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南渡出使金國過程中詩人創作的作品分析

時間：2024-07-05 09:43:54 古代文學畢業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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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人在不同的時期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但并非每個時期都明顯地在詩歌中表現出某一身份角色意識，以下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宋代南渡出使金國過程中詩人作品的論文范文，歡迎閱讀參考。

　　前言

　　使者，又稱行者，自古以來一直活躍于各個政權之間。使者的禮遇程度和個人尊嚴往往與其所處政權力量的強弱密切相關。宋代南渡時期，南方的宋朝與北方的金國在軍事上極不對等：宋弱金強。為了達到緩解軍事壓力、保持政治局面的穩定等目的，宋朝不間斷地、甚至是密集地向金國派出使節。宋朝派出的使節，既有文臣，亦有武將，但無論文臣還是武將，一般都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和雄辯的口才。這些使臣有不少長期羈留于金國甚至為此殉難，這樣的經歷往往令他們終身難忘。也正因為如此，這部分詩人盡管整個一生創作的時段較長，但出使期間的詩歌創作及追憶使金經歷的作品往往是他們詩文集中最有特色的部分，因此，使金詩人群也就自然形成。

　　從理論上講，使金詩人群應該是一個較大的群體，也應該創作了不少詩歌。張榮東根據《宋史·交聘表》、《金史·交聘表》及《宋史·本紀》統計，整個宋代共向金國先后派出使節190次。其中北宋15次,南宋175次，派出使節共計359人。顯然，正如張榮東所說，這些統計是不全面的。即便如此，將這些使臣的人數平均到南宋與金國并存的100余年中，也是較為可觀的。如此多的使臣理當有不少詩人并由此創作了不少詩歌，但遺憾的是，南渡使金詩人與作品的數量都很有限。這既有主觀方面的原因，如張邵在北地講學之余，還頗有著述，然其回到南宋后，因擔心與時局不合，招惹禍端，將詩文稿全部焚毀;又有客觀方面的原因，北地文化環境不如南方，創作既少交流的對象，文獻又不易保存。如此種種，造成了現存使金詩不成規模的狀況。

　　因為南渡使金詩人人數少(且不少詩人只有零星詩歌傳世)，傳世詩歌數量不多，對該類詩歌進行整體研究很難找出規律性的特征。當然，畢竟該類詩人有著較為相同的使命、際遇與創作環境，詩歌中也應該具備一些共性的成分。這里掛一漏萬，姑妄析之。

　　一、強烈的使臣意識

　　詩人在不同的時期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但并非每個時期都明顯地在詩歌中表現出某一身份角色意識。

　　這種現象在中國古典詩歌中普遍存在，很多詩歌無法編年即便作一粗略的編年也不可就說明了這一點。然而，南渡使金詩人，無論是其人還是其詩，皆能夠強烈地表現出使臣角色意識。先擷取部分使臣事跡，以窺知大概：《宋史·滕茂實傳》：金人諭之曰：“國破主遷，所以留公，蓋將大用。”迫令易服，茂實力拒不從，見者墮淚。

　　《宋史·朱弁傳》：紹興二年，金人忽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遣一人詣元帥府受書還。虛中欲弁與正使王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幸先歸。愿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于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

　　《中州集》：弁……天會六年，以通問見留。命以官，讬目疾固辭，猝然以錐刺之，而不為瞬。以上是眾多有關使金詩人史料中的一部分。很明顯，這部分使臣以使節要求為取舍標準決定自己的行為。朱弁和縢茂實的辭官，皆是出于維護使節身份的具體表現。其他如洪皓、張邵等人亦多有壯舉，皆體現出使臣之節操。而違背使臣準則的舉動則會受到其他使臣的鄙視。宇文虛中出使金國后，接受金國的任命，為朱弁、洪皓等人不齒。李任道曾將朱弁與宇文虛中的文章合編，命名為《云館二星集》，朱弁寫詩回應。

　　編者注曰：“叔通受官，而少章以死自守，恥用叔通見比，故此詩以不敢齊名自讬。”洪皓詩歌《次大風韻》下亦有按語：“集中次韻詩，于原作姓名往往不載，豈當時龔璹之流后皆降仕，故削而不錄。”雖然這些按語未必就是詩人們的本意，但結合朱弁、洪皓的行為看，則可以視為合理的推斷。

　　使金詩人不與金朝統治者合作，卻與民間人士保持著一定的聯系。不少使金詩人與當地詩人有詩歌唱和，如司馬樸有殘篇《雪霽同韓公度登圓福寺閣和李效之詩》，其中韓公度是金初大臣韓昉之子韓汝嘉，洪皓有《贈彥清》等，彥清為金相陳王固新長子。而且，這些使金詩人還有意識地將中原文化傳播給金人。

　　洪皓曾經教授陳王固新兒子漢地文化，“誨其八子”。當時傳授文化的條件非常艱苦，據傳，“因無紙，則取樺葉寫《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傳之，時謂之樺葉四書”。史載，張邵在金國亦熱心傳播漢文化，“人知公以儒學，士多從之授書，生徒斷木書于其上，捧讀既過，削去復書”，其講授《易經》，引得“一時聽者畢至”。使金詩人不愿接受金朝的官職，卻愿意傳播中原文化，其中的原因耐人尋味。

　　中國古人強調夷夏之辯，但夷夏之防不在血統，而指文化。凡是外民族認同中華民族文化的，亦無須以夷狄視之。使金詩人傳播漢文化，主觀上不無此意，史載：“金國名王貴人多遣子弟就學，(朱)弁因文字往來說以和好之利。”洪皓在詩歌中也常對其學生彥清等灌輸中原道德，如《贈彥清》：“好生惡殺號蒼天，天憫斯民欲息肩。自是大邦兵不戢，在于南國使無愆。論功弗用矜三捷，持勝何如保萬全。愿早結成修舊好，名垂史策畫凌煙。”“仁者自然天錫壽，若修陰德更何疑。”顯然，這是詩人使節使命的延續。事實上，詩人除了對陳王固新的兒子們予以和平思想的滲透，還阻止固新本人發動戰爭。《宋史·洪皓傳》：“或獻取蜀策，悟室持問皓，皓力折之。悟室銳欲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

　　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洪皓的言論與詩句是其使節使命職責的體現，而其勸阻發生戰爭所陳述的理由卻是中原文化中的一些重要觀點。如“好生惡殺號蒼天”，乃儒家思想中天有好生之德思想的體現;“仁者自然天錫壽”則顯然是《論語·雍也》中“知者樂，仁者壽”思想的詩歌表述;“若修陰德更何疑”，則又是中原文化中樸素善惡報應觀的表現，《漢書·于定國傳》：“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或為詩句所本。

　　如洪皓這樣用詩歌的形式直接行使外交使命的詩人并不太多，但其他詩人的詩歌發出的感慨實際也體現出他們自覺的使臣使命意識。朱弁《謝崔致君餉天花》：“偃戈息民未有術，雖復加餐只增媿。”詩人因有人送來天花(即蘑菇)而產生愧疚之情，以為口腹之樂徒增詩人未能完成外交使命的心理負擔。此詩乍看頗有矯情之感，但知人論世，聯系朱弁在使金過程中的忠貞表現，不難理解其外交使命感的強烈。

　　除了具有強烈的使臣角色意識與使臣使命感，使金詩人的使臣意識還表現在詩人們對使者身份的體認。

　　他們在詩歌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展示自己的使臣身份。這些詩歌的表現方式大體有如下數種：

　　其一，直言使節身份或用使節信物代稱。

　　朱弁《李任道編錄濟陽公文章與仆鄙制合為一集且以云館二星名之……》：“詞源未得窺三峽，使節何容比二星”，詩中直接用“使節”二字點明詩人身份。洪皓《次彥深韻》：“坐中我是江南客，萬里尋盟負恩眷”，用“江南客”暗指自己南宋使臣的身份。該類表述中，更多的以使者信物“符節”來指代詩人身份：朱弁《北人以松皮為菜……》：應憐持節人，餉此為問訊。

　　宇文虛中《又和九日》：一持旌節出，五見菊花開。古代的使臣出使所持的符節具有憑證或信物的意義，是使者身份的象征，也代表著國家的尊嚴。因而，使者應將其視為與生命同等重要。《漢書·蘇武傳》中說蘇武雖羈留于匈奴，但他“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宋史·朱弁傳》：“倫將歸，弁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愿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正因為節杖對于使臣的特殊意義，詩人們在表述自己身份時，更樂于選擇這一名物。

　　其二，借用典故點明身份。宋人寫詩喜用典故，使金詩人亦不例外。歷史上，能夠堅守節操的使臣最為著名者為蘇武，因而，蘇武也就成為不少使金詩人自覺期許的對象：洪皓《過曹溪》：半世囚拘愧牧羊，生還四載卻投荒。

　　張邵《謝樞密王公倫惠錦衣》：蘇氈久絕寢衣想，姜被忽分挾纊香。宇文虛中《在金日作三首》：傳聞已筑西河館，自許能肥北海羊。李若水《呈副使王坦翁》：就使牧羊吾不恨，漢旄零落雪花春。

　　洪皓將自己被拘金國十多年的經歷與蘇武相提并論，以蘇武自喻身份之意顯然。張邵詩歌中“蘇氈”，典出《漢書·蘇武傳》，原文曰：“武臥嚙雪與旃毛并咽之”。蘇武出使匈奴，沒有食物，只能以旃毛和雪吞下填充肚子。在文獻上無法看出張邵曾有如蘇武以旃毛為食物的記載。詩人顯然是借用這個典故說明缺少衣服的處境，借此表明自己與蘇武相同的身份與相同的信念。宇文虛中盡管接受了金朝的官職，在行為上屬于失節，但其思想上(起碼最初)也是愿意以蘇武自許。李若水同樣也使用蘇武牧羊的典故表達自己對宋朝的忠貞之情。蘇武在使金詩人心中，已經成為對抗外在惡劣環境與政治壓力的精神支柱，不僅詩人們如此，連宋高宗對使臣的贊許也同樣使用蘇武典故，洪皓回南宋朝廷后，請求一郡以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舍朕去邪!’”當然，使金詩人也并不僅僅自比蘇武，有時也會使用其他典故，或與蘇武之典并用，如朱弁《客懷》：兵氣常時見，客懷何日開。形骸病自瘦，鬢發老相催。已負秦庭哭，終期漢節回。風雷識我意，一雨洗氛埃。

　　詩人為了表達自己的使臣身份及使臣的作為與期望，連續用了兩個典故。“已負秦庭哭”，用申包胥出使秦國之事。《左傳·定公四年》：“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

　　子始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終期漢節回”則使用蘇武被拘匈奴十九年，最終回到漢朝之事。兩個典故，共同表達出朱弁作為使者的所為與所冀。

　　二、無奈的弱國心態

　　整個宋朝，積弱積貧。宋朝的使臣出使周邊政權時，往往缺乏唐人昂揚的氣概，底氣不足。即便如此，北宋使臣與遼國等周邊政權交往，還處于一個相對對等的水平上。然而，到了南北宋之際，金國在很短的時間內打敗宋軍，使北宋亡國，而南宋朝廷又被金國步步緊逼，后來盡管宋金軍事力量有了些許改變，但最終南宋卻在外交上向金國稱臣。如此局面，使宋朝使臣在創作尤其是與金人的文字交往過程中往往表現出弱國的心態。

　　《宋史·宇文虛中傳》曰：“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凡見女真人，輒以“礦鹵”目之，貴人達官，往往積不平”，后因此遭人誣陷，死于非命。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不拘小節、狂放不羈之人，作為使臣與金人交往時也表現出謙卑的一面。其《上烏林天使三首》(之一)：當時初結兩朝歡，曾見軍前捧血盤。本為萬年依蔭厚，那知一日遽盟寒。羊牽已作俘囚獻，魚漏終期網罟寬。幸有故人知底蘊，下臣獲考敢謀安。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宇文虛中稱呼對方使臣為“天使”，意謂天朝之使者。天朝之稱是漢文化圈國家對中國古代正統王朝的官方稱呼，是一種尊稱，被漢人視為蠻夷之邦的金國顯然不應該有這樣的稱號，宇文虛中此舉無疑出于諂媚。其次，對于徽、欽二帝被金人牽播于異域與詩人被拘禁，詩人并非無動于衷，而是情感相當沉痛，但詩歌卻以較為平緩的口氣表達。同樣，關于宋金戰爭的是非曲直，詩人自然洞若觀火，但詩人卻刻意回避這一問題，用“盟寒”一詞，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詩人更多的反而是強調宋朝的態度，愿意接受戰敗的事實，請求金朝能夠網開一面。而且，詩人還不忘對金朝使者做一番恭維，以獲取對方歡心。顯然，我們不能指責宇文虛中人格卑下，毫不顧及國家的尊嚴。事實上，詩人此詩乃為獲取對方同情，阻止戰爭的繼續而發，但詩歌中表現出的搖尾乞憐的態度的確非常鮮明地反映出作為戰敗國使者的艱難處境與無奈心情。

　　類似的情況也體現在洪皓詩歌中。洪皓滯留金地，曾為陳王固新教八子。然而洪皓在與其弟子彥清、彥深詩歌贈答、唱和中，卻表現得異常客套，而這種客套中不乏恭維的色彩，同樣也流露出作為弱國被羈使臣的心理。如：

　　自是大邦兵不戢，在於南國使無愆。

　　折腰翹袖為公壽，愿贊監軍早戢戈。

　　如果說詩中的“大邦”之稱還帶有禮貌性質，表示對對方國家的尊重;那么洪皓稱其弟子為“公”，則顯然有違中原文化中的師道尊嚴。洪皓此舉，是一個弱國使節落魄心理不自覺的流露。

　　當然，使金詩歌中也有慷慨激烈之作，例如：

　　王履《臨難歌》：矯首向天兮，天卒無言。忠臣死難兮，死亦何愆!

　　何宏中《述懷》：馬革盛尸每恨遲，西山餓踣更何辭。姓名不到中興歷，付與皇天后土知。

　　乍見上述詩歌，令人耳目一新，以為使金詩人生發出唐人的豪邁氣概。然而，透徹地了解這些詩歌寫作的背景與當時的環境及詩人們的心理后會發現：這些詩歌與其說是激烈壯懷的表現，不如說是為國捐軀的誓言，而且是明知無力回天，僅僅為保持尊嚴的選擇。事實上，上述詩歌如王履的《臨難歌》就是殉難前所作。滕茂實亦因憂憤而成疾去世，臨終前，“令黃幡裹尸而葬，仍大刻九字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

　　他的《臨終詩》(并序)很清楚地表現出其生死抉擇。其小序云：某奉使亡狀，不復反父母之邦，猶當請從主行，以全臣節，或怒而與之死，幸以所仗節幡裹其尸，及有篆字九，為刊之石，埋于臺山寺下，不必封樹，蓋昔年大病，夢游清涼境界，覺而失病所在，恐于此有緣，如死窮徼，則乞骸骨歸，悉如前禱，預作哀詞，幾于不達，方之淵明則不可，亦庶幾少游之遺風也。

　　上述詩篇字字皆血，是詩人為了國家的尊嚴而發出的雄壯之聲。然而，聯系到這些詩人特定的身份，發現其實這些詩歌體現出詩人們作為弱國使臣的無奈與絕望。上述詩歌中除了何宏中的《述懷》還隱約希冀著中興，其他詩人皆無此想法。

　　需要說明的是，詩人們的弱國使臣心態與詩人本身品質等因素無關，而是宋金局勢所決定的。弱國無外交。北宋本身軍事力量就弱，與金共同滅遼以后，遭到金國的侵略，很快政權瓦解，二帝北狩。而南宋朝廷成立后，懼怕與金軍交戰，一味逃避。后來，在宋金軍事局面發生了一些改變的情況下，宋高宗又急不可耐地與金人講和。如此種種，沒有給使金詩人任何可以預見國家中興的希望的可能，使金詩人一直處于或自憐自艾或悲憤難當的心理狀態。

　　三、表現矢志不渝的民族氣節

　　使金詩人的使者情結，在具體的詩歌創作中，以表達矢志不渝的民族氣節最為突出。使金詩人不少具有被羈留于金國的經歷，而且為時不短，洪皓、朱弁等人滯留北地甚至達十多年之久。這對于詩人個人而言無疑是痛苦的，然而也更能磨煉詩人的意志，激發出他們強烈的民族情感。除了上面列舉的王履等詩人的詩作外，朱弁、洪皓等人也有相當數量的此類作品。如：朱弁《有感》：仗節功奚在，捐軀志未閑。不知垂老眼，何日睹龍顏。

　　洪皓《次觀表文韻》：求成虐執四三年，一木難支大廈顛。致死存孤思杵臼，恃強輕敵笑苻堅。

　　朱弁的詩歌表現不辱使命、堅強豁達、為國捐軀等情感，洪皓也表現“致死存孤”的決心和戀闕思主的情感。這類情感皆屬于使金詩人詩歌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表現民族氣節最為常見的方式。不過，因為該類詩歌思想過于正統，也因此缺乏多樣性，顯得有點程式化，倒是節操有所虧損的宇文虛中的該類詩歌頗為值得玩味。

　　宇文虛中于宋徽宗大觀三年(1109)進士登第，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兩宋之際，曾多次出使金國。后被金國扣留，被迫官禮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封河內郡開國公，并被尊為“國師”，后被殺。關于其死因，有多種說法，然皆無確證，只能存疑。不管如何，宇文虛中降金是一個既定的事實，起碼與宇文虛中同時期的人持此看法。比如洪皓的《使金上母書》、《乞不發遣趙彬等家屬剳子》、《跋金國文具錄剳子》等文章中皆有對宇文虛中的指責之詞。《乞不發遣趙彬等家屬剳子》更是力詆宇文虛中的失節行為：“虛中以儒術進，嘗為近臣，猶且賣國圖利，靡所不為。”然而，我們發現宇文虛中的詩集中卻有不少表現堅守使者氣節的詩歌。比如《在金日作三首》：“傳聞已筑西河館，自許能肥北海羊”、《上烏林天使》：“魯人除館西河外，漢使驅羊北海湄。”兩詩皆明確表明詩人絕不會受金人誘惑，將如蘇武那樣保持民族氣節。另外，又有詩寄張孝純曰：“有人若問南冠客，為道西山賦蕨薇”，同樣表述自己將如伯夷、叔齊誓不食周粟那樣，絕不會與金朝統治者合作，其情亦不可謂之偽。不僅如此，宇文虛中在給家人的書信中，也表達了以身殉國的決心。與其妻書曰：“自離家五年，幽囚困苦非人理所堪。今年五十三歲，須發半白，滿目無親。衣食僅續，惟期一節，不負社稷，不愧神明。至如思念君親，豈忘寤寐;俯及兒女，頃刻不忘。

　　度事勢決不得歸，縱使得歸，亦得在數年以后，兀然旅館待死而已。”虛中與弟(南陽公)書亦云：“虛中囚系異域，生理殆盡，困苦瀕死，自古所無。中遭脅迫，幸全素守，惟一節一心，待死而已，終期不負社稷”。

　　宇文虛中最后一次出使金國的目的是祈請金人遣還徽、欽二帝，宇文虛中也的確為著這個目標而努力，甚至不顧自身的安危，主動要求留在北地：“(建炎)二年，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復資政殿大學士，為祈請使，楊可輔副之。尋又以劉誨為通問使，王貺為副。明年春，金人并遣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于是獨留。”其愛國之心亦昭昭可見。宇文虛中《己酉歲書懷》曰：“去國匆匆遂隔年，公私無益兩茫然。當時議論不能固，今日窮愁何足憐。生死已從前世定，是非留與后人傳。

　　孤臣不為沈湘恨，悵望三韓別有天。”在迎還二帝未果的情況下，迷茫而又充滿希冀。甚至天會十年(1132)，王倫自金歸宋，亦曾向朝廷匯報：“虛中奉使日久，守節不屈”。

　　然而，宇文虛中后來畢竟投降了金國。宇文虛中是真心實意歸降，還是如后人猜測的那樣從事間諜活動，已無從得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宇文虛中現存的詩歌中幾乎沒有涉及在金國政治生活的題材。這當然與宇文虛中詩歌大多已亡佚不無關系，但考慮到其現存的詩歌中不少表現堅守民族氣節、思念故國等等的內容，而唯獨沒有與其密切相關的北地政治生活，這種缺失未嘗不可以理解為宇文虛中不愿或故意回避此類內容。

　　筆者推測，宇文虛中盡管后來降金，但內心或是有難言之隱，或充滿負疚感。因而，宇文虛中有關政治方面的內容，在金國前期的詩歌中表述得淋漓酣暢，而后期則有意回避。這樣的行為本身，頗為耐人尋味。

　　四、表現對故國、親人的思念

　　旅人思家，使臣念國，這是中國古典詩歌中較為常見的題材。使金詩人尤其是長期滯留于金地的詩人更是如此。洪皓《思歸》：“垂翅東隅四五年，不知何日遂鴻騫。傳書燕足徒虛語，強學山公醉舉鞭。”朱弁《獨坐》：“階除雪不掃，獨立數歸鴻。”這些思歸之作，頗有一些共性的特點。

　　中國的傳統節日多含有闔家團圓之意，羈留于異域的使金詩人思家之念較常人愈發強烈，更熱衷于借節日抒發此類情感，因而這一類詩歌數量較多。略舉數例：洪皓《重九》：“箭穿化鶴君何在，書寄賓鴻使未還。引領庭闈方寸亂，倚松對菊涕潸潸。”朱弁《寒食》：“南轅定何日，無地不風塵。”宇文虛中《重陽旅中偶記二十年前二詩因而有作》：“客館病余紅日短，家山信斷碧云長。”

　　金國風土人情、生活習俗及自然風光都迥異于中原之地，由南入北的使金詩人生活于其中，很容易產生與中原對比的心理。而這種或顯或隱的對比，也強化了詩人的思鄉、思親之念。宇文虛中《春日》：“北洹春事休嗟晚，三月尚寒花信風。遙憶東吳此時節，滿江鴨綠弄殘紅”，將北地節侯與南方風物進行對比，表達出作者對南方故鄉的思念。洪皓《次種野花韻詩》：“強移野卉對殘春，深恐焦枯向日薰。種止一行非貴少，高才三寸豈超群。既無艷色堪觀賞，又乏幽香漫吐芬。卻憶故園都謝了，賣花聲斷幾時聞。”

　　北地野花，既乏色又乏香，詩人栽種，聊勝于無;而故園之花，方為詩人所向往。類似的對比手法，朱弁使用最為頻繁，也最有特色，如《白發》：“白發使車前，煙波思渺然。霜清獲稻日，風急授衣天。客館但愁坐，釣舟誰醉眠。乘槎會有便，真到斗牛邊。”

　　詩歌題目為首句“白發”二字，實則等同于無題，乃詩人諸多心緒無法理清之表現。詩歌前三聯，一句寫當下，一句寫思念中或向往中的境況。充分使用對比的手法寓以褒貶取舍之意而不露聲色，構思別致且含蓄不盡。

　　正因為江南風物與北地風光頗為不同，故江南風物也就常常承載著詩人的鄉思之情。吳激的詩歌最具有典型性。吳激北宋欽宗靖康二年(1127)，奉命使金，次年金人攻破東京，金人慕其名，強留不遣，命為翰林待制。吳激對江南風物的描繪，最為集中地體現在《歲暮江南四憶》中，其一曰：瘦梅如玉人，一笑江南春。照水影如許，怕寒粧未勻。花中有仙骨，物外見天真。驛使無消息，憶君清淚頻。

　　江南風物，在詩人的筆下皆美妙而值得人回味，然而，當詩人想望而無法回到夢繞魂牽的江南，甚至無法通音問之時，便會愁容滿面，以致涕淚交流。此中況味，非身處其境者不能體會。印象中的江南越是美好，又越會成為詩人思慕的對象。《張戡北騎》曰：“張生鞍馬客幽都，卻笑靈光筆法粗。只今白首風沙里，憶向江南見畫圖。”《題宗之家初序瀟湘圖》又曰：“江南春水碧于酒，客子往來船是家。忽見畫圖疑是夢，而今鞍馬老風沙。”生活在風沙滿天的北地，詩人對故國江南充滿思念之情，然而，南北阻隔，只能將思念寄托于圖畫之中。因而，江南對于詩人而言，就不僅僅是地理上的概念，也不僅僅只是詩歌的意象，而是具有了豐富而復雜的情感。《同兒曹賦蘆花》：“天接蒼蒼渚，江涵裊裊花。秋聲風似雨，夜色月如沙。

　　澤國幾千里，漁村三兩家。翻思杏園路，鞭裊帽簷斜。”本來詠蘆花乃詠物詩中的常見題材，然而對于因出使滯留北地且入仕金國的吳激而言，因蘆花為南方所產，便成為勾起思鄉之情的媒介。不僅如此，吳激還常將眼前之景幻化聯想為江南風物，比如，《游南溪潭》：“竹院鳴鐘疑物外，畫橋流水似江南。”類似的寫法，在其他詩人的作品中也有所體現。例如，洪皓的《次韻小亭》：“恍如到會稽，山川獲顧揖。”朱弁《睡軒為趙光道作》：“更須滿壁圖云水，臥想江湖渺茫春。”

　　使金詩人表達對故國、家人的思念，還常常體現在對時間的敏感上。南北宋之際的詩人使金常常被羈押，他們身處異域，既無法完成使命，又有家難回。悲憤、失落之感油然而生，自然產生度日如年的感覺，因而對時光的流逝極為敏感，常常能清晰地計算出某個時段的具體時長。洪皓《中秋》：“我今一別已三年，中秋三見望舒圓。”中秋佳節，詩人念念不忘自己被羈留金地的時間，其間透出的是濃濃的思鄉戀闕之情。

　　同樣，朱弁、宇文虛中等人的作品也以時間的標示表達自己的情感。如朱弁《蘇子翼送黃精酒》：“為君喚回雪窖春，八載羈愁供一埽。”宇文虛中《又和九日》：“老畏年光短，愁隨秋色來。一持旌節出，五見菊花開。強忍玄猿淚,聊浮綠蟻杯。不堪南向望,故國又叢臺。”重陽登高望遠，常令在外的游子產生思鄉、思親之情，何況詩人身處千里之外的異域。因而，詩人在重九之日，面對深秋之色，不禁感慨時光飛逝，掐指計算來北地已達五年之久。此情此景，怎不令人傷感，詩人借酒卻無法澆愁。最后一聯點出如此感慨，歸根究底在于故國難回。

　　五、余論

　　除此以外，使金詩人當然還有其他題材。比如洪皓以詩歌教育、引導固新的子孫阻止戰爭，創造和平;朱弁詩歌描寫在金國吃松皮、燒煤炭、睡炕等風土人情;曹勛反映淪陷區百姓對宋軍收復失地的渴望等等。但是，這些詩歌只是零星出現，而且皆為個別詩人較為獨特的創作，并不具有普遍意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幾類我們預想本該出現的題材沒有較大規模出現，頗值得探究。

　　對金國不義之戰的譴責和對北宋戰敗的反思的缺位是南渡使金詩令人不解之處。宋金之戰尤其是宋弱金強的局面無疑對宋人尤其是作為弱國使臣的使金詩人產生強烈的心靈震撼，按理說他們應該會對金國的入侵行為予以抨擊，痛定之痛之后又會對這場戰爭予以反思。事實上，在非使金詩人中還存在一定數量的這類作品。然而，對南渡使金詩人的詩歌作一全面的考察，我們沒有發現一首嚴格意義上的上述兩類詩歌。

　　另一種令人費解的現象是對北國風物關注不夠。對于從中原遠道而來的南渡使金詩人來說，無論是北國的自然環境還是人文環境都是全新的事物，理當引起他們濃厚的興趣，而且此前北宋的使遼詩人及后來南宋中期的使金詩人都對此予以關注，并形諸詩篇。然而，用較為嚴格的標準來衡量，南渡使金詩人非但沒有大量創作該類題材的詩歌，反而是很少有人創作該類題材的作品。即便朱弁《初春以蔓菁作薺……》、洪皓《次種野花韻詩》等詩歌也是因其他需要而引入北地風土人情，并非有意展現，即北地風物為其他主題詩歌的附庸。

　　那么，現在所要探究的問題是，何以上述兩類詩歌未能成為南渡使金詩人關注的重點?第一個問題，相對而言比較容易解釋：宋弱金強，使金詩人有所顧忌，不便于在詩歌中表述此類引起金人不悅的內容與情感。南渡時期，宋廷派往金國的使臣將官方名稱由原來的通問使改為祈請使，很能說明問題。而曹勛紹興十一年(1141)出使金國之前，宋高宗的叮囑更能說明問題：“汝見金主，當以朕意與之言曰：惟親若族，久賴安存，朕知之矣。然閱歲滋久，為人之子，深不自安。況亡者未葬，存者亦老，兄弟族屬，見余無幾，每歲時節物，未嘗不北首流涕，若大國念之，使父兄子母如初，則此恩當子孫千萬年不忘也。”皇帝尚且如此低聲下氣，作為臣子的使金詩人當然更不敢因詩歌而引起紛爭。宇文虛中早期使金詩歌有《虜中作三首》，而后來這個帶有歧視性質的“虜”字就再也沒有出現過，也可算這一觀點的佐證。

　　第二個問題似乎很難找到直接的材料來作答，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南渡使金詩人對北地風土人情等并非視而不見，而是有意識地記錄一些內容，如洪皓南歸后，曾追記北地有關情況，作《松漠紀聞》。如果注意到南渡使金詩人所熱衷的題材：表達對國家的忠貞之情、對故國的思念、對與家人團聚的渴望，則不難發現，詩人此時更關注的是自己的心靈世界與個人情感。他們在艱難的處境下，沒有太多的心情以審美的、或好奇的眼光看待身邊的世界。可以說，詩人視角的內視使詩人失去了外在的客觀世界，因而也必然導致詩歌題材的相對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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