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與戴良友誼變異探微

宋濂與戴良友誼變異探微

　　論文關鍵詞：宋濂;戴良;友誼;婺州;元末明初

　　論文摘要：宋濂與戴良是同鄉同門好友，在元末明初的文壇上，他們都有很高的聲譽。然而，由于立場的不同，他們在元末的大動亂中，分別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由于種種原因，戴良與宋濂的友誼很難維持下去。探討元末明初同門朋友友誼的變化，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當時文人的心態和嚴酷的生存。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原籍婺州金華潛溪，至正六年（1346）遷婺州浦江（今金華浦江）。戴良（1317—1383），字叔能，婺州浦江人。戴良雖然小宋濂七歲，但由于他們同鄉，且都師事過元末的大儒柳貫、黃溍、吳萊，因此，兩人在婺中有著密切的交往，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至正九年（1349），元朝大臣余闕來婺州任浙東道廉訪司事，宋濂與戴良一道去拜謁。余闕十分賞識兩位后輩的德識才學，除了盛情夸獎和熱情勉勵外，“且各書齋扁為贈”^［1］1577。后余闕得知柳貫去世，有遺稿留在家，即命宋濂和戴良“匯次之”^［2］序。宋、戴兩人受命后，將老師柳貫可傳世的作品編成《柳待制文集》二十卷，請余闕和老師的友人危素作序，余闕命刻之學宮。柳貫尚有古今詩907首，雜文248篇，宋濂和戴良又輯為《別集》二十卷，命柳貫子卣藏之。
　　至正十年（1350）二月十五日，宋濂攜家自金華遷浦江孝門橋。這樣，宋濂和戴良同處一邑，有了更多的交往。是年八月，宋濂撰成《浦陽人物記》，他請戴良為其作序。戴良在序中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今景濂氏以不世出之才，蒐羅廢墜，抉剔幽隱，撰成乎此書。使夫一縣之內，數百年之間，忠君孝父之則，施政為學之力，以及女婦之范模，莫不粲然而具備，交見乎吾前。其視彼之區區土物之小者，孰得而孰失哉？吾見浦陽之為縣，將自是而出色矣^［3］卷6。
　　宋濂于至正九年曾因危素之薦被朝廷授予翰林編修之職，由于老師黃溍在朝中堅決求退，加之宋濂對元朝也失去信心，故來到浦江后不久，即入浦江仙華山為道士。宋濂的行為很不為時人所理解，且遭到一些士大夫的嘲笑。戴良曾與宋濂談起此事，宋濂即請戴良為其寫序辯護，以祛除人們的嘲諷。“子知我者，何不贈之以言，使有以解彼之嘲，而且以卒余之志也。”戴良應命寫了一篇《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為道士序》。文中，戴良復述了宋濂四條不能為官的理由后，即援引“賀知章辭之職，請為道士于荊川；陳圖南不應時君之召，入嵩山為道士”的例子為宋濂壯行，可謂深得交友之義。
　　朋友之道，不僅僅局限于談學論道、切磋學藝，也在于對對方生活上的關心。戴良一次病倒，二十多天不見好轉。宋濂特地趕往探視，安慰勸勉，授之良方，直到戴良病愈才辭別。宋濂之于戴良，亦可謂厚矣。戴良有感于宋濂的關懷，寫了一首《病中承宋編修見過》詩以致謝^［3］卷6。
　　至正十一年（1351）由韓山童領導的紅巾軍大起義，敲響了元朝滅亡的喪鐘。之后，各地起義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相繼出現了劉福通、張士誠、陳友諒、方國珍、朱元璋、明玉珍等軍事集團和政權。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十九日，朱元璋率軍攻下婺州，二十二日，朱元璋在婺州置中書分省，并將婺州改名為寧越府。朱元璋雖為不通文墨的和尚出身，但作為起義的領袖，他深知羅致人才的重要。故婺州被攻下后，他即派人搜羅婺州文人至他的幕下，以備顧問。
　　至正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朱元璋命婺州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宋濂被聘為五經師，戴良被聘為學正。有關史料記載道：“（己亥正月庚申）命寧越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原等為訓導。時喪亂之余，學校久廢，至是始聞弦誦之聲，無不忻悅。”^［4］是年六月，朱元璋離開金華回到應天（南京）。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宋濂與處州的葉琛、章溢、劉基被朱元璋召至南京。
　　至正二十一年（1361），元廷以薦授戴良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中順大夫。二十二年（1362），戴良由金華道經杭州，抵蘇州上任。當時蘇州名義上還屬于元廷，實則是張士誠大周政權的所在地。
　　從上面的史實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宋濂和戴良一對同門好友，在朱元璋攻下婺州后，他們一同被聘至婺州郡學任教員，朝夕相處一年多后,卻又分道揚鑣。何以宋濂應朱元璋之召，而戴良卻轉而仕元，走上一條與宋濂對立的道路上去呢？
　　從宋濂這方面講，他幾次參加元朝的科舉，都以失敗而告終，這不能不使他對元朝的一系列制度有所懷疑和批判。例如，他的《龍門子凝道記》，即以寓言的方式對貪婪的統治者、不良的社會風氣、丑惡的世態都有過尖銳的針砭和批判。他拒絕接受元朝授予的翰林院編修的職位，一方面固然有老師黃溍的影響，但主要是對元朝已徹底失去信心。他一度出為道士，但作為一個有強烈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的文人，宋濂的內心無時無刻不處于“仕”與“不仕”的激烈沖突中，尤其是至正十一年（1351）紅巾軍大起義爆發后，對“鳳凰不來，生民遘屯，如水之溺，如火之焚”^［1］1753的現狀更是憂心如焚。《龍門子凝道記•觀漁微》中漁夫對龍門子“肥遁”的尖銳批評，可以看成是宋濂內心的自我譴責。但是，在出仕的問題上，宋濂堅持一個要求，那就是：君王必須像劉備三顧茅廬請諸葛亮那樣禮聘他，不然寧肯老死山中，也不肯出仕。他曾這樣說道：“君子未嘗不欲救斯民也，又惡進不由禮也，禮喪則道喪矣。吾聞君子守道，終身弗屈者有之矣，未聞枉道以徇人者也。”^［1］1754宋濂甚至以孤獨氏二女因無人作媒、寧死不嫁的故事，來表明自已要由禮而仕的堅決態度：“區區一女子，尚以死守禮，予曾謂學先王之道者，乃不由禮乎？”
　　在朱元璋攻下婺州前的幾天里，宋濂就接到了昔日的朋友、后為婺州知府王宗顯的禮聘，要他出任婺州郡學五經師，但一招即往的做法不是宋濂的性格。故宋濂仿效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作《答郡守聘五經師書》，以多病、親老、性懶、樸憨等理由辭謝，書中有“與執事相契亦歡甚，初無不共戴天之仇，執事何為欲強之乎？”之句。不過，由于前面的敘述，我們知道拒絕就任五經師不是宋濂真正的本意，所以上面的俏皮話，僅僅表明自己并非是自輕自賤之徒。王宗顯看出宋濂并非深拒固辭，故幾番禮請，終于在次年正月郡學開學的時候將宋濂請出。
　　從拒絕出仕元朝翰林國史院編修之職，到投身于一個沒有多少的軍事首領朱元璋的幕下，這巨大的反差確實令不少人感到疑惑。故宋濂于至正二十年（1360）作《詰皓華文》，向世人公開表明他出仕的理由不是為了個人利益，而是為了拯救黎民于水深火熱之中。宋濂借主“憂”之神皓華的口，對那種不顧國家危難，不顧百姓死活，只想自已消憂圖樂的思想給予了有力的批判：“夫子宜先天下憂而憂，乃欲自樂邪？昔尼父任道為宗，上畏天命，下悲人窮。雖不得位，唯世是從。敢曰自佚，以疚厥躬？子幸我聽，請竭始終：民吾同類，綏之匪易。遑遑齊魯，棲棲宋衛。樹伐蒲圍，絕糧不繼。車轍周環，曾莫少避。欲興東周，拯我民瘁。是謂世憂，夙夜罔替；天下為公，道紀攸系。魚爛已成，河決安治。傷麟曷來，嘆鳳不至。舍瑟長吁，反袂拭涕。述為彝經，表我王制。是謂道憂，唯恐淪墜。夫子法尼父者也，宜為二者深憂，乃欲自樂耶？況今六合雄吞，矛縱戟橫。千里蕭條，土絕播耕。屍胔如山，悲風往還。鳥鳶見人，飛集樹端。夫子不為之長慟，日欲開口笑樂，一何惑乎？……王公弗憂，四國不治；侯伯弗憂，庶政用隳；子男弗憂，名毀身隨；士庶弗憂，菑害是罹。是憂者，群善之原，眾德之基，修之則安，悖之則危，故曰：‘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而君子終身以之，夫子奈何棄諸？”^［1］223所以，宋濂的《詰皓華文》可以看成是他義無反顧地出仕，義無反顧地去南京輔佐朱元璋的宣言。
　　從戴良這方面講，他在朱元璋攻占婺州前，曾擔任過浦江月泉書院直學的小官。三個老師中，他與柳貫的感情最深，而柳貫卒于元廷官所。所以，他雖然與宋濂居同邑，學同師，但心態與宋濂有很大的不同。他在朱元璋攻下婺州時被召至幕下，擔任了郡學學正,然他有一種負罪感，有一種懺悔情緒。我們可以從他在郡學中寫的一些詩里窺見其心態，如《投王郡守二首》中的一首寫道：“卒歲囊無褐，為儒坐有氈。每因官俸薄，時動故人憐。慷慨空前志，蹉跎已莫年。爭如歸去好，家在白云邊。”^［3］卷3最后兩句，是他欲辭去郡學學正的托詞。實際上，他身在曹營心在漢，在好友宋濂離開郡學去南京的第二年，他便接受了元廷的任命。

[1]    

　　心態的不同，并不影響他們最初的感情。在宋濂去南京的時候，戴良寫下了《別宋潛溪》一詩，表達他依依不舍的傷感之情和對宋濂此去吉兇的擔憂:“昨宵郡齋宿，今旦赴行舟。官程不敢違，可使須臾留。掩泣別故交，強顏逐前儔。未嘗去鄉邑，詎能千里游。金陵古帝鄉，雄跨東南州。至今開甲第，奕奕居公侯。冠蓋若云擁，車馬細川流。厚祿不虛授，高才將見收。如何獨多念，去去懷百憂。”^［3］卷2
　　宋濂到了南京后，戴良經常思念這位同門好友，擔憂他的前途命運，希望他們的友情不因年歲的遷移而改變。他在《寄宋潛溪三首》結尾寫道：“韶顏忌凋落，華志驚變衰。安得君子心，不隨年歲移。”^［3］卷1但是，道路不同，分別日久，心意難通，要想保持昔日的友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從戴良《寄宋景濂十首》（僅存六首）和宋濂的《寄答戴九靈古詩十首》中，我們看到了兩人為保持友情所作的努力，同時也看到了兩人間存在的差異。
　　從戴良致宋濂“三年去復還，鄰里無一遺”，“厭此里中居，行行至吳國（一作徐國）”等詩句看來，戴良的贈詩寫于他依附張士誠的三年之后，宋濂的答和也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在吳中的三年，戴良的心緒并沒有什么好轉，他對個人和元朝的前途命運都感悲觀，加之“視友誼日薄”，“不見新相知”^{［3］補編}，戴良更加愁悵。他很希望自己能像陶淵明一樣離開，離開仕途，過上一種藝藿種葵、兒女繞膝、雞黍桑麻的田園生活。戴良之所以把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向昔日的朋友傾訴，是表明自己珍視昔日的友誼，期望他們能在某一方面達成共識，而使友誼有進一歩的發展。
　　“但我逆旅中，百感易交橫”，宋濂讀著戴良寄來的詩，可謂愁腸百轉，感慨萬分。他十分理解戴良的心情，他也希望隱遁山林，過上吸甘飲露似的神仙生活。但“攢眉入山林，已失山林性”，“窘束勢方固，安能遂吾私”，“世間紛擾徒，如何學神仙”^［1］2192，的動亂、天下的紛爭已容不得個人躲到山林里去學做神仙了。他走到現在，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天下的太平。
　　宋、戴兩人的十首唱和詩，在當時的婺州友朋中競相傳誦。明郎瑛《宋戴遺詩》寫道：“予嘗見太史宋公濂詩四冊，公親書者也，大字如指頂，小字如芝麻，或行或楷，真有龍蟠鳳舞之象，高可五寸，亦奇物也。惜為杭守張公取去。今學士集中之詩，不滿二百，則知遺落多矣。予家又藏公與戴九靈寄答古詩各十首，考之《九靈集》中，止得其六，而公詩集皆無之。且書乃當時吳德基，而題跋則王華川（袆）、揭少監（汯）、胡仲申（翰）輩，而又裝潢成軸，襲以文錦，安知又不為他人之取乎？茍或敗壞，千古埋沒，今特錄置于稿，則又傳遞一番，彰者眾矣，亦慊收藏者之情。”（《七修類稿》）揭汯、胡翰的題跋今已不見，現錄王袆的題跋于下，以見其時人對宋、戴兩人十首唱和詩的看法：
　　古詩二十首，前十首戴君叔能以寄宋君景濂，后十首則景濂以答叔能者也。嗟乎，詩道之廢久矣！十年以來，學士大夫往往詘于世故之艱難，溺于俗尚之鄙陋，其見諸詩，大抵感傷之言，委靡而氣索；放肆之言，荒疏而志乖，爾雅之音遂無復作矣。二君素以古道相尚，是詩之倡酬，蓋仿于蘇、李，譬猶律品之相宣，規矩之互用。然其為言，或務簡善，而其思遠以切；或尚宏衍，而其情婉以周。鮑、謝之微旨，殆各有之。至其讬物連類，撫事興懷，則又俱有陳子昂、朱元晦《感興》之遺音焉。嗟乎，詩道之廢久矣！吾讀二君之作，于是有慨夫古詩之緒未終絕也。曰：“詩可以觀。”讀乎其詩，則其所可觀者可得而見矣。^［1］2570
　　當朱元璋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消滅了陳友諒的勢力后，戴良意識到朱元璋下一個目標將會是張士誠。宋濂就在朱元璋的那一方，可以想見到時將會有怎樣的尷尬。故戴良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即避兵至四明（今寧波）。同年秋，又附舟北上，徑奔元主。因兵阻滯留山東，戴良趁機欲尋訪齊魯間的豪杰之士，但卒無所遇。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朱元璋軍隊攻破蘇州，張士誠被俘自縊，宣告了大周政權的滅亡。戴良也于是年九月南還至四明。次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登基稱皇帝，國號大明，建元洪武，是為明太祖。洪武二年八月，明兵攻入大都，元朝滅亡。
　　明朝建立后，宋濂和戴良的生活處境和聲望頓時判若天地。從宋濂這方面講，他被朱元璋官以《元史》總裁、翰士、國子司業、禮部主事、太子贊善大夫、翰林承旨等職。父母妻子皆得封贈，兒子孫子同列朝官。或受賜甘露，或受賜金帛，或受賜御詩，極盡榮寵。文名也如日中天，“在朝，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宴享律歷衣冠之制，四裔貢賦賞勞之儀，旁及元勛巨卿碑記刻石之辭，咸以委濂，屢推為開國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門乞文者，后先相踵。外國貢使亦知其名，數問宋先生起居無恙否。高麗、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購文集。四方學者悉稱為太史公，不以姓氏。”^{［5］3787-3788}
　　從戴良這方面講，他的處境極為艱難。首先，他漂泊他鄉，有家難回。因為戴良幾乎所有的婺州朋友都在朱元璋的朝中做官，他作為元朝遺民，一個曾經依附張士誠的文臣，何以有臉面對父老鄉親，何以有臉面對昔日的朋友！所以，他只有高蹈遠引，斂跡遁身，在四明的鄉間、寺廟、山林里打發他的殘生(可參其《寄婦》、《憶子》、《自述二首》和《歲暮感懷四首》等詩)。
　　明朝建立后，我們找不到戴良和宋濂有直接的詩文往來。相反，從戴良的一些詩文中，我們隱隱約約地感覺到，戴良與宋濂、王袆等友人的心離得越來越遠，他甚至含沙射影地批評婺中的友人。如《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中的一首寫道：“結交數丈夫，有仕有不仕。靜躁固異姿，出處盡忘己。此志不獲同，而我獨多恥。先師有遺訓，處仁在擇里。懷此頗有年，茲行始堪紀。四海皆兄弟，可止便須止。酣歌盡百載，古道端足恃。”^［3］卷24雖然是同門，但那些人出處忘己，有背師訓，令戴良感到羞恥。四海皆兄弟，何必再要與那些志不同、道不合的同門維持關系呢？話中的話，似乎就是針對宋濂、王袆等同門說的。戴良批評同門，也許有他的理由，而其《投知己書》則完全是有感而發：
　　仆生五十有馀年矣，足跡不出乎吳越，交游不及乎卿相，而往來于士大夫間亦多矣。泛泛市道者固不足言，其以詩文相親愛不啻如親骨肉者，亦且不少矣。然方無事時，未嘗不慷慨激發，期刎頸以相死，一旦遇小故未至利害之相關，即變顏反目遽然相背負有矣，或攘臂而擠之如怨家仇人者亦有矣。至于望望然若不識，不肯出一語辨黑白而反附和焉者，則滔滔皆是也。^［3］卷10
　　世態炎涼，讓戴良有切膚之痛。所謂的《投知己書》，實則表明昔日的友人、昔日的知己已不復存在。這一點還可從戴良寫的《哭陳夷白》一詩得到佐證：“白發江湖一病身，平生精力瘁斯文。師門偉器今余幾，藩國奇才獨數君。共愛辭華追董賈，肯將出處累機云。生芻不到黃瓊墓，目極五湖西日曛。”^［3］卷25陳夷白即陳基，他是黃溍的學生，故與戴良為同門。他很早就寓居蘇州，后來成為張士誠的文士。“師門偉器今余幾”，戴良從親元仕元的角度出發，對投身朱元璋那邊的同門友人作了否定。
　　我們同情戴良的遭遇，但也理解宋濂的處境。宋濂雖然在明朝的聲望如日中天，但他處于朱元璋極端高壓的政治統治下，言論和行動反而更不自由。朱元璋是一個猜忌心很重的人，他當上皇帝后，到處密布爪牙，監視和刺探大臣的活動。如果有人敢背著他做對其或朝廷不利的事，就不會有好下場。宋濂也免不了被朱元璋派出的爪牙偵視，《明史》宋濂本傳中記載道：“嘗與客飲，帝密使人偵視。翼日，問濂昨飲酒否，坐客為誰，饌何物。濂具以實對。笑曰：‘誠然，卿不朕欺。’”^{［5］3786-3787}這樣的問答如果換了有不軌之心的人，著實要嚇出一身冷汗的。
　　對于朱元璋的這種特務活動，宋濂不得不小心翼翼，這樣做既是保全自己，也是保全與他有交往的人。《明史》本傳云：“濂性誠謹，官內庭久，未嘗訐人過。所居室，署曰溫樹。客問禁中語，即指示之。”^［5］3786非但如此，宋濂還將他的明哲保身之道傳給他的朋友：

   [2]   

　　德基至京師，遂謝事歸，將行，辭其友翰士宋濂。濂為德基交甚狎，時亦致仕將歸，呼德基謂曰：“若愿受長者教乎？”德基曰：“唯！何以命之？”濂曰：“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骨歸，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道乎？德基謝曰：“愿卒教之。”濂曰：“慎毋出戶，絕世吏，勿與交，吾之教子，無以加此矣。”德基至家如濂戒，君子多其能受善言云。^［1］1500
　　朱元璋對原來仕于張士誠集團的文士特別忌恨，故明朝建立后，他對來自吳中地區的文士采取了有意識的打擊，許多吳中地區的文士在明初死于非命。鑒于上述的情況，要宋濂主動地與戴良接觸，重新像過去那樣保持互來互往、互贈詩文的朋友關系，于己于友都是不明智之舉。“望望然若不識”，于小人，故可憎可惡；于君子，則可敬可佩。而戴良在當時，很難明白宋濂的處境，所以，所作詩文有冤枉好人之嫌。
　　宋濂與戴良在明朝建立后沒有也不可能有直接的詩文往來，但間接的往來還是有的。戴良在元末曾編有《九靈山房集》，間接地傳到了宋濂那里，宋濂于洪武十二年十月為此書寫了一則題識：
　　文未易知也，惟用心于文而致其精者，能真知之，然亦難矣。今世學者，喜為言論，毀譽生于愛惡，美惡惟其所好，紛然自以為知文，而卒莫之知也，不亦厚誣天下哉。若余友揭君伯防之于戴先生叔能，論其文，言其承傳所自，皆精當可征。予嘗友于叔能，不能易其言也。君以名當世，故能知之也真。然非真知斯文者，亦孰知余言為信哉。^{［6］卷首}
　　宋濂于洪武十年（1377）致仕，他于洪武十二年在戴良的文集后寫下此則題識，想來對戴良也無害。“嘗友于叔能”，這“嘗”字，大可玩味。若他們的關系始終不渝，定然不會用這個“嘗”字。而“毀譽生于愛惡，美惡惟其所好，紛然自以為知文，而卒莫之知也，不亦厚誣天下哉”，似乎又是針對戴良發出的批評。
　　但不管怎樣，對于戴良這種鄙棄利祿、抱一而終的氣節和，宋濂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請看宋濂早年和晚年為戴良寫的像贊及題識：
　　其神之清，秋高露寒，而青田鶴鳴也；其氣之溫，光含輝潛，而充然如赤瓊也；其文之昭，盆盎紛如，而古罍洗獨精明也。具此三美，所以斂英毅而集眾長，葆醇熙而孚群情也。懿哉斯人，蓋智遍乎物，行飾乎躬，而學本乎誠者也。窅乎其凝者，以道為家；燁乎其澤者，振徳之華。悄然而深思者，所以周其變；沛然而大肆者，又將暢其葩，是皆世之所知也。至于困而亨，窮而泰，齊喜戚于夢幻，棄利祿猶泥沙，吾欲從而究之，已莫辨其津涯，況可得而贊耶。余三十年間兩贊叔能之像，辭各異焉，以見叔能年既高而徳愈進也。因令侍史并書之，前翰林學士金華宋濂記。^［7］卷30
　　宋濂和戴良的最終結局都不好。洪武十三年十一月，宋濂的孫子慎被查出與胡惟庸黨的事有連，朱元璋怒不可遏，將宋璲和宋慎一并處死，而宋濂被發配至四川茂州。洪武十四年（1381）五月二十日，宋濂自經于夔州僧舍，卒年七十二歲。宋濂死后的第二年，戴良被征入京，一下子成為朝野的人物：“國朝洪武壬戌以禮巾征先生至京師。即日召見，試文若干篇，命大官予膳，留會同館。名公鉅卿見無虛日，甚或以師禮事之。”(趙友同《戴公墓志銘》)^［7］卷30戴良被征到南京后，朱元璋很想給他官做。但戴良怎么可能去做朱元璋的官呢？昔日的朋友宋濂等為朱元璋的有功之臣竟然得到如此下場，他若做一個“貳臣”，會有什么好結果呢？何況還有危素的前車之鑒！結果，戴良以忤旨獲罪。洪武十六年（1383）四月十七日，戴良自裁于寓舍，卒年六十七歲。
　　考察宋濂和戴良的交游，我們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結論：（1）宋濂和戴良由于同鄉同門的關系，他們之間曾經有很深的友情。但是，隨著走上不同的仕途后，他們的友情也漸行漸遠，這是時代造成的結果。同時，也與他們本身思想上的差異不無關系。（2）在上，應該說宋濂比戴良更有抱負，更有政治頭腦，而戴良卻更有詩人的氣質。（3）宋濂在明朝建立后不去舉薦戴良，也不去接濟戴良，這是因為當時的生存使他不得不如此。只有這樣，才能成全戴良抱一而終的氣節，才能保全戴良的性命。從深層次的角度說，宋濂還是深愛著戴良的，但戴良在當時很難領會這一點。（4）宋濂在像贊中對戴良的氣節和道德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這不是出于友情，而是出于道義。如果將戴良換成別人，宋濂也會這么做的，這是宋濂的品格。
　　
　　參考文獻：
　　［1］宋濂.宋濂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2］柳貫.柳待制文集［M］.四部叢刊初編本.
　　［3］戴良.九靈山房集［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胡廣,等.明太祖實錄［M］.明抄本.
　　［5］張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84.
　　［6］戴良.九靈山房遺稿［M］.叢書集成初編本.
　　［7］戴良.九靈山房集［M］.叢書集成初編本.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Changes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Song Lian and Dai Liang
　　XU Yong-m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Zhejiang Unive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Song Lian and Dai Liang are fellow villagers，fellow disciples and good friends.Both of them enjoy high fame in the literary circles during the late Yuan and early Ming dynasties. However, they choose different political roads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political stances.For many reasons,it is difficult to sustain their friendship forever. We can know better the literati psychology and cruel living surroundings after studying the changes of their friendship.
　　Key words:Songlian; DaiLiang; friendship; WuZhou; Late Yuan; Early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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