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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河東裴氏在文學方面的表現
作為歷史悠久、學術文化積淀深厚的衣冠大族，河東裴氏不僅在史學方面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文學方面也有較突出的表現，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關于河東裴氏研究論文范文，歡迎閱讀參考。
引言
河東裴氏產生于春秋時期，崛起于兩漢之際，發展并鼎盛于魏晉隋唐之時，是聲名顯赫的名門望族。涌現出眾多名宦，文武兼有，在不同歷史時期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家族獲得了強大的政治優勢。此外，作為歷史悠久、積淀深厚的衣冠大族，它在文化方面同樣具有優勢，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特征鮮明的家族文化。這些文化傳統為家族的綿延發展提供了必要條件，成為家族具有政治地位與社會威望的有力保障。可以說，河東裴氏所擁有的政治與文化優勢，相得益彰，共同延續著家族的發展。不過，以往對于河東裴氏的研究多集中在政治、歷史方面，文學方面的研究則以個案研究為主，而對家族整體的文學研究還很不充分。本文擬對河東裴氏在文學方面的表現做簡單梳理，以期展示家族文學創作全貌，力求揭示家族文化與文學創作之間的關系，從而進一步完善并深化家族研究。
一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河東裴氏與文學
魏晉之際，河東裴氏已經發展成為高門望族，聲振海內: “初，裴、王二族盛于魏晉之世”，且世人以“八裴方八王”品藻，276，“郁為盛門”[4]卷833，4654，這充分說明裴氏人才輩出，并為后世的家族子弟樹立了典范。在此基礎上，裴氏家族成員大都好學，博覽墳籍，精通經史，且知名于世。裴秀，“少好學，有風操，”且“博學強記”;裴頠，“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 裴楷，“博 涉 群 書”，“明 悟 有 識 量，弱 冠 知名”; 裴松之，年八歲，就學通《論語》、《毛詩》，且“博 覽 墳 籍”[5]卷64，1698; 裴 駿，“通 涉 經史”[6]卷45，1020; 裴延俊，“涉獵墳史”[6]卷69，1529; 裴仲規，“少好經史”[6]卷69，1533; 裴佗，“少治《春秋杜氏》、《毛詩》、《周易》”[6]卷88，1906; 裴寬，“博涉群書”[7]卷38，1397;裴讞之，“七歲便勤學，早知名”[7]卷38，1386; 裴伯茂，“少有風望，學涉群書”[7]卷38，1381; 裴漢，“操尚弘雅，聰敏好學”。
這種嗜學、博學的風習逐漸發展為家族的優良傳統，并且為文學人才的培育奠定了堅實基礎。隨著年齡的增長、學識的積累以及閱歷的增加，家族子弟具備了較高的文學素養，文學才能也逐漸顯現出來，個別成員亦能以文學著稱于世。如裴秀，“八歲能屬文”，且“無文不該”; 裴敬憲，“五言之作，獨擅于時，名聲甚重，后進咸共宗慕之”，而且朝賢于河梁賦詩言別時，“以敬憲為最”，其文“有清麗之美”; 裴莊伯，“有文才”，21 歲時，“上《神龜頌》，時人異之。文筆與敬憲相亞”; 裴佗，“以文學顯”; 裴澤，“頗有文學”; 裴伯茂，“文藻富贍”，曾作《豁情賦》、《遷都賦》; 裴景融，“篤學，好屬文……雖才不稱學，而緝綴無倦，文詞泛濫”; 裴讓之，“少好學，有文情”，被稱為“能賦詩，裴讓之”; 裴矩，“好學，頗愛文藻”;裴漢，“每良辰美景，必招引時彥，宴賞留連，間以篇什”。不僅如此，根據史書著錄，創作成果頗豐: 《裴秀集》3 卷; 《裴楷集》2 卷; 《裴頠集》9 卷;《裴邈集》2 卷; 《裴松之集》30 卷; 《裴骃集》6 卷;《裴昭明集》9 卷; 《裴子野集》14 卷。可以說，此時裴氏家族的文學特性初步顯示出來，并逐步形成代代相傳的家學傳統。
從現存作品來看，裴氏成員涉足的文學領域主要包括詩、文、賦、小說等。他們的文學創作基本上呈現出與時俱進的特點: 無論是作品的體裁、題材，抑或是作品的風格特點，基本能做到順應時代潮流，隨時代文化演變而演變。當然，裴氏家族文化傳統的影響亦不容忽視，它同樣深刻地影響著成員的文學創作。可見，時代“共性”與家族“個性”的共生狀態構成此時家族文學的特點。
在詩歌方面，家族成員的創作以五言為主，并注意吸取南北詩風的特點，使作品風格具有多樣性，代表人物是裴讓之。他雖身仕北朝，但曾往來于南方，受到南朝文學趣味的影響，因此，風格兼具南北。
《有所思》: “夢中雖暫見，及覺始知非。展轉不能寐，徙倚徒披衣。凄凄曉風急，晻晻月光微。室空常達旦，所思終不歸。”
作為南朝文人經常創作的詩題，諸如王融、謝朓、吳均、沈約等都有詩作流傳，而此詩亦具有鮮明的南朝柔婉之風，在注重渲染環境的同時，通過動作將思婦內心幽微的情緒刻畫得非常細膩。
《從北征詩》: “沙漠胡塵起，關山烽燧驚。皇威奮武略，上將總神兵。高臺朔風駛，絕野寒云生。匈奴定遠近，壯士欲橫行。”
此詩帶有濃厚的北方豪放之氣，描述了軍隊出征時的情景，展現了將士同仇敵愾的決心以及必勝的信念。此種豪邁風格的形成與其所處文化環境密切相關。北朝入主中原后，非常傾慕華夏文明，一方面向先進的中原文化學習以達到統治目的; 另一方面，以居無定所為特征的游牧文化所造就的性格特點———剽悍、尚武、善戰，這樣的精神面貌深刻地影響著中原士大夫。對此，曹道衡先生曾指出:南朝人大量地擬作《橫吹曲》如《出塞》、《入塞》等戰爭題材的詩……并未成為文學的主流。因為那些詩歌中所反映的邊塞生活是南方人所不可能親身經歷的。
因此他們也只能從《漢書》等古書中去找尋典故，湊合成篇，畢竟缺乏真實的生活體驗。但這些題材，到了北方人筆下就不同了。北朝的疆域和柔然、吐谷渾甚至西域的一些政權相連，經常發生戰爭。有些北方文人曾隨軍到過邊塞，寫來就感到真切。
同樣地，北朝由于許多種族的入居中原，和漢人雜居，互相影響，其文化和心理素質，也會影響漢族人民。于是粗獷、剛健之氣，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在文學作品中。
《公館宴酬南使徐陵詩》: “嵩山表京邑，鐘陵對江津。方域殊風壤，分野各星辰。出境君圖事，尋盟我恤鄰。有材稱竹箭，無用忝絲綸。列樂歌鐘響，張旃玉帛陳。皇華徒受命，延譽本無因。韓宣將聘楚，申胥欲去秦。方期飲河朔，翻屬臥漳濱。禮酒盈三獻，賓筵盛八珍。歲稔鳴銅雀，兵戢坐金人。云來朝起蓋，日 落 晚 推 輪。異 國 猶 兄 弟，相 知 無 舊新。”
通過題目可知，這是裴讓之奉命宴請使者徐陵時所作，并將宴請時的景象描繪得細致入微，風格典正。特別是末句表現出真情實感，道出了分仕南北士大夫的共同心聲。
而裴子野的創作則與當時文壇風氣相背，具有鮮明的“家族特色”。雖身處“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的南朝，但是他“為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其制作多法古，與今文體異”[11]卷30，443，并領導“古體派”與以蕭綱為代表的“今體派”相抗衡，著《雕蟲論》批評當時文風的弊病———對藻飾的片面追求而失去為文之根本，主張為文要有助于政治教化。因此，他的詩質樸無華，通俗易懂，且無堆砌辭藻、典故之感。
《詠雪》: “飄飄千里雪，倏忽渡龍沙。從云合且散，因風卷復斜。拂草如連蝶，落樹似飛花。若贈離居者，折以代瑤華。”
作為一首詠物詩，詩人將雪花飄落時的每一個細節刻畫得細致入微，將雪花寫得形象生動，頗有情趣。
《答張真成皋》: “西方時未服，連年被甲兵。明君思將帥，方聽鼓擊聲。吾生委逸翮，撫劍起徂征。
非將慕辛李，聊欲逞良平。出車既方軌，絕漠且模行。豈伊長纓擊，行見黃河清。雖令儒夫勇，念別猶有情。感子盈篇贈，握玩以為榮。跂子振凱歌，含毫未勒成。”
該詩抒發了傾慕征戰沙場、驍勇無敵的將帥的情感，希望自己也能夠帶兵出征，建立軍功，頗見氣勢，基調昂揚。
辭賦作為當時文壇的主流文體，裴氏成員也積極進行創作，如裴莊伯《神龜賦》; 裴伯茂《豁情賦》、《遷都賦》; 裴景融《鄴都》、《晉都賦》; 裴宣《懷田賦》; 裴子野《寒夜賦》、《游華林園賦》、《臥疾賦》等。不過，傳世的僅有裴子野的作品以及裴伯茂《豁情賦序》。以裴子野的作品來看，《寒夜賦》在深夜寒冷清寂的環境中透露出對仕宦生涯的一絲厭倦; 《游華林園賦》則將華林園的景致娓娓道來，并在結尾深化了游園帶給人的感受; 《臥疾賦》則將自己身處病榻之時的內心感受傳達出來，尤其是表達了因無法抗拒生命的衰老而帶來的理想失落之感。
雖體制短小，但描寫細膩，情感真摯，尤其是注重在不同環境中不同生命體驗的真切表達，具有情景交融的藝術特點，與同時期抒情小賦的發展以及特點相一致: “這時的抒情小賦空前發達……多能情景相生，情與境會，具有較鮮明的形象性”。
就文章來說，裴氏成員的作品具有很強的實用性，大都為應用文，且與時事政治密切相關。如裴秀有表章 1 篇，書 1 篇，序 1 篇，奏事 1 篇; 裴子野有檄文、狀各 1 篇，碑 3 篇，論 6 篇; 裴延俊有疏 1 篇; 裴頠有表 3 篇，疏 5 篇，論 3 篇等。之所以如此，應與裴氏家族始終以政治作為人生價值的首要選擇與旨歸有關，家族子弟在博學通儒的基礎上，培養了極高的政治熱情和強烈的淑世情懷。翻檢史書就不難發現，成員大都精通禮制，經常參與國家朝儀制度的制訂。出于對國家社稷安危的考慮，他們上書獻言獻策，從而形成了文章政治性、實用性的特點。
正始以來，玄學興盛。與此同時，伴隨著清談之風的盛行，品評人物成為清談的重要內容之一。如果得到名士的品評，意味著聲譽大振，地位提高，仕途通達。因此，留下了許多關于人物品評的資料，而裴啟《語林》則成為重要的代表。該書主要記錄了從漢魏到兩晉著名人物的逸事，從思想、情趣、愛好等方面再現了士人的面貌，真實地反映了當時士人的生存狀態，也為了解當時社會生活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世說新語·文學》載: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充分說明其影響之大。同時，它也為后代志人小說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
二 隋唐時期的河東裴氏與文學
進入隋唐，河東裴氏迎來了家族最鼎盛的時期，17 位宰相的出現就充分說明了這一事實。與此同時，身處文學創作繁榮的氛圍中，裴氏成員的文學才能得到進一步提高，不僅從事傳統詩文的創作，而且對新興的文體———詞曲、小說等表現出較高的創作熱情。此外，還積極參加文學活動，與同時代的文人彼此唱和或編纂詩集。當然，家族形成的深厚學術文化傳統、良好的家風家學以及文學傳統等依然延續下來，并深刻影響著家族文學創作。
在這一時期，裴氏家族成員繼承了優良的學習傳統，依然延續著博學、嗜學的家風。如裴政，“博聞強 記”[13]卷66，1548; 裴 文 舉，“少 忠 謹，涉 獵 經史”[7]卷38，1404; 裴 遵 慶，“自 幼 強 學，博 涉 載籍”[14]卷113，3355。而且，尤為擅長詩文，文名遠著，且成果頗豐。如裴耀卿，少聰敏，數歲即解屬文; 裴潾，少篤學，工詩文; 裴夷直，工詩，且有盛名; 裴倩，頗有文才，“比興屬和，聲律鏗然”( 權德輿《尚書度支郎中 贈 尚 書 左 仆 射 正 平 節 公 裴 公 神 道 碑銘》)[15]卷500，5090; 裴說，頗有詩名。據史書著錄: 裴倩，文集 10 卷、《湓城集》5 卷、《海昏集》5 卷; 裴均，《壽陽唱詠集》10 卷、《諸宮唱和集》20 卷; 裴度，《汝洛集》1 卷、文集 2 卷; 《裴行儉集》20 卷; 《裴夷直詩》1 卷; 《裴說詩》1 卷。
唐代是詩的時代。詩歌的體裁、題材、風格等都得到最大限度的開拓，而詩歌遂成為當時眾多世家大族用力最勤、創獲最多的文體。裴氏家族亦不例外，其詩歌的總體成就大大超過了前代，具體表現在: 第一，形成了陣容較為龐大的文學家群體，諸如裴漼、裴耀卿、裴迪、裴潾、裴夷直、裴說、裴度等; 第二，體裁兼擅，如四言以及五言、七言近體詩; 第三，題材內容更加豐富，包括山水詩、贈答詩、詠懷詩、詠物詩等; 第四，風格呈現多樣化，如裴迪“清新自然，有高情逸致”; 裴度“質直渾厚”[15]卷15，469; 裴說“卓爾奇怪”[18]卷10，425。
究其原因，一方面與家族文學傳統、詩人自身經歷、個性有關，另一方面則與時代文化環境有關。不僅如此，裴氏成員還通過與士人的交往，不斷提升自我的文學才能，拓展創作的空間，進而豐富了家族文學。如裴迪，曾隱居于終南山，并與王維、崔興宗、盧象、儲光羲等交游甚密。特別是當王維得輞川別業后，常常與之交游，并彈琴賦詩，因此，他的思想情趣和詩歌風格都深受王維的影響。他的代表作《輞川集》就是與王維互相唱和的結果，各賦二十首五言絕句，內容、風格、意境等極其相似，因而也成為盛唐時期田園山水詩派的重要詩人之一。再如裴說，與當時著名詩人曹松、貫休、王貞白等友善，詩風接近賈島、李洞，作詩尚“苦吟”: “為詩足奇思，非意表琢煉不舉筆”。[18]卷10，425不僅如此，裴氏成員還積極參與文學活動: 或是為他人編撰詩集，如裴耀卿編纂《崔液集》; 或是編選文集，如裴潾，集歷代文章續梁昭明太子《文選》成 30 卷，曰《大和通選》; 或是與文人彼此唱和，互相切磋詩藝，如裴倩，曾與柳識、柳渾、蕭定、盧虛舟、李勛、袁高、元亙等交游，并相互唱和，唱和之作達九十六篇，后由其子裴均編為《海昏集》上下卷。
此外，文章的創作依然沿襲了此前的特點，寫作了大量的應用文，諸如表、議、疏、奏、狀、判、制、序、銘、碑等。這些應用性文字，不僅向我們展現出家族成員強烈的參政意識，而且體現出他們卓越的政治才能、豐富的政治經驗、敏銳的洞察力，以及對國家社稷的赤膽忠心。這與裴氏作為典型的政治家族的特點相表里。
在從事傳統詩文創作的同時，裴氏還積極嘗試詞曲、小說的創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后期文學世家之于新興文體的關注與兼容，以及承中有變、日趨多元的新態勢”。
如裴諴，善談諧，與溫庭筠等友善，好作曲子詞，尤以《新添聲楊柳枝詞》為人傳誦，善用諧音詞，多寫男女私情，類似南朝民歌。裴铏，著有短篇小說集《傳奇》3 卷。其中，最著名的、最有影響力的當屬《昆侖奴》、《聶隱娘》、《裴航》三篇小說。特別是《聶隱娘》，塑造了一位身帶仙俠二氣的女子形象，并且將其武藝與為人行事的機敏果斷、獨來獨往渲染得神乎其神，不但推動了后世武俠小說向描寫技擊方面發展，而且開創了將武俠小說與神仙道術融通合一的思路。近人汪辟疆在《唐人小說敘錄》中對其成就給予高度評價:“文奇事奇，藻麗之中，出以綿渺，則固一時巨手也”，且“文采典贍，擬諸皇甫枚、蘇鶚之倫，未能軒輊。”
此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家族中出現了一位在文壇頗具影響力的人物———裴度。他曾歷仕唐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七朝，并且在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擔任宰相一職。執政期間，他憑借敏銳的政治洞察力和出色的政治才能，取得了卓越的政治功績，因此獲得士人的尊重與推崇。
此外，他還與中唐著名詩人關系密切，如白居易、劉禹錫、韓愈、張籍等。由于裴度的政治地位、聲望以及獎掖后進的人格境界，使其成為中唐詩人群體的核心人物，圍繞他展開了一系列詩文創作活動，并且留下大量唱和詩作。留守洛陽時，在綠野堂“與詩人白居易、劉禹錫酣宴終日，高歌放言，以詩酒琴書自樂，當時名士，皆從之游”[14]卷170，1039。
作為一位政治家，裴度寫了不少文章，其中以奏疏碑銘為最多，且具有很強的政治實用性。這些文章充分展示了其政治思想，所言都能夠切中要害。
正如《舊唐書》本傳所言: “勁正而言辯，尤長于政體，凡所陳諭，感動物情。自魏博使還，宣達稱旨，帝深嘉屬。”
作為一位文學家，他的詩歌大都為抒情言志之作，語言自然流暢，情感隨文而出，沒有奇言怪語，并且多方面生動地展現了自我形象，特別是作為一名政治風云人物的內心情感世界。如《中書即事》表達了自己對朝廷的忠心，“葵藿”成為其人格操守的真實寫照; 《太原題廳壁》將親身經歷了宦海生涯的深刻體驗表露無遺; 《傍水閑行》展現了暫時擺脫政務后的閑適、輕松; 《涼風亭睡覺》表現了作為普通人的生活情趣以及濃濃的親情。此外，其藝術技巧也相當純熟: “飛鳧拂輕浪，綠柳暗回塘”( 《春池泛舟聯句》) ，“波紅分影入，風好帶香來”、“滿地愁英落，緣堤惜棹回”( 《薔薇花聯句》) 中的“拂”、“暗”、“分”、“帶”、“愁”、“惜”等字眼，生動逼真地描寫景物。不僅如此，裴度還提倡自然地表達情感，語言要平易自然，明白曉暢，堅決反對語言的生澀怪僻。這些無疑奠定了其在家族中重要的文學地位。
總之，在這一時期，家族文學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態勢，形成比較繁榮的局面。特別是在唐代文學良好的生態環境中，裴氏成員的文學才能進一步提高，并積極參與相關的文學活動，努力通過外在的社會活動不斷充實、豐富家族文學。不過，家族自身的學術文化傳統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學創作精神以及特色，同樣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與穩定性，亦被繼承下來。
三 河東裴氏的文學觀
筆者曾撰文指出，河東裴氏始終將儒學作為整個家族安身立命的根本和家族文化的核心。雖然，某些成員受到時代學術思潮的影響，有的談玄，有的信佛，卻未動搖家族的根基。在此基礎上，家族成員形成了傳統的儒家詩教觀。
從現有資料看，裴子野《雕蟲論》是最早的家族文學理論宣言。作為齊梁時期“古體派”的代表人物，他尖銳地批判當時文風的弊病———片面追求藻飾: “人自藻飾，雕蟲之藝，盛于時矣。”
同時，他指出時人因尚“雕蟲之藝”而失去了為文的根本，且 為 亂 世 之 征 兆: “亂 代 之 徵，文 章 匿 而采”。在他看來，只有《詩經》才是文學的典范: “既形四方之氣，且彰君子之志，勸美懲惡，王化本焉”，不僅展現了不同地域的風俗，而且充分彰顯了君子之志，更為重要的是做到懲惡揚善，有助于政治教化。接著，他對后世文學做出了評價:“后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若悱惻芳芬，楚騷為之祖，磨漫容與，相如和其音。由是隨聲逐影之儔，棄指歸而無執，賦詩歌頌，百帙五車，蔡應等之俳優，楊雄悔為童子，圣人不作，雅鄭誰分。
其五言為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葉。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繡鞶帨，無取廟堂。”
他認為，從楚辭、漢賦、魏晉直至宋的詩賦，無不“繁華蘊藻”，片面追求華麗的辭藻、修辭的技巧，呈現出“興浮志弱”的弊病，背離了儒家詩教的傳統。該文雖不長，但批判嚴厲，言辭激切。
可見，裴子野一方面繼承了傳統的詩學觀念，從功利性著眼，強調文學的政治教化作用，而抹殺了詩歌作為文學藝術應當具備的獨特審美特性，這在魏晉時期文學走向自覺的時代，顯得極不合拍，甚至有些落后、保守; 另一方面，我們還要承認他的認識具有強烈的現實批判意義，它切中了劉宋末年大明以后文壇存在的致命弱點，為扭轉當時柔靡文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因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到了唐代，裴度、裴延翰等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
裴度在《寄李翱書》中表達了對文學的認識。
首先，他對李翱《愍女碑》、《烈婦傳》等“激揚教義”的作品大加贊賞，并對其為文能以“六經”為本的做法給予肯定: “若《愍女碑》、《烈婦傳》，可以激揚教義，煥于史氏; 《鐘銘》謂以功伐名于器，非為立器為銘; 《與弟正辭書》謂文非一藝。斯皆可謂救文之失，廣文之用也。甚善甚善。然仆之知弟也，未知其他，直以弟敏于學而好于文也，就《六經》而正焉。……”之后，他對賈誼、董仲舒、劉向等“鋪陳帝王之道”、“發明經術”、“窮極天人”的文章給予高度評價[15]卷538，5461。最后，他指出前代文學的共同之處:即“然皆不詭其詞而詞自麗; 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而且“奇言怪語，未之或有”，行文自然流暢，無甚雕琢，“意隨文而可見，事隨意而可行”[15]卷538，5461。在此，裴度提倡自然地表達情感，語言要平易自然，明白曉暢，堅決反對語言的生澀怪僻。接著，裴度進一步指出:觀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儷句，屬綴風云，羈束聲韻，為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詞遠致，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為意也。且文者，圣人假之以達其心。
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高之、下之、詳之、略之也。……故文人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淺深，不在其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 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 于 倒 置 眉 目， 反 易 冠 帶 也。
……這段話充分表明，裴度對于李翱過分追求辭藻、講求聲律的做法是極不贊成的。他認為，形式只是用來表達思想內容的，只要內容表達清楚了，就不必對形式過分在意。同時，他指出文學作品的優劣在乎創作者的精神境界、品格的高下，而不是在乎舞文弄墨，一味追求語言聲韻等形式方面，即“磔裂章句，隳廢聲韻”。
不僅如此，裴度對韓愈的“以文為戲”也表示了強烈不滿，認為有悖于“激揚教義”的精神: “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可矣乎! 可矣乎! 今之作者，不及則已; 及之者當大為防焉耳。”
可見，裴度的文學觀雖有一定的合理性，即反對當時一些古文家為了矯正駢體而一味求變求新，形成一種詭異文風。但是，其文學觀的核心仍是重教化而輕藝術: “他實際上否定了對文章藝術形式的講求，否定了對于文學語言的爐錘之功。他不是說，應在精心錘煉的基礎上做到自然合度，明白流暢; 而是說不必在表達上多下功夫，只須思想內容正確，則說出 便 是。這 反 映 出 他 輕 視 文 章 藝 術 的 傾向。”
裴延翰在《樊川文集后序》中表達了對文學的認識: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在三代之道，以文與忠敬而隨之，是為理。其與運高下，探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誼、司馬遷、司馬相如、楊雄、劉向、班固為世魁杰。然騷人之辭怨刺憤懟，雖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沾恰時論。相如、子云，環麗詭譎，諷多要寡，羨漫無歸，不見治亂。賈馬劉班，乘時若君之善否，直豁己臆，奮然以拯世扶物為任，纂緒造端，必不空言。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化、賞罰，無不包焉。
……故文中子曰: “言文而不及理，王道何從而興乎?”嘻! 所謂文章與政通，風俗以文移，果于是。
我們看到，裴延翰也主張“文章與政通”，與裴子野提出的“勸美懲惡，王化本焉”的觀念一脈相承，強調文學的政治教化功用。就屈原、宋玉等楚辭體作家來說，雖然辭多有怨憤，與政治教化也有關，但卻無助于時論; 就司馬相如、揚雄等辭賦大家來說，其辭華麗奇異，漫無邊際，卻不見國家治亂與否;就賈誼、司馬遷、劉向、班固等來說，以拯世濟物為己任，直抒胸臆，其辭言之有物，且專注于政治教化的多個方面。
總之，在家族文化的深刻影響下，裴氏成員強調文學的政治教化功用，而對其應當具備的形式美有所忽略甚至否定。從裴子野到裴度，再到裴延齡的遙相呼應，則充分證明了以儒學作為家族文化核心所產生的巨大影響。
綜上所述，裴氏家族的文學創作，一方面深受家族文化傳統的影響，表現出鮮明的家族特色; 另一方面深受時代文學發展的影響，文體演變、文學成就日趨多樣豐富。雖然，裴氏家族的文學成就不如那些大型、巨型文學世家，但是，它畢竟有著自身文學生命的發展歷程。對此，我們不能視而不見，而是要客觀地予以認識與評價。因為“對于每個特定文學世家而言，彼此都有興衰起伏的歷史，都有各自獨特的生命周期”。而對于以裴氏為研究對象的個體文學世家史的研究意義，則在于“可以為后續不同層序的文學世家研究提供了大量鮮活的經典案例，更重要的是其作為四個層級的第一鏈接點，是整個文學世家史學術范式建構的根基所在”。那么，在中國古代家族文學的發展史中，我們應該給予裴氏一席之地，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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