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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以文、學為批評一一以蘇軾的杜詩“詩史”批評為例
論文關鍵詞：蘇軾 以文論詩 以學論詩 杜詩“詩史”批評
論文摘要：蘇軾以文為詩、以學為詩，自后山、易安以還，學界多有論述．但對其以文論詩，以學論詩的批評方法，卻少有涉及．蘇軾以文、學為批評，顯然是出于他一貫的以文，學為詩的學術思維習慣和學術背景．他的以文，學為批評，集中體現在其對杜詩“詩史”品格批評上．
后山、易安以還，對蘇軾以文為詩、以學為詩甚至以詩為詞的批評、指責甚為嚴厲。后山“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詩話》)之語，易安“句讀不葺之詩”(《論詞》)之謂，大抵是出于“為詞尊體”的目的，其著眼自然在“文體辨正”：張戒“子瞻以議論作詩”(《歲寒堂詩話》卷上)之譏，賀裳“多以文為詩，皆詩之病”(《載酒堂詩話》)之刺，嚴滄浪“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滄浪詩話》)之說，以及船山“除卻書本子，則更無詩”(《姜齋詩話》)之諷，卻又是出于“為詩尊體”的目的，雖然著眼也還在所謂“文體辨正”。這兩種批評其實都局限在蘇軾的詩詞創作實踐，所謂“本色”、“尊體”等等，未必不是文體辨正，前人就此所論極多；但對蘇軾的批評，則多在所謂“崇尚自然”、“道可致不可求”之類。以文以學為批評也是蘇軾文學批評的特色，但卻極少有人論及。其實東坡以文、學為批評，本是于他以文為詩、以學為詩的一貫學術背景，只是表現的型態不盡相同罷了。即在創作上表現為以文、學為詩(詞)，在理論上則表現為以文、學為批評。
其實所謂以文、學為批評，并非針對批評對象而言，而只是以為文、為學的標準作為批評的權衡。換言之，即把對文的要求、對學的要求移用、適用于批評對象，以文、學的標準衡諸批評對象。在這意義上，這種批評其實還是一種廣義的文體辨正式批評。
東坡以文、學為批評，集中表現在他對杜詩“詩史”品格批評上，但與后來宋人集中在“詩史”品格的“分我杯羹”式的分說不同的是，東坡只就作為整體的杜詩“詩史”品格的極端進行批評，誠如他之贊譽文與可畫竹是“胸有成竹”，他的杜詩批評，亦是胸有“全杜”，即著重杜詩“詩史”的整體風貌，其中發掘某種品格，加以批評和論述。分說如：
論題一：以史證詩
其實以史證詩并不始于蘇軾。魏晉以來的詠史詩多少有這種“以史證詩”的認識，注重“詩”“史”的某些品質互通，朱自清《詩言志辨》說，“原來《詩》本是記事的，也是一種史”，又引聞一多語謂“詩”“志”本是一個字，自然是敘事的，則為其辨正源頭：更遠如《詩序》為文造事，生拉硬拽，自是以史證詩之法；李善注《文選》以史實史事佐注詩文又在實踐上加強了這種認識：詠史詩的發展未嘗不可以視作“以史證詩”觀念以至“詩史”觀念的推進和發展。至于劉勰《文心雕龍·時序》所謂“昔在陶唐，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重含不識之歌。有虞繼作，政阜民暇，薰風詩于元后，爛云歌于列臣。……至大禹敷上，九序詠功；成湯敬，猗歟作頌。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以史證詩”之意不言自明。宋人“史學”意識的增強，自然可以為其詩學批評提供某些批評的土壤；而詩學批評的發展又反過來可以促進宋人“詩”“史”的旁通化成。比方宋人最遭后世詬病的“以文為詩”，其實質也就是文與詩兩種文學型態的異質同構和學術通感(聯覺)；而詩學與禪學的打通也促成了宋人詩學批評多以禪喻詩。但把這種學術通感擴及詩學批評，單就“以史證詩”這一論題而言，在宋代，若論其開創之功以及對后世批評產生的影響，則不能不說是蘇軾。其《評予美詩》云：
子美自比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亦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輩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愿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尚有事在也。”
[1]
“詩外有事”的說法，嚴格說來似乎還停留在“以詩證事”的“實謂”層面，即囿于對“詩本事”的追求和探詢；而對“詩本事”的關注固可以視為“詩史”傳統的一斑，從《左傳》甚至季札觀樂即已肇其端；在左氏看來，史本來是“紀事載言”的，“寓褒貶懲善惡”的價值也只有在字里行間對“詩本事”的敘述里才能體現出來：但此處“詩外有事”亦未必不是蘇軾以文為批評的自覺不自覺的實踐。不過蘇軾的以文論詩之法，首先看重的倒不是以“文”的章法結構等形式要件規范來衡量“詩史”、批評“詩史”，而是關注它作為“史(事)”的載體在道德方面的價值訴求，這與自宋以來柳開、王禹偶、歐陽修之論“道”一脈相承；不過事實上對“載”的重視，對詩之于“載”的重視，對杜詩“詩史”于“載”的重視。即是“文”的品格的詩化，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對傳統的“詩言志”說的反動。上引“詩外尚有事在”之謂。其實也包含了這樣的意思，并不僅僅在“事”本身。
蘇軾既然有心于“史”之“文”，又著意于“詠史詩”的創作，而且又注重多學科的會通化成，如其鼓吹的“儒釋不謀而同”、“相反而相為用”(《南華長老題名記》)，“蓋助者”(《莊子祠堂記》)，以及所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書摩詰藍田煙雨圖》)，“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書鄢陵王}三簿所畫折枝二首之一》)之論，那么他在這里對美“詩本事”的探究實際上表明了他對：“詩”“史”會通與“詩史”批評的興趣。換言之，即表示了他的以文為杜詩“詩史”批評的興趣。所以他接著說：悲陳陶)云：“四萬義軍同日死。”此房珀之敗也．《唐書)作“陳濤邪”，不知孰是。時珀臨敗，猶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刑延恩促戰，遂大敗。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書與我軍，留待明年莫倉卒”。北征)詩云：“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此謂陳元禮也。元禮佐玄宗平內難，又從幸蜀，首建誅楊國忠之策．《洗兵馬行)：“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須眉蒼．”此張鎬也．明皇雖誅蕭至忠，然常懷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邪?故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憐。”后出塞》云：“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責不足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詳味此詩，蓋祿山反時，其將校有脫身歸國而祿山殺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
僅僅因為“不知其姓名”，所以“可恨”如此，正表明蘇軾的興趣所在。故此他“以史證詩”的努力，不僅僅出自其詩學批評的興趣，更在于他的“以文為詩”的學術背景。因為“以文為詩”不僅需要廣博的視界和知識，更得有高人一等的學識和眼光才能發他人之未發。這自然也是宋人因為唐詩的壓力而另尋蹊徑的努力和自覺，如楊萬里所謂：“近來別具一只眼，要踏唐人最上關。”(《送彭元忠》)
但事實上蘇軾的“以史證詩”式批評還不能說是十分自覺的實踐；這大抵也是作為一種新鮮的詩學批評方式的“詩話”在發育期中的品格所局限的。如歐陽修所謂“集以資閑談”(《六一詩話·自序》)。正如詞的最初起來也只是“敢陳薄技，聊佐清歡”(歐陽修《采桑子詞序》)一樣。何況《東坡詩話》并不是自作，而是他集，其早期詩話型態的品格自可窺探得到。如《書子美(憶昔)詩》說：
(憶昔)詩云：“關中小兒壞紀綱”，謂李輔國也。“張后不樂為上忙”，謂肅宗張皇后也．“為留猛士守未央”，謂郭子儀奪兵柄入宿衛也．正是章學誠所謂“論詩及事”的典型做法。不過他的“以史證詩”創論，既濫其觴，其后作者遂多有繼作。如同張鎬、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上謂：“杜子美詩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須眉蒼。征起適值風云會，扶顛始知籌策良。’此謂張鎬也。舊史載鎬風儀偉岸，廓落有大志，好談王霸大略，讀子美詩，尚可想見其人。”則是發揮了蘇說。至于說“舊史載鎬風儀偉岸”云云，其實已經是“以史證詩”的自覺實踐了。
蘇軾“以史證詩”之法，固然是出于尊杜的日的，但毋寧說，蘇軾之于杜詩“以史證詩”，其實是出于其一貫的學術背景。所謂“以學為詩”、“以文為詩”等，前提既然在他深厚的學養，則“以學為批評”、“以文為批評”亦如是。事實上，對“史”的關注本身就表明了他對“文”的興趣所在。因為“史”終究是“文”，雖然與詩不無會通或交集，但它首先是作為“文”而具有它的賦性的。就此而言，以史證詩未必不是著眼于“義”的品格發散的，而以史證詩之法其實也可以稱為以文論詩之法。
[2]
論題二：論杜詩的用事載人
如果說“以史證詩”標示的是蘇軾“以文為批評”的學術好尚，那么，對杜詩之為“詩史”的用事載人的品格批評，則顯然是以學為批評的努力和實踐，以“學”的規范和要求作為詩歌批評的軌轍，專注在“學”的廣闊視野與深厚積淀，甚至是各種不同學術類型的旁通、化成和聯覺。
《東坡詩話·書子美黃四娘詩》云：
昔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黃四娘獨何人哉?而托此詩以不朽。
蘇軾以為杜詩之為“詩史”，當還有用事載人的功利目的。其言外之意其實不過是詩可以補史之不足、不載或者缺載。這自然是承認，作為形式的詩，在某種程度上承載了應該為史志所具備的“載人”功能。毫無疑問，這種思維模式來自蘇軾“詩史”會通并殊途同歸的學術背景，也就是他的以文、學為批評的理論視野。他是在實踐中把史志的和詩的、甚爿慣作了很自然的串聯和“通感(聯覺)”。不僅如此，他在《美“自平”詩》中說：
杜子美詩云：“自平宮中呂太一。”世莫曉其意，而妄者至以為唐時有自平宮。偶讀(《玄宗實錄》，有中官呂太一叛于廣南。杜詩蓋云“自平宮中呂太一”，故下有“南海收珠”之句。見書不廣而以意改丈字，鮮不為人所笑也。與其把這種認識歸為蘇軾一貫的“詩”“史”通感思維而實踐所謂“以史證詩”，毋寧把它看作蘇軾基于“詩”“史”的通感而意識到詩事實上取代甚至剝奪了史的志人載事功能。而這正見出蘇軾的杜詩批評的出發乃在以學為論詩的前提，用杜甫自己的話說，即要求“讀書破萬卷”。
蘇軾對杜詩的解讀，以為詩本有史乘才有的找事志人的功能，并非淵源無自。作《春秋》，后人即以為史的功能是“寓褒貶別善惡”，其中就著眼在“紀人記事”：司馬遷所謂“究大人之際，成‘家之言”(《報任安書》)，所強調的還是史的“載人”功能。杜詩被譽為“詩史”，“詩”“史”兩種思維模式的糅合貫通，其中自然包孕了對其詩作“史”的意義認同。而上引《書子美“自平”詩》中蘇軾所發議論，“見書不廣而以意改文字，鮮不為人所笑也”，似乎標榜了蘇軾于詩學的另類興趣或者學術思維慣性，所謂“以才學為批評”，于此可見其端。
因注蘑學識的廣博、知識積累的豐富以及視界的開闊，并把它化為切實的議論，蘇軾才似乎有些肆無忌憚地“以學問為詩”“以議論為詩”。李清照《論詞》對蘇軾等人的批評，“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王夫之直斥蘇軾“以學為詩”之病，“人譏西昆體為獺祭魚，蘇子瞻、黃魯直亦獺耳。……除卻書本子，則更無詩”(王夫之《姜齋詩話》卷下)，雖有些過火，卻是一針見血。兩家所論，未必不可移于蘇軾的詩學批評，即所謂的“以才學為批評”。
蘇軾開“以學論詩”之風后，繼論者蜂起。殆至南宋，此風更盛，張戒等人所著詩話里多有議論，甚于宋初。又如風臺王彥輔《詩話》：
唐興，承陳．隋之遺風，浮靡相矜，莫崇理致．開元之間，去雕篆．黜浮華，稍裁以雅正。雖飾句繪章，人得一概，各事所長．如大羹元酒者，薄滋味；如孤峰絕岸者，駭廊廟：稼華可愛者，乏風骨：爛然可珍者，多玷缺。逮至子美詩，周情孔思，千匯萬狀，茹古涵今，無有涯溴：森嚴昭煥，若在武庫，見戈戟布列，蕩人耳目。非特意語天出，尤工于用字，故卓然為一代冠，而歷世千百，膾炙。予每讀其文，竊苦其難曉。如(《義鶻行》“巨顙拆老拳”之句，劉夢得初亦疑之：后覽(《石勒傳，方知所自出。蓋其引物連類，掎摭前事，往往而是．韓退之謂“光焰萬丈長”，而世號“詩史”，信哉!這些所謂“引物連類，掎摭前事”云云，不過承蘇軾余緒而發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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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以文、學為批評的批評手段，并非無的放矢。正如他的詩詞創作特別是晚年的詩歌創作慕陶是其當時心境的自況一樣，其以文、學論杜詩實際上也是一種夫子自道。在《王定國詩集敘》中他說：“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余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爾，烏睹‘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后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于禮義，以為賢于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于情止于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盛稱杜甫如此，正是其披肝瀝膽的自我剖白，而他以繼承騷雅許杜詩，亦未嘗不是出于此種心扉。
不過需要說明的是，并是說蘇軾以文為批評與以學為批評是截然不同的，以文為批評只體現在“以史證詩”時。而以學為批評只體現在論杜詩“詩史”“用事載人”品格時。這兩種批評手段其實是交相為用的。即對“以史證詩”而言，對“史事”的追索固是以“文”為批評，但其中以“學”為批評的痕跡也是很濃的；而以學論“詩史”的載事記人中，對載事的關注其實又與以史證詩中對詩本事的關注同一樞機。王文龍說：“從東坡的主觀條件來說，他對這種方法(即“以史證詩”)運用自如，主要得力于萬卷書的根柢和過人的識見。其實與其如此看，倒不如說東坡有意以萬卷書的根柢和過人的識見來作批評。這自然是以學為批評的形式，但“文”的軌范和要求也在其中。所謂“別來十年學不厭，讀破萬卷詩愈美”(《送任假通判黃州兼寄其兄孜》)，其實也有“讀破卷論益精”的況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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