輔導的重點，并選擇了其比較熟悉的領域中國古代小說戲曲文本的閱讀作為輔導的重點，首先為學生制訂了一個比較科學的輔導計劃，每個學期研讀與討論兩部作品，先花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反復閱讀文本，對重點情節以及感受最深的部分做好筆記，然后在此基礎上將自己在閱讀的過程中發現的問題羅列出來（僅限于學生在閱讀的過程中發現的新問題，而其他參考資料以及老師在課堂中曾經涉及到的問題不在此之列）。在學生完成閱讀任務，對文本十分熟悉的基礎上，由學生提議召開第一次研討會。研討會由小組長主持。其基本環節是：首先由教師查看筆記，從學生所摘錄的筆記來檢查學生的閱讀情況，然后就文本的細節提出一些問題，檢查學生對文本的熟悉程度，如提出一些類似《三國演義》中在潼關棄袍斷須的人物是誰，《儒林外史》中是誰主持了“泰伯祠大祭”等相對生僻的問題。然后，學生將梳理出來的問題公布出來，教師對這些問題進行清理，篩選出一些比較有意義的問題提交大家討論，學生就這些問題發表意見。在學生充分發表意見的基礎上，教師略加點評，然后布置學生將自己的意見撰寫成為小論文，在下一次討論會上宣讀交流，教師給出成績。在指導學生課外閱讀的過程中，學生思維活躍，提出了許多精辟的問題，如討論《儒林外史》時，一位學生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匡超人在大火蔓延、濃煙滾滾之際，情急之間，為什么他首先救的是嫂子而不是父親？這是一個很耐人尋味的問題，而且在過去也沒有引起學者們的關注，盡管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可能會有不同的答案，但是，能提出這樣的問題來，一方面說明這位學生讀書十分認真細致，同時，也說明對文本的思索是很深刻的。再如，討論《金瓶梅》時，有一位學生提出，文本中李瓶兒這一形象在嫁給西門慶前，性格很潑辣，也很不守婦道，而嫁給了西門慶后則變成了一個溫柔守婦道之人，前后性格差異太大，人物塑造出現了明顯的敗筆。這一問題提出來后，在小組引起了熱烈的討論，最后形成了明顯不同的兩種意見，一類認為是敗筆，而另一種認為不是敗筆，而是成功的塑造，因為作者在描寫李瓶兒性格變化時，繳足了鋪墊的筆墨。這些討論很精彩。課外導師學習輔導制使學生受益頗多，對文本的反復閱讀與研討，不僅加深了他們對文本的理解，更使他們培養了一種學習的方法，增強了他們從原始文本、原始文獻中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比他們從課堂上聽教師的講授印象會深刻得多。
經歷了導師制輔導的學生，撰寫學年論文、畢業論文幾乎是水到渠成之事，根本不用為選題發愁，因為日常的閱讀與研討已經為論文的選題、撰寫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如剛才提到的那位討論《金瓶梅》的同學，其畢業論文選題是《論明清小說人物形象塑造的敗筆描寫》，這一選題就是由閱讀《金瓶梅》生發出來的，很自然。專業性的校園文化活動也是學生課外學習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主要選擇古代詩文吟誦比賽及古代詩文默寫比賽兩種形式，開展這兩種形式的校園文化活動主要是為了促進學生加深對文本的理解。它看似與研究式教學關系不大，實際上是密切相關的。古人曰：“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作為一名中文系的學生，對文本的正確把握無疑是最重要的。他們通過不斷的吟誦甚至角色的扮演，在投足舉手、顰笑的揣摩之間更加深了對作品的理解，這實際上也是一種體驗式的研究學習。
三、取得的成效
經過四年的理論探索與教學實踐，我們取得的成效是很明顯的。第一，教師們加深了對研究式教學方法的認識，增強了以改革促發展的意識。第二，學生對古代文學課程的興趣明顯增強。開展研究式教學以來，學生主動與教師配合，上下互動，課堂氣氛活躍，學生對古代文學課程的興趣增強了，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質量也明顯提高了。第三，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得到提高，專業綜合素質明顯提升。２００８年以來，課題組教師指導學生申報主持了“大學生研究性學習和創新性實驗”項目共７項，學生發表古代文學論文８篇，有近２００人畢業論文選擇古代文學課題，其中１０篇論文獲得懷化學院優秀畢業論文，有２６人考取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研究生，以上項目的比例遠遠高于本專業其他課程。
四、存在的問題
第一，如何解決重點問題教學與建構課程系統知識結構的矛盾問題。研究式教學的核心是以問題為中心組織課堂教學，其優點是學生主體性得到充分展示，學生自主探究的積極性得以增強；其缺限是課程必要的知識鏈條難以建構起來，學生往往缺乏對課程知識體系的系統把握。若基本知識點掌握不夠牢固，考試往往不理想，我們對此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以問題為中心建構課程的知識體系，是比較理想的辦法，但如何科學合理地設計問題，問題的難易程度、知識覆蓋面的把握，問題之間的層級性、關聯性和系統性如何權衡等，這些方面均需認真思考，進一步研究實踐。第二，研究性學習需要完善的知識結構，單憑古代文學這一門課程是難以解決的，如何完善優化學生的知識結構以更好地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也是需要思考的問題。新的教學模式的構建，給古代文學課程建設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古代文學教學工作面貌煥然一新。作為一種新的教學模式，盡管它還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或者欠完善之處，但這種探索本身給我們的啟示，是具有深遠意義的。隨著時代與社會的發展，古代文學，乃至于所有的傳統學科課程的教學工作都將面臨如何適應時代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問題，這就需要我們敢于改革創新，大膽探索，努力尋找發展的新路子、新方法。“思路決定出路”，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突破傳統學科課程教學的瓶頸，迎來事業發展的明媚春天。
文化視角下我國古代文學的研究 篇6
【摘要】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五千年的文明積淀了民族的瑰寶。中國古代文學作為中華文化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承擔著向人類傳遞歷史，傳遞文學的責任。中國古代文學作為我國大部分高校必設的一個專業，不僅對于民族的傳承起著重要的作用，而且影響著學生的成長，有利于學生提高自身修養，全面思考問題，豐富學生的精神世界，有助于促進學生乃至整個社會人格的升華。但是目前中國高校古代文學教學處于一個尷尬的境地，面臨著嚴峻的現狀，如何對高校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進行改革是當前許多人正在思考的問題。本文從高校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現狀以及改革措施等方面做出了探討。
【關鍵詞】古代文學；高校；教學；改革
目前我國高校中國古代文學教學面臨的現狀很嚴峻，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各種現代學科應運而生，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現代學科越來越受到國家的重視，而偏重理論教學的中國古代文學則不再受到學生的熱捧。為此，學校對于該學科的投入力度也變得越來越小，在資金，技術，人才等方面給予不了充足的支持。對目前我國中國古代文學教學進行改革，是許多高校面臨的嚴峻任務。
1．高校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現狀
高校對于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投入力度較小，給予不了充足的資金，技術，人才支持。師資力量較小，資金運行困難，使得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有許多實踐不能進行。另外，中國古代文學是一個貫穿古今的學科，需要大量查閱文獻以及資料，由于學校的資金，技術支持有限，使得學校的圖書館建設，數據庫建設處于一個尷尬的境地，學生無法獲得更多的資料，不能擴展視野，使中國古代文學教學陷入困境。部分教師未能明確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目的，不能合理的制定教學計劃，豐富教學內容。課堂缺乏生動性，缺乏新穎的題材，無法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課堂氛圍不活躍，也是高校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改革的一個重要障礙。
2.高校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改革措施
2.1完善數字圖書館建設
書籍的貯存場所圖書館在高校的地位至關重要。大力加強數字圖書館信息資源建設，提高圖書館服務水平，提高讀者閱讀舒適度，增強數據庫建設，為讀者提供更加全面的書籍種類，對讀者，對高校，都有著重要的影響。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信息化時代已經到來，普通圖書館已不能滿足學生尤其是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學生日益增長的閱讀需求。在電子信息時代，數字圖書館的建設迫在眉睫。另外，圖書館的服務水平也是影響讀者閱讀質量的重要因素，信息資源豐富，服務水平較高的數字圖書館是每一個讀者所向往的。為此要大力加強數字圖書館信息資源建設，提高圖書館服務水平。
2.2增強情景模擬教學在中國古代文學教學上的運用力度
情景模擬教學法是近些年來一種新型的教學方式，它具有實踐性，經濟性，有效性以及多種特性。它能創造一個仿真的環境，使人們能夠在接近真實狀況的情況下進行學習與演練，激發人們的思維能力，使人們自覺的將理論與現實相結合，彌補了傳統教學方式注重理論性的缺點。2.2.1實踐性傳統的教學方法在課堂上，教師會傳授學生理論知識，但是學生的現實實踐能力卻得不到鍛煉，無法將理論與現實相結合。而情景模擬教學，為學生提供了一個接近現實的平臺，學生在情景模擬教學中可以有效的將理論與現實結合起來，鍛煉學生的與現實相結合能力，促進學生更好的發展。2.2.2經濟性情景模擬教學法是一種有效的鍛煉學生聯系現實能力的方法。同時，我們所了解的社會實踐法也是一種有效的鍛煉學生現實能力的方法，但是二者相比較，情景模擬教學法具有諸多優勢，由于受時間，經費等限制，社會實踐是一個相對復雜的過程。而情景模擬教學法由于其快速性，有效性，被更多人所接受，它耗費的時間短，耗費的資金少，也不用受時間地點的制約，就可以有效地鍛煉學生的現實能力，是一種快速高效的實踐能力鍛煉法。2.2.3有效性在情景模擬教學實踐的過程中，學生成為情景模擬教學活動的主體。在整個過程的參與中，學生可以充分鍛煉多種能力，還可以將理論知識應用于現實之中，在實踐能力鍛煉的同時也可以充實自己的理論知識能力，發現自己學習理論知識的不足，加以改正，促進自身素質的提高，有利于促進學生尋找古代文學與現實人生的契合點。2.3豐富師資力量大部分高校的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師資力量較小，師資隊伍不算龐大，而具有豐富經驗，教學時間長久的高校教師資源非常匱乏。為此，學校應該大力招攬有學識，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教師。但是青年教師也會為教學的發展帶來雙重影響，大部分青年教師都是剛剛從學校畢業，接受了嚴格的理論訓練，掌握了豐富的理論知識和新穎的教學方式，懂得與學生進行溝通，并且青年教師年輕，充滿朝氣，新穎的教學方式會大大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學生也會樂于與老師進行溝通。但是青年教師由于教學經驗匱乏，不懂得如何更好的傳播知識，無法將自己所掌握的專業知識合理的傳授給學生。青年教師可以多聽有經驗老師的講解，在聽課的過程中注意總結，思考自身的不足，及時改正。學校也應該為新老師的經驗交流建立一個平臺，可以舉辦經驗交流會來促進教師經驗的交流，促進資深教師對于青年教師經驗的傳遞。學校也可以聘請一些知名教師，為他們舉辦講座，使本學校教師在聽解講座的過程中獲得更多的經驗。
2.4調動課堂氛圍
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內容豐富，但是教學方式不當，就會枯燥無味，使學生缺乏學習興趣，課堂氛圍沉悶。高校中國古代文學的課堂現狀往往是班里積極的學生較少，大部分學生都不積極于在課堂表現自己。授課時間本來就短，如果老師再不能在課堂上吸引學生的注意力，讓學生緊跟自己的教學步奏，那么可以說這節課上得是相當失敗了。繁重的課堂任務使得部分教師只知道趕上教學進度，而忽略了學生的接受能力。教師應該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給予學生更多的表現機會，活躍課堂氛圍，提高課堂教學質量。但是由于課堂中的學生人數比較多，老師照顧得不太全面，導致部分學生的表現機會比較少，使得這部分學生的學習質量不如一些活潑積極的學生，這也是我國高校中國古代文學教學中存在的嚴重問題。另外，教師應該合理制定教學計劃。高校中國古代文學教師應根據學生的心理特點制定教學計劃。老師應該抓住學生的心理特征，設計有趣的有新意的教學計劃去吸引他們的注意。其次，還應該有效利用學生注意力集中的那個時間段提高授課質量。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內容包含“聽”和“說”這兩個大的領域。教師們要幫助學生們養成善于聆聽的好習慣，另外還得讓學生們養成善于表達自己想法觀點的好習慣。但是，也不能將古代文學教學簡單地等同于“聽”和“說”，因為在聽和說的過程中，學生還必須學會抓住重點，學會分析所聽到的內容，然后仔細思考，在大腦中組織語言，進而再表述自己的想法。這就需要充分調動學生多種感官的應用，促使學生思考，活躍課堂氛圍。中國古代文學是一個具有深刻內涵的學科，但是由于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由于缺乏立竿見影的功利性而被人們所忽視，使得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陷入了一個兩難的境地。但是文學素養的提升對于個人以及社會的發展是具有深刻影響的，只有大力支持文學教學的發展，促進新時代文學人才的培養，才能促進我國優秀文化的傳承，促進更多群體內心精神世界的豐富與提升。高校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改革迫在眉睫，這是一項具有深遠意義的改革，為了使這個社會少一些浮躁，多一些平靜，高校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改革勢在必行。
【參考文獻】
［1］金玲娟，張義軍．通過為行業服務拓展高校圖書館的生存空間———以浙江水利科技信息資源服務系統實踐為例[J]．科技情報開發與經濟，2010（26）．
［2］侯榮榮.《中國古代文學》教學考核改革的探索與實踐[J].教育教學論壇,2016,(41):158-160.
［3］周建華.高校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改革存在問題探析[J].教育與職業,2014,(8):141-142.
［4］田月麗,李娟,劉佳等.高校廣播電視學專業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探索[J].北方文學（中旬刊）,2015,(10):126-126,128.
［5］劉瑞紅.高校古代文學教學的困境與對策研究———評《中國古代文學與教育之關系研究》[J].新聞與寫作,2016,(5):128-129.
［6］李英然.高校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改革的思考與實踐[J].石家莊學院學報,2012,14(1):119-123.
文化視角下我國古代文學的研究 篇7
【內容提要】
中國古代文學的近代研究已走過了百年歷程，但仍有一些問題尚未得到充分討論和反思。其首要問題是文學觀念的僵化和滯后，給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帶來諸多負面影響，如過分追攀學術時尚、老問題翻新等。
【關鍵詞】 古代文學 反思
從上世紀初黃人、林傳甲等人編寫《中國文學史》起，中國古代文學的近代研究也已走過了百年歷程。在進入21世紀門檻的前后，古代文學研究界對這一學科的百年歷史曾紛紛撰文進行回顧和總結，應該說，通過這些相對集中的討論，古代文學研究中有些問題明確了，過去的模糊認識得到了澄清;有些問題趨于明確，過去的模糊認識有望得到澄清。但是仍有一些問題尚未得到充分的討論和反思，直到今天仍不免讓人感到困惑。本文擬選擇在筆者看來對當下古代文學研究影響較大的若干問題，發表一管之見，以就正于方家。
反思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我以為其存在的首要問題是文學觀念的僵化和滯后。與其他專業和學科相比，古代文學研究的歷史較為悠久，積累的實踐經驗比較多，因此，就總體而言，它的成熟程度應該是優于其他學科的。但是，幾十年來的文學研究現實卻并不令人樂觀。我們常常感到，古代文學研究所持基本觀念是相對比較簡單的，對于文學中敏感的理論性問題也幾乎不感興趣。比如說機械的文學反映論在業內仍然占有很大的市場，作家創作中的主體性作用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理解。再比如，早在上世紀初，《中國文學史》研究的第一代學者在他們研究伊始，不僅明確提出了“什么是文學”的問題，而且從理論闡釋上給予了較好的回答。把這樣的問題不僅提出來而且先行予以理論的界定雖看似基礎，但卻并不簡單。因為這樣的做法表明，那一代學人是明確具有理性地劃分文學邊界的鮮明意識的，在他們看來，只有這一問題得以明確，此后的研究和討論才可能是建立在可靠基礎之上的。當然，明確地提出問題并不等于完滿地解決問題，那一代學者所提出的問題并沒有在他們的研究實踐中得到完滿解決，甚至很多問題幾乎沒有解決。但是他們當時明確提出這一問題時所具有的問題意識和理論敏感是很值得我們今天肯定的，因為有無這個意識和敏感，其實是有很大區別的。但是，在走過百年長路以后，在古代文學研究成果取得的數量是百年前的十倍百倍的今天，類似這樣的問題意識和理論敏感反倒不多見了。我們在研究中所持守的多是文學觀念中最最基本的東西，而這些東西中的相當一部分是僵化和滯后的。
在僵化和滯后的觀念制約下，也就很難產生對相關文學對象研究的突破。僵化、滯后的觀念往往帶來僵化和滯后的文學研究現實。要說明這一問題，我們不妨舉一個例子。眾所周知，在我們幾十年通行的文學理論中，有一個觀點一直是占據主流地位的，那就是“文學產生于勞動”說。當然，我們如果要探討文學的發生問題，這一觀點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因為它本身是含有合理成分的。起碼截止目前被大多數人認可的也是占主流地位的兩種觀點“文學產生于勞動”和“文學產生于游戲”中，“文學產生于勞動”還是一個有相當影響力的觀點。實在說來，“文學產生于勞動”是一個誕生于革命遠比文學重要的特殊年代的理論，從它產生之日起，這個理論就帶有很強的排他性和革命色彩。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這一雖包含合理性但更多地帶有革命色彩的理論是不允許被懷疑更不可能對之進行平等討論的，由此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包含合理性就成了唯一正確性。不僅如此，它還沿著正確的方向不斷被夸張不斷被放大，以至于到了不僅在討論文學的起源，就連我們在研究探討某種文學文體產生的時候，也幾乎都可以毫不費力地習慣成自然地貼上這一標簽，判定它產生的根源在勞動而不在其他。問題在于，這一觀點首先不是不可商量的，它不具有也不應該具有唯一性;其次作為一個理論它應該具有自己的邊界，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但是，多年來我們的古代文學研究差不多都把這一觀點當成了真理，奉之為圭臬，從而一遇到問題也就習慣性地簡單地照搬照套了。事實上，中國古代文學史上許多文學現象產生的真實原因都要比這一理論復雜，也可以說都與這一理論相左。特別是在文體問題上，“文學產生于勞動”理論邊界的盲目擴大，恰恰導致惟命是從的研究者在研究中犯下本可避免的基礎性失誤。別的不用說，僅以漢賦為例，如果仍以勞動理論認定漢賦的產生和發展，我們認為就是極不準確的。根據我們的研究，漢賦文體的形成既與勞動無關，也與我們一向認為的楚辭淵源并不構成一一對應的影響關系。我們倒是能夠找到可靠的證據證明，漢賦文體產生的更為真實的源頭是先秦隱語。先秦隱語的問對形式，先秦隱語的巧言狀物和描摹繪飾，構成了漢賦的基本骨架和基本結構。從先秦隱語，中經楚宮廷文人賦，再到漢代散體大賦，這是漢賦形成的基本線索。從漢賦發展變遷的整個過程看，貫穿始終的、促進漢賦成長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游戲。先秦隱語的生產和生活化操作是為游戲，楚宮廷文人以賦斗智是為游戲，漢王朝中群臣競相獻呈、盛極一時的煌煌大賦依然充滿著以繁辭麗句為勝、以鋪排揚厲為尚的游戲心態和游戲規則 （參見拙作《漢賦文體形成新論》，載《文藝研究》2004年第4期） 。除了漢賦以外，其他文體的產生和發展也還有不少與游戲有關者，茲不一一列舉，相信在未來的研究中，人們會越來越深切地認識這一點。但是，由于多少年來我們無意識或下意識地接受了一套陳舊的、僵化的理論和觀念，從而也就使得我們在所謂“經典”的陳舊觀念面前窒息了創新力和想象力，于是剩下的就只有墨守陳規認同舊說了。實際上直到今天，類似的情況仍然還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圍內有形無形地制約著我們的古代文學研究。
如果說上述由于滯后、陳舊的文學觀念帶給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不利后果主要來自于我們原有的傳統的話，那么自上個世紀30年代前蘇聯文學思想和文學理論對中國文學領域的全面占有和全面控制以來，更使我們在很多情況下自覺不自覺地走上了文學研究的歧途。舉例來說，20世紀50年代以后，全國各大專院校中文系全面開設中國文學史課程，大學本科學生使用的教材中，不管是著名專家編寫的還是師生共同編寫的，不管是編寫體例還是編撰原則，不論是作家選擇還是價值評判標準，其基本框架和基本模式幾乎一無例外是從前蘇聯照搬照抄過來的。我以為，蘇聯文學理論帶給中國文學研究最深刻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階級分析法，二是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二分論。前者基本屬于世界觀范圍，是決定方向的;后者是方法論，它直接限定了文學史編寫的具體操作。尤其是階級分析法，事實上它對古代文學研究的最大影響無非是強調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而在長期非正常研究環境中，階級分析的大面積運用，政治標準第一的強調，使研究者在堅持政治立場的同時而把文學標準無情地置于可有可無的無足輕重的地位，選擇作家要先看他的階級地位、階級出身，看他是站在剝削階級立場上還是站在被剝削階級立場上。有了這個標準，文學和文學性就只好退避三舍。其結果就像我們大家所看到的，政治標準第一成為政治標準唯一，文學研究成了政治批判的第二戰場。而在對具體的作家作品討論時，按照習慣的格式和通行的套路，文學史總是要先分析某一作家作品的思想內容，照例總結出一、二、三、四等若干條，并逐一舉例加以分析論證。然后是綜合敘述分析該作家作品的藝術特點，也無非是總結一、二、三、四等若干條。交代完這些內容，文學史上某位作家的功過是非包括文學史地位就大體有了結論。這樣的文學史研究和文學史寫作，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那種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二分的結構套路，雖不能說正是因為它才使完整的作家作品遭到嚴重割裂，但確確實實由于這一結構套路長期占據古代文學研究的強勢地位，從而使文學史研究和文學史寫作的無障礙創新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約則是沒有疑問的。從某種意義上講，古代文學研究長時期以來基本上是走在蘇聯老大哥為我們設定和鋪平的舊路上的。我們堅信，中國古代文學界絕對不乏實力和創新精神，而且事實上近年來一些有識之士在他們的文學史研究和文學史寫作中已經作了突破舊有研究方式和格局的努力，但是，即使是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并試圖盡快扭轉此種局面的學人，要想在短時間內徹底擺脫幾十年蘇聯模式的影響，重建自己的新知識系統，也非一蹴而就，也很難在短時間內想做到就能做到。因為這種機械看待文學和簡單闡釋文學的做法一旦構成固定的模式和形成傳統，耽誤的可能只是一代人或一茬人，而受其影響的就不僅是一代人或一茬人的問題了，實際上人們在接受傳統的同時也在培育著傳統。我以為問題的復雜性和問題的難度恐怕主要表現在這里。
文學觀念的落后和僵化給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確帶來了不少問題，從大的方面看，文學研究的理性缺失，墨守陳規，還有受政治牽引而盲信盲從，都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圍內影響和制約了古代文學的正常發展。在這樣的文學大背景下，古代文學研究時不時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擾和影響也就勢所難免。不過，問題的復雜性在于，這些影響和干擾有的是非學術性的，有的還是學術性、學術色彩濃厚的。面對前者，以我們今天所具備的學術免疫力和學術判斷力，防止和應對相對還比較容易;而面對后者，我們應對起來有時就不那么容易，不那么從容，古代文學研究還需要保持更加清醒的頭腦，保有更加自信的定力。下面就簡要探討一下這方面的問題。
首先是學術時尚對古代文學研究造成了沖擊。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術時尚，甚至一個階段也有一個階段的學術時尚。作為一個有著較長時間學術積累，有著自身研究范圍和研究邊界的獨立學科，中國古代文學如何面對和處理自身發展和學術時尚的關系，如何在波濤滾滾的學術時尚面前，既不被潮流拋棄，又能保持本學科的學術獨立立場，就顯得特別重要。在這一點上，古代文學研究實踐是存在問題和偏差的。我們似乎不必追溯太遠，僅近二十余年真正進入改革開放以來，古代文學研究就經歷了一波又一波的時尚沖擊。諸如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組合論、現象學、文化批評、形式主義批評、原型批評、知識考古學，還有什么熵定律、文人心態研究等等，眾多觀念和方法差不多悉數登場，來一種思潮來一種觀念，古代文學就緊跟在哲學、文藝學的馬首后面，以一種“朝聞道，夕死可矣”的迫切的追隨心態，盡最大力量、以最快的速度學習、模仿著那些似是而非、似懂非懂的問題和概念，并同時在未加認真消化的情況下，就倉促上陣迅速拿起新工具參加戰斗，企圖用洋理論和洋方法立竿見影地解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的問題。今天的我們肯定不會一般性地反對新理論、新方法的引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個通俗而深刻的道理人們早就普遍接受并且一再因此而受益。但問題是，舶來的理論方法是否真的有效，水土不服問題能否解決，這是其一;其二，我們應怎樣對待舶來的理論方法，是唯新是視，照單全收，還是理性冷靜地將其放在適當的位置上。特別是像控制論、信息論，尤其是熵定律這種完全是自然科學的概念，前些年不僅被古代文學研究不問青紅皂白地全盤接受，而且竟風靡一時、轟動一時，在今天看來可以說此舉已經相當不理智了。很顯然，二十多年的實踐證明，我們對待時尚往往是熱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對新理論洋方法吹捧多、批評少，盲從多、分析少。理性的力量總是顯得過分薄弱。定力不足，學科本位立場堅持不夠，結果只能導致古代文學也像許多新興學科一樣，東風來了唱東風，西風來了唱西風，學術風標左右搖擺，到頭來時髦思潮過了一波又一波，雖不能說經受洗禮的古代文學因此一無所獲，但算起總帳來，投入產出失衡，付出和收獲是很不成比例的。所以，古代文學界在經過一次次學術時尚的云詭波譎之后，我們最終還不得不重整河山，再次回到如何建立真正的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這一原點上來。
面對洋理論洋方法如此，面對相鄰相關學科的變化和牽動，古代文學也同樣存在瞻“馬首”問題。一分為二地看問題，古代文學研究產生的時間長，積累的實踐比較多，學科也相對比較成熟。但是，從事古代文學研究的學者，一般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讀原典、打基礎。那么，在同樣的有效時間里，其他學科的人完全可以騰出比我們多得多的時間和精力去接受新信息，我們則只能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用于為本學科研究作準備的基礎性工作方面。這是這個學科的特點，也同時是它的劣勢。在這樣的情況下，你在獲得研究古代文學的基本資質以后，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問題意識與信息來源，就經常會比其他的相鄰、相關學科慢半拍甚至慢一拍。再有，古代文學學科的研究對象也同時決定了這個學科的特點和性質，即它的發展比較緩慢，它的觀念很難超前，它不大可能引領時尚和領導學術發展新潮流。有了這些基本前提，古代文學就不可避免地要接受相關相鄰學科的牽動和影響了。這里仍然需要舉例加以說明。眾所周知，由于受文化熱的影響，近年的考古學、考古發現在一定程度上幾乎成了學術時尚的代名詞，包括文史哲在內的各學科各專業學人，差不多到了言必稱考古發現、言必稱地下發掘的程度，學界仿佛真的“開篇不談考古學，讀遍詩書也枉然”了。形勢逼人，古代文學研究的注意力再次被吸引和被轉移。早些年的長沙馬王堆出土文物不說，阜陽漢簡也可以不提，更晚近的荊門竹簡的出土，特別是上博簡的面世，可以說一夜之間打破了學術界的平靜。我似乎有這樣一種感覺，學術界特別是古代文學界已經把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學術發展期待寄托于地下發掘了。當然，我本身不是考古學圈內人，對考古完全是一個外行，我這樣描述這一狀況絕非有意對考古學心存不敬，而是覺得學術界尤其是古代文學界對地下發掘的追捧明顯過熱，期待值明顯超出實際。僅以上博簡而言，直到今天還沒有哪一位權威學者對它的出土地和出土時間作過肯定性的說明。既然它有如此重要的意義，說明其出土地和出土時間真的就那么難嗎?再有，其中《孔子詩論》一篇對《詩經》研究意義非同小可，不過，在許多學者那里，它也存在被過度闡釋的危險。因為在我看來，《孔子詩論》并不能有效地解決《詩》本義問題。我以為，孔子在兩千五百年前論《詩》，與我們今天論《詩》，其間并沒有本質性的不同。當然，孔子去古未遠，對《詩經》的了解或許更接近事實。但從理論上講，孔子所理解的《詩》之本義也只是他的理解，孔子的理解并不是真正的《詩》之本義。目前古代文學界圍繞通過上博簡中的《孔子詩論》企圖就此徹底弄清《詩》本義的所作所為很可能又于無意間制造出一場新的誤解。我認為，這一誤解的產生恐怕主要來源于古代文學對考古學的崇拜性期待。我們不妨這樣提出問題，如果古代文學仍然一如既往地寄厚望于考古學，如果以后考古學界不能像此前一樣陸續為我們提供新的地下發掘，古代文學界的文物期待倘得不到滿足，那么我們的古代文學研究下一步該怎么搞?這樣下去，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應該如何確定自己下一步的發展戰略?起碼就現實的狀況看，這個問題還沒有展現令人信服的答案。還有，與追隨考古學相仿，古代文學研究近年來出現的禪佛熱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傾向。無庸諱言，佛教不僅對漢以后的中國古代文學產生過重要影響，而且也創造了有足夠理由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佛教文學。但是，佛教既不是與中國文學史上任何一段文學都有關系，也不是任何文學現象都適合引進禪佛視角進行研究，更不是任何知識結構、任何素養和研究風格的研究者都能從事佛教與中國文學研究。從這個意義上講，古代文學研究中的禪佛熱似乎也有適當降溫的必要。
如果說古代文學研究受新時期以來的一次又一次學術時尚的牽制尚屬于老學科遇到新挑戰的話，那么，于古代文學研究中長期存在的老問題也經常花樣翻新地舊話重提以吸引學界的關注，事實上也一定程度地分散了正常研究的學術注意力。這樣的問題盡管常常是關注的人不少，但是要想把它成功地向前推進哪怕是一小步幾乎都是很困難的，因為此類問題有的就是由某權威人士的一個名言警句而來，原本問題的核心就未得充分論證，或命題在命名之后就未經過認真考慮其是否具備學理的根據。史學界長盛不衰、久爭不下的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所以，大家爭辯駁難，無非是那么幾條僅有的人所共知的材料，無非是那么僅有的可供選擇的若干答案。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關于文學的自覺問題似也可歸入此類。這一話題原本是由魯迅先生所謂魏晉是“人的覺醒”和“文的自覺”時代一語而來。但是，由于此言出于魯迅先生之口，它也因此就成了中國文學研究中的大問題。當然，魯迅先生作出這樣的判斷無疑是有其學術根據的，例如進入魏晉以后，中國文學史上出現了曹丕的《典論·論文》，而后又陸續出現了陸機的《文賦》和劉勰的《文心雕龍》，文體的劃分越來越細，文體的自覺追求越來越明確，由此，遂導致后來持續較長時間的文、筆之分和文、筆之爭。有了這些理由，斷定魏晉是“文的自覺”時代就已經相當堅實了。不過，自打魯迅先生作出這樣的判斷以后，文學界對于這一話題的討論就基本沒有停止過。近年來，人們越來越不滿足當年魯迅先生的時間認定，而企圖把中國“文的自覺”到來的時間提前，于是就有了東漢說、西漢初年說，乃至先秦說。如果對這一現象稍加審視，就不難發現，這個引起學人扎堆討論的現象起碼暗含了一個非學術化問題:那就是崇古尚早心態，似乎中國“文的自覺”的發生時間越早就越能證明中國文學的偉大。但是，實際上我們今天許多學者不假思索地把當年魯迅先生“文的自覺”對譯為“文學的自覺”，這本身就是一個不小的誤會，就已經是差之毫厘而謬以千里了。很顯然，魯迅先生所謂“文”是指“文體”，他之所以斷定魏晉是“文的自覺”時代的理由也都是側重“文體”而言的。不僅如此，就是王國維所說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中的所謂“文學”也指的是“文體”，否則他就不會在下面按時代先后逐一羅列先秦散文、漢賦、南北朝駢文，乃至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了。事實上，在中國文學史上，如果不把“文體”和“文學”相混淆，“文體”的變遷是有跡可尋的，也是可以討論的，而“文學”的自覺與否則是一個相對比較難以進行學理討論的話題，因為這一語境下的“文學”的核心是“文學性”、“文學因素”或曰“文學色彩”等等，而這些描述性概念是很難確定其準確內涵的。沒有準確內涵，討論和駁辯只能導致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無謂爭執。
由此可見，過分追攀學術時尚，古代文學以其先天的劣勢往往非但不能搭上時尚的末班車，反倒不免受時尚之誤、之累、之害，最后在五顏六色的時尚面前一無所獲，而不得不重新收拾行囊，再次從起點出發;以著名的老話題來作新文章，又不免常常像孫悟空落入如來佛的掌心一樣，由于從根本上缺乏超出如來佛法的能力而空作無意義的掙扎，最終只能在白白忙乎許多時辰之后依然束手就擒。在這方面，但愿今后的古代文學研究還是力爭少繳學費為好。
上述不無苛刻和偏頗的討論純粹是筆者的一己之見，錯誤之處懇請批評。有一點必須聲明，中國古代文學在近二十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績，特別是與改革開放之前相比，其研究觀念、研究成果和研究隊伍等方面所取得的突破性進展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有成績并不說明它沒有問題，我想正視問題是解決問題的前提，而解決問題之后，古代文學研究才可能更好更快地發展。
文化視角下我國古代文學的研究 篇8
摘要：古代文學課程教學對傳承優秀中國古代文化至關重要。受到傳統教學思路與市場經濟的影響，部分高校的古代文學課程教學存在重形式、輕能力等問題，忽視了對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這不僅不利于我國優秀古代文化的傳承，而且不符合社會對人才發展的要求。在此基礎上，本研究從教師培訓、課程設置與內容、考核標準等方面入手，為基于能力培養的古代文學課程教學尋求方向。
關鍵詞：能力培養；古代文學；教學策略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影響深遠，形成于中華民族的發展歷程中，又對整個中華民族后續的發展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中國古代文學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獨一無二的價值。深入學習中國古代文學，不僅能夠豐富學生的知識積累，還能陶冶學生的情操、提高學生的審美情趣。但是，在當前一些高校的古代文學課程教學中，依然存在重形式、輕能力的現象。教師過分重視對文本字句的理解，卻忽視了學生的自主學習。這既無法加強學生實際的古文學修養，也無法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和實踐能力。因此，將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重點轉移到能力培養上來對人才的培養和古代優秀文化的傳承至關重要。
一、培養學生古代文學課程自主學習能力的必要性
（一）傳統古代文學課程教學方式忽略了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
自主學習能力的概念產生于20世紀西方教育學的發展過程中，在教育學家分析傳統教育觀念弊病時被首次提出。歐洲的心理學家和教育學家認為，傳統教育觀念的最根本弊病在于過分重視固有知識的重復積累，卻忽視學生學習過程中自主性的培養。學習者一旦缺乏自主性，脫離了教師、家長等的監督，將難以實現終身學習和獨立思考的目標。這樣的問題在傳統的古代文學課程教學過程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受到我國長期以來應試教育的影響，一些古代文學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往往急于讓學生將考試可能出現的知識點多加記憶和背誦，對與考試關系不大的歷史背景、文史資料等內容，教師則會一筆帶過。不僅如此，為了追趕教學進度、節省課堂時間，教師甚至會將學生自主預習、閱讀資料、討論交流的時間省去。需要指出的是，教師在省去這些讓學生自主思考和交流的時間的同時，也省去了對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在日復一日的背誦和默寫中，學生們記住的只是古代文學的皮毛，他們無法領悟到古代文學的真正魅力，也無法燃起學習古代文學的興趣。
（二）市場經濟沖擊使古代文學課程教學重形式、輕能力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高校在專業課程的設置過程中更重視課程的實用性和操作性，高等教育的重點也逐漸轉為為社會主義建設培養更加優質的掌握更多知識和技能的人才。這使一些高校教師對古代文學教學的重視程度大大降低。負責古代文學教學的教師有些還在使用陳舊的教案和資料，在課上也只是簡單地帶學生讀課文、聽寫默寫，極少開展課堂活動或者布置需要學生查閱資料、深入思考的課后作業。部分高校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逐漸流于形式。
（三）自主學習能力是古代文學課程發展的關鍵
馬克思主義哲學將事物發展的推動因素歸為內因和外因。二者之中，外因是條件，往往指的是外部條件的推動和影響，而內因則是根本和關鍵，指的是事物本身的主觀能動性。換言之，要想真正推動當代學子對古代文學的興趣，不斷積極學習，就必須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2005年1月，教育部頒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的若干意見》，指出將提高大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作為當代高等教學的重點。這也說明被動的學習方式不利于當代大學生對古代文學的學習，只有積極主動的學習方式才能夠深化大學生對中國古代文學的理解，進而培養大學生對知識的把握和應用的能力。
二、培養學生古代文學課程自主學習能力的策略
（一）加強教師培訓，發揮引導作用
教師在學生學習習慣的形成過程中有重要的作用。在古代文學課程教學過程中，正確的引導方式和教學策略能夠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養成濃厚的學習興趣，從而循序漸進地培養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要加強對教師的日常培訓，讓教師采用科學合理的引導方法帶動學生自主學習。在日常的教師職業技能培訓過程中，必須樹立起教師“引導者”的意識。具體來說，就是將教師在古代文學教學過程中的自我定位從課程的“管理者”“主導者”轉變為“引導者”。受到傳統觀念和舊有課堂模式的影響，絕大多數教師在進行古代文學教學時往往習慣于直接將固定的知識點和考點灌輸給學生，卻忽略了向學生傳遞科學高效的學習方法。針對古代文學課程的學習，如果學生僅僅只會記憶和背誦，對古代文學真正內涵的理解能力將大大降低。只有掌握科學的方法，理解古代文學的核心內涵，才能讓學生真正領悟到古代文學之美，迸發出持久的自主學習的動力。
（二）優化課程設置，培養學生興趣
科學合理的課程設置是一門學科廣受歡迎的關鍵因素。傳統的古代文學課程設置往往較為枯燥，多以傳統篇目的背誦和理解為主，鮮有幫助學生理解古代文學的其他的形式。這種方式看似能夠幫助學生打下堅實的古文基礎，實則是將學生有限的精力浪費在了無用的重復上。長此以往，學生非但不會對古代文學產生興趣，還會對其產生厭惡、抵觸情緒，不利于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因此，優化課程設置、培養學生興趣，對培養學生在古代文學學習中的自主學習能力有著重要的意義。與現代文學不同，古代文學與當代生活距離較遠，語言體系和行文習慣也與當代人日常所用的有著很大區別。因此，在古代文學課程的設置中，不僅要有教會學生進行理解、記憶和背誦的課程，還應該有相應的背景介紹課程、影片賞析課程等，將學生帶入到具體的古代文學語境中，培養學生對古代文學的語感和興趣。不僅如此，對于不同專業基礎和發展方向的學生，古代文學的課程設置也應做出相應的調整。比如，古漢語專業、中文專業的學生具有較強的文化底蘊和文學功底，在他們的古代文學課程設置中，就應適當增加寫作、對比等專業性更強的課程的比重。對于其他專業的學生，則應當側重加深他們對古代文學的了解，培養他們的學習興趣。
（三）豐富課堂內容，推動學生思考
除了優化課程設置，還有一種提高學生興趣、推動學生思考的教學策略，就是豐富課堂內容。如果說課程設置決定了學生應該掌握哪些內容，那么課堂內容就決定了學生以何種方式來掌握這些內容。現今，無論是中小學教育還是高校教育，互聯網絡都在其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將互聯網絡應用到古代文學課程設置中，在講述文本的同時為學生播放豐富的影像資料，或是利用多媒體等現代化設備開展豐富多彩的課堂活動，都是能大大推動學生學習古代文學的良方。不僅如此，傳統的教學方式中也有許多優秀方法值得借鑒。比如，在學習古代人物傳記時，鼓勵學生用角色扮演的方式在課堂上表演人物一生中的重要片段，或者鼓勵學生創作與主人公相關的故事、歌曲等，這些都能夠寓教于樂，給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與此同時，這樣的方式還能夠推動學生揣摩人物心理，加深理解和思考，提高學生對古代文學相關知識的探索欲和求知欲。
（四）改革考核標準，鼓勵學生創新
古代文學課程教學自開展以來，就一直以書面考試成績作為唯一的考核標準。在這種考核標準下，即便課程內容與課堂活動再豐富，學生也很難拋開應試的壓力，將精力投入其中。隨著現代化多媒體設備和互聯網絡在教學中的廣泛應用，古代文學課程教學成果的考核標準也應做出適當的調整。只有重視學生的努力和創造，才能予以學生充分的肯定，推動學生積極創新。首先，應將平時成績納入古代文學課程的考核標準當中，形成一個科學的評價體系。這里的平時成績，可以包括學生課堂上的表現，也可以包括學生向教師提交的與古文學相關的詩詞、書法、文學作品水平等。其次，對學生的評價標準也應當相對靈活一些，對于基礎較差的學生，只要他們對古代文學學習的熱情明顯提高，而且有一定的進步，就可以給他們較好的成績；對于基礎較好的學生，則可以適當鼓勵他們創作更多的古文學相關作品、閱讀更多的書籍，推動他們學以致用，更深入地理解古代文化。
三、結語
傳承優秀中華文化，培養學生對古代文學課程的自主學習興趣和能力，不僅是提高古代文學課程教學質量的要求，還是新時代國家和社會發展對人才發展的要求。只有充分意識到古代文學課程教學在現階段的主要問題，從教師隊伍、課程設置與課堂內容、考核評價標準等多個角度著手改善，多管齊下、對癥下藥，做到教師引導與學生自主創造相結合、古代文學與現代科技相結合、知識鞏固與合理創新相結合，才能為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賦予新的生命力。
參考文獻：
[1]鐘乃元，陳強.論強化大學生主體意識對高校古代文學教學改革的意義[J].課程教育研究，2013，（12）.
[2]龍燦宇.創新型教育在《中國古代文學》課程中的應用[J].大學教育，2013，（15）.
[3]賀玉萍.古代文學教學與多媒體課堂應用之我見[J].教育教學論壇，2014，（19）.
[4]王平珍.地方高校大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培養[J].邢臺學院學報，2012，（3）.
【文化視角下我國古代文學的研究】相關文章：
文化視角下我國古代文學研究03-08
產權視角下的物權法研究11-03
企業文化視角下思政工作研究論文01-21
語言學視角下的茶文化英語研究論文07-19
校園文化視角下高職院校學生管理優化研究10-19
析文化視角下新聞英語中修辭格的翻譯研究11-14
哲學視角下的復譯研究提綱03-03
語用充實視角下的商務翻譯研究03-07
營銷規劃視角下的感性消費研究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