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曹丕文學創作與文學思想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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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曹丕文學創作與文學思想探因

　　論文關鍵詞：曹操　曹丕　曹植　文學思想　樂府
　　論文摘要：曹氏父子創作了大量樂府詩，并且注重抒發內心的真實情感，這反映了長期以來在經學束縛下文人思想的大解放。曹氏父子的身份地位和皇室生活的經歷，對他們文學思想之形成有重要作用。曹氏父子均愛好樂府詩，并且創作了大量的樂府詩歌。曹丕提出了著名的“文氣說”，提出了在進行文學批評時應持有的正確態度。他認為作家專才多，通才少。他論述了文章在國家政治生活在的作用，并對當時的文體進行了總結。
　　東漢末年，人們逐漸從經學的束縛之中解脫出來，正統觀念開始淡化，思想活躍，重個性、重欲望、重感情、強烈的生命意識成了建安士人內心生活的核心。曹丕擅長作樂府詩歌，所作《燕歌行》2首在七言詩發展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建安后期，陳琳、王粲等文人為曹操所網羅，曹丕、曹植兄弟與之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觴酌流行，絲竹并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曹丕《與吳質書》)，在文學史上傳為佳話。曹丕的文學思想集中體現在他的文學理論批評著作《典論·論文》中。
　　一、樂府情結
　　曹丕登上皇帝寶座后，即對當時的“漢樂”進行了大量改制，對此，《宋書》記載：
　　文帝黃初二年，改漢《巴渝舞》日《昭武舞》，改宗廟《安世樂》日《正世樂》，《嘉至樂》日《迎靈樂》《武德樂》日《武頌樂》，《昭容樂》日《昭業樂》，《云翹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日《武頌舞》，《文始舞》日《大韶舞》，《五行舞》日《五頌舞》，《文始舞》日《大韶舞》，《五行舞》日
　　《大武舞》。其眾哥詩，多即前代之舊，唯魏國初建。使王粲改作登哥及《安世》、《巴渝詩》而已。
　　這則文獻不僅記載了曹丕詔令改制“漢樂”的具體內容而且對王粲奉命作“哥詩”(登哥)的情況也進行了披露。在東漢建安與曹魏黃初時期，文人創作樂府詩是有條件限制的。而曹丕平時所接觸之樂皆為朝庭之樂的便利條件，為曹丕創作樂府詩提供了最大的便利與可靠的保證。除了出征打仗外，曹氏父子三人大都生活于相府與宮室，終日投壺燕射，如云的樂工歌女，構成了其創作樂府詩的一架溫床。
　　曹丕創作了大量的樂府詩，《樂府詩集》收錄了22首。對于這位皇帝文學家，史書雖然記載了其“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的天資聰敏，但他從小卻是以貴公子的身份周旋于聲色犬馬之中的，并于18歲時娶甄氏為妻，之后就基本上在鄴都的安樂窩里生活。這時的曹丕，于游樂宴游、倚翠偎紅、斗雞走馬而言，幾乎是無所不為，所以，即位前曹丕的詩賦等作品，主要述寫的就是這種貴公子生活，其中又以游宴、兩性相思最具典型性。詩與賦這兩類文學樣式，雖然均可對聲色酒樂的享受生活作如實記錄，但卻不能配樂以唱，于是，屬于韻文學范疇的樂府詩就自然成為了曹丕的首選。曹丕熱衷于樂府詩的創作，不是因為樂府詩的繁榮與發展，而是因其享樂生活的需要。
　　二、“文氣說”
　　曹丕論作者時，有一顯著特點即“以氣”論文。例如，他稱徐干“時有齊氣”，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公干有逸氣，但未道耳”，又評王粲“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典論·論文》又總論文與氣的關系：“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的“文氣說”，就是從《典論·論文》和《與吳質書》開始的。羅宗強先生在《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中寫道：“文氣說的提出，從理論上標志著我國文學思想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從著眼于文學的外部聯系轉向了著眼于文學的內部規律、著眼于文學的特質。文氣說的提出，標志著文學理論批評自覺時代的開始。”他充分肯定了曹丕提出“文氣說”在中國文學思想史上的重要意義。
　　曹丕論作家的“氣”，主要指作者的個性氣質而言。他認為，個性氣質來自自然稟賦，“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又認為，自然稟賦的不同氣質，可以分為清與濁兩大類。“凡萬物生于天地之間，有美有惡。物何故美?清氣之所生也。物何故惡?濁氣之所施也”(《全晉文》卷五十四》)。清濁之分，是指氣質之優劣，并不是指氣質情性的不同特點。作家的氣，主要是指氣質情性，這正反映了經學束縛解除之后，處于變動不居中的思想領域普遍重視自我的傾向。重視體氣、重視個性、重視感情氣質等，都是重視自我的表現。氣，在作者為氣質情性，反映到文章中來，就是指一種表現出個性特征的感情氣勢、感情力量，是反映到文章中來的生命力。“文以氣為主”，就是以感情氣勢、感情力量為主。不過，這種感情氣勢、感情力量由于作者氣質情性的不同而表現出不同格調、不同的個性特征罷了。
　　《典論·論文》和《與吳質書》用“氣”評論作家與漢末三國時期以“氣”稱述人的氣質、才能的風氣有關，茲舉數例以說明之：
　　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后漢書·申屠蟠傳》載蔡邕語)
　　(魏元丕)稟乾氣之純懿。(佚名《涼州刺史魏元丕碑》)
　　(徐干)含元休之清明之氣，持造化英哲之性。(佚名《(中論>序》)
　　周成王體上圣之休氣。(曾丕《周成漢昭論》)
　　(孫究)氣志體懿。(孫權《詔孫慮假節開府治半州》)
　　以上諸例所謂玄妙之氣、純懿之氣、精明之氣、休氣、
　　休懿之氣等，都用以稱道人物純正美好的品格和高度的智慧等。
　　霍光懷沉勇之氣。(嵇康《明膽論》)
　　(毋丘興)志氣忠烈，臨難不顧。(張既《表毋丘興》)
　　(龔德緒、王義疆)志壯氣剛。(楊戲《季漢輔臣贊》)
　　(徐邈)才博氣猛。(《三國志·魏書·徐邈傳》)

　　以上諸例所謂沉勇之氣、忠烈之氣、堅剛之氣、猛氣等都用以稱道人物堅定果敢的品質、性格。這些材料說明在漢末三國時代，用“氣”來解釋人的品格、氣質、才能、生理等已經相當普遍了。在曹丕所處的時代，人們已經開始用“氣”來品評人物、說明與文有關的樂和言辭。正所謂：“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身。…‘樂氣”、“氣盛”都是以氣言樂。鄭玄還認為，不同的樂歌便有不同的氣，它們各自適合于不同性質的聽者。《樂記》載：“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日：‘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鄭注：“聲歌各宜，氣順性也。”東漢邊讓《章華臺賦》有“音氣發于絲竹之”之語。曹丕也曾用“清氣”一語稱贊樂聲、歌聲的美妙，其《善哉行》云：“長笛吐清氣。”又云：“有美一人……善為樂方。哀弦微妙，清氣含芳。”曹植《贈丁儀》：“秦箏發西聲。…‘氣”兼指秦地人民之“聲”和樂聲之“氣”。之所以以“氣”言樂，大約是因為樂與律的關系極為密切。奏樂須用律管調整音聲，使之和諧。而古人認為十二律與天地陰陽之氣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古代詩、歌、舞往往合為一體，因此所謂“樂氣”，就是詩、樂、舞三者的統一。
　　以“氣”形容言辭的如《三國志·吳書·張雇諸葛步傳》載，周昭稱張承“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氣謇謇，罔不惟忠”，又稱張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于色”。同書說藏洪盟誓“辭氣慷慨，涕泣橫下”。這些例子中“甚隘”、“鄙俗”、“謇謇”、“壯厲”、“慷慨”等都是形容言辭給聽者留下的一種總的印象，這印象是由所說的內容和說話人的語氣、態度等共同造成的。與“辭氣”相近的還有“聲氣”一語。崔瑗《河間相張平子碑》稱張衡“氣聲氣芬芳”，是指其談吐優雅。孔融稱禰衡“飛辯聘辭，溢氣忿涌”，是說談論時滔滔不絕，應對不窮，有才智橫溢、所向無敵之氣概。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風氣之下，曹丕又進而以“氣”論文，提出“文以氣為主”，并且以“氣”評論作家。人們用“氣”評論人物、說明樂與言辭時，其內容都較寬泛，是對人的一種總體印象而言的。曹丕所說的“氣”和我們今天所說的某個作家的創作風格十分接近，是指一個作家由于體氣和環境的不同所形成的風格特色。
　　三、“通才”論
　　《典論·論文》對于作家的評價日：
　　夫人善于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文章的體裁不一樣，各有其不同的特點和要求，除了“通才”，一般作者各有其擅長與不擅長之處。而他們總是以己之所長，輕視人之所短。曹丕在論某個作家時，也常指出他們的優缺點及他們各自所擅長的文體。這種批評方法，與東漢以來盛行的人物品藻有相似的地方。應璩《百一詩》說“人材不能備，各有偏短長”，就是這種理論的內容之一。王充在《論衡·書解》中曰：“人有所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劉邵撰《人物志》也反復強調此點，他系統深入地研討人物的才性的鑒別使用，在《九徵》篇中，他廣泛地分析了各種性格的長處和短處，如：“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訐。柔順安恕，美在寬容，失在少決。…‘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論辯理繹，能在釋結，失在流宕”等。他將此種理論應用于政治領域，指出：“材能既殊，任政亦異。”人君的責任便是適當地使用那些偏材。曹操屢下取士無廢偏短之令，所謂“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正是當時那種人才理論的實際運用。而《典論·論文_》、《與吳質書》指出“文非一體，鮮能備善”，則可以看作是此種理論在文學批評領域中的反映。曹丕曾寫過《士品》一書，就充分說明了他受當時人物品評風氣之影響，并且把這種品評的風氣運用到文學批評中來。他對于當時人才偏至的現象十分明了。所以他說：“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論文’。”他反對在文學批評上“各以所長，相輕所短”，反對“貴遠賤近，向聲背實”，是比較公正和客觀的態度。

　　四、文體論
　　《典論·論文》在論及文體時是這樣說的：“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自東漢以來，各種文體得到了蓬勃發展，其中奏議之類公文的寫作，是隨著封建國家政治生活的發展而日益發達的。東漢時期還曾把考試章奏作為選舉官吏的一項內容。安帝時胡廣舉孝廉至洛陽，試以章奏，為天下第一。應劭曾撰《漢朝議駁》三十卷，陳壽撰有《漢名臣奏事》三十卷(均見《隋書·經籍志》)，是有漢一代奏議的結集。曹丕認為此類經常用于朝廷軍國大事的公文，其語言風格應該典雅。
　　東漢時期，社會上流傳著兩種風氣。一是文士寫作子書和論說文的風氣，一是清談高議、互相辯論的風氣，這兩種風氣互相影響。揚雄仿《易》而作《太玄》、仿《論語》而作《法言》后，子書作者蜂起。桓譚《新論》、王充《論衡》、崔寰《政論)、應劭《風俗通》、哿晚《申鑒》、徐干《中論》、仲長統《昌言》、王符《潛夫論》等都是在這種風氣影響下創作出來的。東漢末年以來的文人好辯論的風氣，也深深影響了建安文人，當時，為表現自己的才能，文人們往往一見面就滔滔不絕，有時甚至是通宵達旦地談論，如曹植有四言詩云：“高談虛論，問彼道原。”(曹植《四言詩》)便反映了這一時期風氣。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士子們寫作書論的風氣也很是盛行，曹丕認為“書論宜理”就是針對這一種風氣而提出來的，這是對當時人們對于書論寫作要求的高度概括。劉劭的《人物志·材理》將當時人們經常討論的議題加以歸納，對于論者的性格差異進行了分析，他說：“夫辯有理勝，有辭勝。理勝者正白黑以廣論，釋微妙而通之。辭勝者破正理以求異，求異則正失矣。”又說：“善喻者以一言明數事。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善難者務釋事本，不善難者舍本而理末。舍本而理末則辭構矣。”劉劭這些話指出論辯當以理為主，不應僅以言辭求勝，不然就會枝蔓詭異，雖然主要是針對談論而說的，但與寫作書論的道理是相通的，曹丕提出“書論宜理”之主張，或許就是受這段話的啟發。
　　碑誄之作至東漢大盛，當時出現了擅長作碑文的大家蔡邕。作碑銘之風既盛，諛墓之作也就大量涌現，蔡邕就曾說：“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世說新語·德行》注引《續漢書》)許多碑銘都是稱頌死者的溢美之辭，這種風氣與送葬的奢靡陋習結合在一起，被一些人認為是敗壞風俗之舉。據《宋書·禮志》記載，建安十年曹操曾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曹丕《典論·論文》中提出的“銘誄尚實”之說，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提出來的，含有憎惡碑銘失實之意。它是對此類作品內容方面提出的要求，同時也是要求作品應具有樸實而不求華辭的風格。
　　自東漢后期以來，人們作五言詩的風氣日盛、詩歌語言日趨華麗，相對于《詩經》較為質樸的風格而言，當時五言詩從民間進入文人創作領域后，逐步趨于講究詞藻，追求華麗。曹丕、曹植的創作就體現了這一風尚。《典論·論文》“詩賦欲麗”的說法反映了當時人的看法。
　　五、文章的價值和作用論
　　《典論·論文》云：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曹丕把各種文章稱為“經國之大業”，充分肯定了文章在國家制度中的重要價值和作用。在古代，各種應用性文章，如詔、策、章、表、奏、議等文體使用都非常頻繁。盟誓為外交場合使用；檄文系戰爭時期所用；賦、頌用以褒贊功德，賦還可用于諷諫；某些重要人物逝世，文人們競相作誄，甚至“連珠”之類雜文體，也經常被使用。每當封禪的時候，文人們也是競相創作詩賦，這充分說明文章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難怪曹丕稱文章為“經國之大業”。
　　從文章創作對個人的作用來說，它又是“不朽之盛事”。除《典論·論文》所引相關文字之外，《與王朗書》亦云：
　　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余篇。
　　他編撰自己的《典論》和詩賦，并且抄寫贈與孫權、張昭。春秋時即有立言不朽之說。自揚雄以后，著書以求不朽的風氣相當普遍，只不過大多數是那些地位不高，政治上不甚得意的文士，藉著書以求不朽。曹丕擁有較高的政治地位，為了表現自己的文才，也欲通過著書以求不朽，這是相當可貴的。他創作了表現真情實感的賦作如《離居》、《感離》、《永思》、《出婦》、《悼夭》、《寡婦》、《感物》、《哀己》，詠物者如《彈棋》、《迷迭》、《瑪瑙勒》、《車渠》、《槐》、《柳》、《蔦》，共占一半以上，另有一些敘行旅或者賦登臨的賦大多屬于抒情小賦，較少政治意義，更多的是抒發自己心中的真實情感，寫自己日常生活和情感。
　　綜上所述，曹丕在建安文壇上具有重要地位，他重視樂府詩歌的創作，他在樂府詩中抒發自己的真實情感，這與他的宮庭生活有關。當時的社會現實，促使他關注社會民生，寫出了不少反映社會現實的作品。他提出了具有開創性的文學思想觀點，如“文氣說”的提出和對文章作用的高度評價，表現出他卓越的文學創作才能和獨特的文學思想，在中國文學思想史上寫上了重重的一筆，對后世作家的創作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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