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蘇軾黃州時期的文學創作及思想

淺談蘇軾黃州時期的文學創作及思想

　　[論文關鍵詞]蘇軾；黃州；詩文思想；超然曠達；惠州；儋州；精神財富
　　[論文摘要]由于“烏臺詩案”，蘇軾干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年)二月初被貶謫到湖北黃州，并在此地生活了四年又兩個月。這一時期既是蘇軾人生的重要轉折點，也是他文學創作上的第一個高峰期。從蘇軾被貶黃州開始，解讀他在黃州期間的文學刨作及其心路歷程，探究這一時期蘇軾的思想隸變對他以后人生的影響。

    北宋著名的文學家蘇軾，一生宦海沉浮，先后多次被貶，然而貶滴經歷卻成就了他在文壇上的豐功偉業，也造就了他超然曠達的人生境界。其中，被貶黃州不僅是蘇軾文學創作上的第一個高峰期，更是他人生的重要轉折點。
    蘇軾滿懷抱負步人仕途，渴望建功立業。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蘇軾調任湖州，他在到任的謝恩奏章上寫到，“伏念臣性資頑鄙……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由此，蘇軾被押解人獄，引發了著名的“烏臺詩案”。其中更深層的原因是他與王安石的政見不合，詩中抒發對新政的不滿而激怒了新黨。因此，蘇軾于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年)二月初被貶滴至湖北黃州。直至元豐七年(1084年)四月初調離，蘇軾在黃州共生活了四年又兩個月。這時期造就了蘇軾文學創作的第一個輝煌時期。筆者選取蘇軾在黃州時期的代表性作品，分析蘇軾思想上的隸變及其對他以后人生的影響。
　　一、黃州初期
    這一時期包括蘇軾被貶滴黃州后近兩年的時間。貶滴黃州是蘇軾人生中遭受到的第一次挫折，曾使他“魂飛湯火命如雞”。蘇軾在出獄當天即寫下“平生文字為吾累”、“卻對酒杯渾似夢”的詩句。
    在被貶黃州途中，蘇軾在麻城春風嶺看見明艷高潔的梅花，觸景生情，不禁自吟《梅花二首》。
    春來空谷水潺潺，的碟梅花草棘間。昨夜東風吹石裂，半隨飛雪渡關山。
    何人把酒慰深幽?開自無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辭相送到黃州。
　　第一首，詩人借贊美野梅遠離人世雜塵的綽約風姿及蓬勃的生命力和傲然不群的品格，表達了詩人渴望得到君王賞識卻如同眼前的梅花一樣盡管明亮鮮艷卻無人賞識的復雜心情。“半隨飛雪渡關山”將詩人內心的失落、苦悶躍然紙上。但詩人并未因自己的失意而與“草棘”同流合污，依然保持著如梅花般高潔的品格，這正是他儒家情懷的自然流露。第二首緊承第一首，“開自無聊落更愁”一句寄托了詩人對梅花境遇的深切同情，流露出詩人內心的孤寂與痛楚，并將自己與梅花落英合二為一。魂落清溪而不陷污沼是花之大幸，擺脫官宦樊籬而得珍貴的自由是詩人之大幸。“幸”字濃縮了詩人對得失進退漫長而痛苦的思索過程。從梅花寂寞中的孤傲品格，我們看到了詩人“沖寂自妍，不求識賞”的孤清和高傲。
    從蘇軾另一首初到黃州的詞中，我們也可以深刻地體會到蘇軾這種孤寂心境和孤傲的人格理想。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飄渺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詞中借月夜孤鴻這一形象托物寓懷。表達了詞人被貶滴黃州的孤寂處境和高潔自許、不愿隨波逐流的心境，也暗示出詞人當時處境的凄涼。
    這一時期，蘇軾政治上陷人絕境，心理飽受摧殘，生活困窘不堪。
　　二、黃州后期
    在到黃州的后兩年多時間里，蘇軾從思想到創作都有了質的飛躍。儒家人世思想使蘇軾陷人困境，他開始以佛老思想作為自己在逆境中的處世哲學，在困境中的不斷省思使他終于解脫出來。把那些“蝸角虛名，蠅頭微利”(《滿庭芳》)徹底拋諸腦后，用“又得浮生一日涼”(《鶴鴿天》)的曠達去面對自己的生活。
    這一時期，蘇軾的創作極力表現出了樂觀豁達、隨緣自適、隨遇而安、順其自然、不執著、不強求的自在狀態。他以苦難為契機，把自己提升到一個全新的境地，以一種更加成熟、超脫的心境迎接未來的生活。
    落日繡簾卷，亭下水連空。知君為我新作，窗戶濕青紅。長記平山堂上，歌枕江南煙雨，杳杳沒孤鴻。認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一千頃，都鏡凈，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葉白頭翁。堪笑蘭臺公子，未解莊生天籟，剛道有雌雄。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水調歌頭·快哉亭贈張握佳》)這首詞是蘇軾送給朋友張握侄(張夢得)的，而張握佳和蘇軾一樣，也是被貶黃州的。詞中完全看不到“誰見幽人獨往來”的凄涼孤寂，而是通過對風的抒發，表達出一種人生哲學。快樂與否，并不取決于外在的環境和地位，而取決于內在的心境與修養。
    蘇軾這種無視苦難、在苦難中保持淡定從容的態度并不只是一種自我安慰，而是他在對人生苦難進行了深刻的省思之后的一種超然物外的心境。這種心境在《定風波》中表現得更加透徹。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料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這首詞作于元豐五年(1082年)三月，此時，蘇軾已融人黃州，愛上黃州，并準備在這里買田終老。蘇軾和幾個朋友到離黃州城30多里的沙湖去看田，不巧途中遇大雨，因為沒帶雨具，大家都覺得很狼狽，但蘇軾卻在這場煙雨中吟嘯徐行。現實中的風雨何嘗不是詞人人生途中的風雨?傲視風雨，是一種態度，而無視風雨，則是一種至高的境界。
    再看蘇軾這一時期的《前赤壁賦》。文章一開始就描繪出一幅秋江月夜泛舟圖。詩人意興盎然，“縱一葦之所如，凌萬傾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然而，“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美人不可見，報國無門的苦悶情緒深深地印在蘇軾心中，縱有清風明月的美景良辰相伴，也揮之不去。“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客人簫聲之悲，正是蘇軾本人之悲，“客”不過是蘇軾借來表達自己情感的一個載體。借客之簫音，傾訴自己的一腔不平之氣，并由此思考、探究人生之悲、社會之悲、宇宙之悲，使其更具有歷史的普遍性和反思性。“寄蟀蟒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這里的“吾生”已不僅僅指作者自己，而是每一個具體的生命。吾生渺小而天地無窮，吾生須臾而宇宙永恒，這是誰都必須面對的事實，同樣也是誰都無法克服的矛盾。

   至此，作者以一種智慧、超拔、飽經滄桑的充實和自信、一種光明的理性、堅定的成熟戰勝了內心的煩惱，心境復歸于清明澄澈。“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這里，仍然緊扣水和月展開富于哲理的思辨。江水日夜不停地流去，但千萬年來卻還是那樣無窮無盡;月半盈滿，月初虛損，但千萬年來卻既無消損又無增長，這就是變中有不變。若從變的角度看，人生固如蚌蟒一般短暫，而天地萬物又何嘗不是每時每刻都在變化?若從不變的角度看，則天地萬物固然是生生世世無窮無盡，而“我”亦同萬物一樣，也是無盡的。這種理論既是辯證的，又有老莊相對主義的成分，體現了作者高瞻遠矚的見識和達觀從容的情懷。“物與我皆無盡也”，這里的“我”既是“大我”，也是“小我”。“大我”即指整個人類，作為個體而言，每一個人如同天地間的具體物體，都是極為短促的;然而，就整個人類而言，又同整個宇宙一樣，是永恒存在的。因此，“而又何羨乎”明確地告訴客人“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完全不必要。既然“物我一致”，既“一瞬”又“無窮”，那么，“吾生須臾”不僅不能成為悲哀的原因，相反，卻更應該成為珍惜生命的理由。可見，蘇軾不僅超然地對待自然界的變化，而且努力從自然規律中尋求“隨緣自適”的生活意義。
    “客喜而笑……不知東方之既白。”此時客的喜已非單純的山水之樂，而是沖破了憂患意識的陰霆，顯得分外欣慰和輕松。至此，客與蘇子合二為一，是肉體和靈魂都得到再生和提升的蘇軾，是更加覺悟、更加成熟超然的蘇軾。
　　三、黃州生活對蘇軾后來人生的影響
    蘇軾被貶黃州后，在吸納佛老思想的過程中，變得更加覺悟、成熟、超然，在他身上有了一種化解苦難、轉悲為喜、樂觀灑脫、隨遇而安的個性特質，為他面對被貶惠州、澹州更苦難艱險的人生旅途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和心理基礎。宋紹圣元年(1094年)十月，蘇軾被貶滴到惠州，紹圣四年(1097年)四月又離開惠州再赴被貶之地海南檐州。蘇軾在詩歌《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中寫道:“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鶴棲荒園。”但是，由于有過黃州的經歷，蘇軾卻能化解苦難、隨遇而安。蘇軾在給朋友的信中說:“某睹近事，已絕北歸之望，然心中甚安之，未說妙理達觀，但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憂。”并且以樂觀的心態從苦難中發現惠州的美，“羅浮春欲動，云日有清光。處處野梅開，家家臘酒香”(《殘臘獨出》)。蘇軾的博大胸襟及抗爭厄運的秉性，使他成為不被厄運所折服的強者。雖然窮愁交加，屢遭貶滴，但蘇軾絕不就此沉淪，始終保持著樂觀曠達的精神。即使他在最困難的時候也能生活得快慰，在任何環境里都能發現生活的美好，唱出‘舊吱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的歡歌。
    蘇軾在被流放到海南澹州時，已“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初到檐州時，蘇軾暫租公房蔽身，公房年久失修，下雨時一夜三遷。當地官吏張中景敬仰蘇軾，派人修葺漏雨公房，當局得知，將蘇軾逐出，并追究了張中景的責任。蘇軾在枕榔林中自己動手搭建茅屋，自命為“枕榔庵”。在庵中，“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下無寒泉，然亦未宜悉數，大率皆無耳。唯有一幸，無甚瘴也。近與小兒子結茅數椽而居，僅庇風雨，然勞費已不貨矣……尚有此身，付與造物，聽其運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蘇軾文集》卷五十五《與程秀才》)然而，蘇軾在檐州的三年，不但不見“衰憊之氣”，反而快意優游，敷揚文教，傳播文明，與當地黎民結下了深厚友誼，收獲了一個全新的自我。蘇軾在詩中寫到:
　　“我本檐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比如事遠游。”“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里真吾鄉。”蘇軾已然把自己視為檐州人，把海南視為自己的故鄉了!
    蘇軾在被貶生涯結束北歸的途中，看到金山寺掛有自己的畫像，他寫了《自題金山畫像》詩一首，后兩句為“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澹州”。雖屬自嘲，但蘇軾灑脫的氣質使其形象超脫了普通人的喜怒哀樂，體現出曠達超脫的神韻。
    蘇軾雖然屢遭打擊迫害，丟官被逐，但是他自始至終并未茍且偷生，消沉遁世，而是很好地融人人間天地，豪邁從容，給所貶之地帶去了文明教化，為當地人民所崇敬熱愛。這應該是儒家厚德載物、自強不息精神與佛道忘我無我、空靜澄明境界相互雜揉融和的結果。蘇軾的精神魅力也正在于此，這也是后人取之不盡的寶貴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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