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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文學批評的質野取向與道德言說的嬗變
論文摘要：質野情濃的文化元素促進了中國文論生命精神的張揚，“野”作為一個文學批評范疇．它是文人實用思維與詩性追求的融合、凝聚。禮樂文化的人性化育功用束縛了文人自由精神的抒發，“野”不僅標榜著一種生命精神的高度，也是文人自由天放的人文品格的集中反映。由單純的宇宙自然向人文本體轉換，“野”最終形成了一種超越世俗、體悟宇宙的文學批評境界。
論文關鍵詞：野；道德言說；生命精神：自然
中國文學批評范疇是歷史現實與人文追求的映對與統一，中國傳統文化的樂感元素，強調批評主體的沉潛體驗與自由精神的張揚。彌漫在批評文本之中的激情靈氣與豪放天然的質野取向，鑄造了文學批評的生命精神，而體性明物和文以載道的理性分析模式正因為不斷的道德話語的加入而改變了文學原型與自然性情的發展軌轍，形成實用與質樸、重情與明理的文學批評分野。文學批評的道德言說效應作為中國文論一個固有的人文指標。流淌于歷代文人的集體無意識之中。煥化成一種修齊治平的人文追求，并由此派生出一種評騭詩文的價值標準與學術范式質野隋濃的文化元素促進了中國文論生命精神的張揚，“野”作為一個文學批評范疇，它是遠古文人實用思維與諍性追求的融合、凝聚。爬梳“野”的文化脈絡，發現其最初呈現為一類地理概念。《詩經》中有曠野、荒野、株野和牧野等說法，《詩經·邶風·燕燕》載：“之子于歸，遠送于野”；柳宗元《捕蛇者說》亦云：“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其中之“野”，以“城”為參照，義近于郊外。《呂氏春秋·審己》載：“稼生于野而藏于倉”，《戰國策·齊策三》云：“(秦)今又劃趙魏，疏中國，封衛之東野”，仍大體未出“田野”、“邊境”二義的籠蓋。在先秦的文化視野里。“野”有時也成為一種評價事物的標準和點明身份的標識。《尚書·大禹謨》云：“君子在野，小人在位”，“野”顯示出一種獨立不羈的自由品格和民間言說立場；《論語·子路》載：“野哉，由也”；《禮記·仲尼燕居》云：“敬而不中禮謂之野”。其中所論之“野”，義近于粗野、鄙俗，也初步具有了一種評判標準的意味。
最早從道德文化角度體認和厘定“野”的范疇的，應該溯自《論語·雍也》，其云：“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朱熹引楊氏語云：“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言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于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質野偏客體，文史重主觀，質野與文史之別，隱寓內容與形式的關系問題，也折射出道德法則篩選下的文本特色與文人心態的分立形態。相近的意旨，在揚雄的《法言》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揚：“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賈，華實副則禮”。言語之中不乏道德制約色彩。而其對樸實無華原則的禮贊，則抖露了自然天放的生命意識。正因為此類粗野不文的話語述說，拓展了道德言說之外的廣闊空間，張揚了反觀自身的生命精神的真諦。
禮崩樂壞的文化場景，促成自由申說的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局面。《莊子·雜篇·寓言》云：“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人，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以時光的推移來展示言說的社會效應。成玄英對“野”疏之云：“野，質樸也。聞道一年，學心未熟，稍能樸素，去浮華耳。”正因為不耽于道德言說的戒律，文人方能越名教而任自然．弘揚素樸天真的人文品格。而后，梁昭明太子蕭統《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云：“夫文典則累野，麗則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從某種意義上說，“君子之致”意即道德文章的代名，以“累、傷”兩字來闡釋典、麗的用語后果，典與野構成了一對用語行文的矛盾。梁人劉孝綽《昭明太子集序》評昭明太子之文亦云：“能使典而不野，遠而不放．麗而不淫，約而不儉，獨善眾美，斯文在斯”，亦是道德判斷法則下的一種保守的文化表象．文明社會的種種戒律．自然本性往往臣服于儒家禮教的需要，質野的文化取向受制于詩騷傳統而被大面積打壓。
至體大思精的《文心雕龍》，則以“野”來品詩論篇，推舉“野”的范式指向。其《明詩》篇云：“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宛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以“直而不野”來標舉漢古詩風貌，“野”便具有了詩學評價標準的范式意義。語悴情悲的漢古詩，抖露了失意文人躑躅于禮教與世俗關口的矛盾心態。一方面，詩人從真性情出發，張揚生命意識與個體自由，繼承漢樂府的“直”；另一方面，又不失文人圓熟精致的詩歌能事，堅持“不野”的禮教取向。在劉勰的審美視閾里，《古詩十九首》的總體風格雖任自然，卻也有一定的文采。而至清人劉熙載，則簡直是推舉古詩之“野”：“《古詩十九首》與蘇、李同一悲慨，然《古詩》兼有豪放曠達之意，與蘇、李之一意委曲含蓄，有陽舒陰慘之不同。”[]相近意旨，亦見于鐘嶸的《詩品》，其評“左思”云：“其源出于公干。文典以怨，頗為精切，得諷諭之致。雖野于陸機，而深于潘岳。”直抒胸臆，不假雕飾，造成陸機詩風野性天成的風格，“野”作為一種詩學追求．蘊含著真純的風格特質。魏晉以降，“野”作為一種評價詩文的范式效應，得到了加強。柳宗元《柳宗直西漢文類序》云：“故刪取其敘，系于左，以為《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蕩而靡。”追步孔子論文的前轍。以質樸無華的文學追求來指引世人的道德踐履．也成為后世文人論文品詩的一種重要繩唐代百川歸海的大國氣度，導致其文學批評呈恢宏開放氣象。唐人殷瑤《河岳英靈集》日：“夫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野體、鄙體、俗體。” ‘野”被單列一體，便具有了文體學的范式意味，其論常建之詩云：“建詩似初發通莊，卻尋野徑百里之外。方歸大道”。“野”就不無文體評價的意味。至于其對孟浩然之詩的界說：“浩然詩，文彩豐茸，經緯綿密，半遵雅調，全削凡體。”則意謂孟浩然之詩文彩與雅調各半。
追求秀麗與雅調的和諧，野體、鄙體和俗體就成為雅體的重要參照。藝術表現形式上的粗糙特質，恰是詩學自由精神弘揚的基點。儼然是以“野”體來論詩品文。亦情亦景、涵詠不盡的藝術匠心中，“野”便浸帶一種興象玲瓏的自然景象，淡泊守真、自由不拘。《文鏡秘府論·南卷·集論》以“野”來評“近代詞人”：“或奔放淺致，或嘈噴野音，可以語宣，難以聲取；可以字得，難以義尋。謝病于新聲，藏拙于古體。”標榜“嘈噴野音”，不只是對齊梁綺靡之風的撥亂反治。也顯示出一種心儀粗樸的文論取向。署名司空圖著《二十四詩品》有“疏野”一品：“惟性所宅，真取弗羈。控物自富，與率為期。筑室松下，脫帽看詩。但知旦暮，不辨何時。倘然適意，豈必有為。
若其天放，如是得之。”疏野成為詩歌風格和人文精神的一個具體向度，率爾為之的個性，不事雕飾、直抒胸意的宣泄方式，成為疏野之品的題中應有之義。職是之故，著意于自然率真意義上的“野”便成為評價詩人和作品的一個重要標準。
從自然天成這一標準出發．“野”不斷進入文人的表現視野，唐人李賀《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詞·正月》云：“薄薄淡靄弄野姿，寒綠幽風生短絲”，宋人陸游《野性》詩云：“野性從來與世疏，俗塵自不到我廬”，賦予“野”以自然之義。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韻》云：“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以天真野逸來標舉謫仙李白的詩風，“野”也就具有了某種判斷詩風的意蘊。宋人蘇轍《詠竹》云：“廛居多野思，移種近墻陰。”詩人心中無限心事，已由“野”一詞合盤托出，“野”標識著道德言說的淡化趨勢。正因如此，宋人呂本中《童蒙詩訓》競將“野”視為杜詩的一大缺陷：“學古人文字，須得其短處。如杜子美詩，頗有近質野處。如《封主簿親事不合詩》之類是也。”細玩《封主簿親事不合詩》：“禁臠去東床，趨庭赴北堂。風波空遠涉，琴瑟幾虛張。渥水出騏驥，昆山生鳳凰。兩家誠款款，中道許蒼蒼。頗謂秦晉匹，從來王謝郎。青春動才調，白首缺輝光。玉潤終孤立，珠明得暗藏。馀寒折花卉，恨別滿江鄉。”只是其選材為青春才調的秦晉之好，方有呂氏據德而發的斷語，究其實，質野在飽含詩史意味的杜甫那里，正是一種刻畫社會的藝術真實手段，一類洋溢天地自然的理趣與生命意識的綜合表現，若斷章摘句地去理解．難免會膠柱鼓瑟、鑿枘不通。生命意識的彰顯，使文人亦以“野”來論畫，宋人郭若虛評價黃筌、徐熙花鳥畫之體．就直以“野”為準繩：“黃家富貴，徐熙野逸，不惟各言其志，蓋亦耳目所習，得之于心而應之手也。”
“富貴”標示了對晚唐宮廷世俗思潮的接續，“野逸”則告白著自然清新的審美意識的來臨。“野逸”展示了道德言說的淡化，而凸顯了生命精神的光華。這種由注重色彩效果趨向精神價值轉變的藝術取向，恰是對有宋一代重質輕文的古文運動的積極回應。明人何景明《與李空同論詩書》云：“若閑緩寂寞以為柔淡，重濁剜切以為沉著，艱詰晦塞以為含蓄，野俚輳積以為典厚，豈惟繆于諸義，亦并其俊語亮節，悉失之矣!”)這里就文學風格的尺度把握來闡明內明外潤、玩味無窮之詩歌的隱秀境界，“野俚”也就具有了某種不夠含蓄、流于淺露的文化表象。
清中葉以來，思想啟蒙思潮異軍突起。思想松綁促使詩學追求呈多元化趨勢，廟堂獨尊的道德言說向質樸草野的文化視野發展。劉熙載《詩概》云：“野者，詩之美也。故表圣《詩品》中有‘疏野’一品。若鐘仲偉謂左太沖‘野于陸機’，“野”乃不美之辭，然太沖是豪放，非野也，觀《詠史》可見。”如前所云，劉熙載強調詩歌意象的豪放天然，天地自然的理趣與主體至善的人文體性連通，成就了中國詩學意境的自然特質。鄒鎪則借張潮的《幽夢影》，從比德思維上來推崇“野”：“梅令人高，蘭令人幽，菊令人野，蓮令人淡，海棠令人艷，牡丹令人豪，蕉竹令人韻，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歷數自然界這些博取“君子”之名的植物．來抒寫文人自我心志的崇高。菊花以超然脫俗的氣韻在翰墨里溢彩流光．以飄逸不羈的風骨守護著人間至真的純凈，它給人一種野疏天真的人文品性、昂然綻放的生命精彩。世人從菊的品格里也觀照和體味到了自我的人格價值和生存意義
小橋流水，似田園牧歌，素樸而淡雅；燈紅酒綠，為世道巨網，喧囂而浮華。自然與世俗是文學取之不盡的材料源泉，自由精神與道德取向則是文學表現的重要命題。萬物載德，人文意識沉淪于現實的功利目的．精神自由隱匿于各個時代的道德法則與生命元素的控御形態。人類文化原點是一段血火熔鑄的歷史，而禮樂文化、儒學精神的灌注使得茹毛飲血的生命狂熱被溫情脈脈的人道牧歌所替代．中國文學的質樸野陛蟄伏于道德言說的空間．禮樂文化的人性化育功用束縛了文人自由精神的抒發。“野”不僅標榜著一種生命精神的高度。也是文人自由天放的人文品格的集中反映。從一定程度上說，“野”是逍遙而游的道家風范的遺留，是主體精神酣暢抒發的一個顯著標志。它意味著砸破倫理枷鎖、對野性與原始氣脈的贊美。文學批評的“野”范疇．大體以唐為界。唐代以前，它雖有某些批評標準的意味，但多為鄙俗的文學意蘊。而自唐以后，“野”便具有了文學風格的意味，其所包孕的生命意識逐漸加重，人格風范也成為文人所關注的意義趨向。總體看來，道家思想所綻現的自然花朵，促使文人隨順本性、趨向本體意義上的回歸自我，“野”就由單純的宇宙自然向人文本體轉換，顯示出精神體用結合的精致與飽滿，最終形成了一種超越世俗、體悟宇宙的文學批評境界與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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