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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單位制到社區制
摘要：單位制是計劃經濟體制的一個重要特征，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管理制度，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曾給廣大城市居民提供了相對豐富的物質和社會資源。然而隨著中國社會由傳統走向現代、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逐漸轉型之際，單位制的地位和職能呈現明顯的弱化趨勢。與之相反，作為新興的城市管理模式，社區制逐漸從社會組織與管理的配角變為主角。
關鍵詞：單位制;社區制;社區管理
單位制是社會轉型前中國城市社會管理中的一項重要制度安排。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單位制在資源配置、社會動員、滿足人們的需求、實現社會的穩定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功能。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社會轉型的進一步深化，單位制的功能及地位不斷弱化，最終失去了它的歷史舞臺。
一、市場經濟的發展與單位制管理模式的矛盾
單位制的形成具有深刻的歷史背景和不容忽視的政治、經濟及文化動因。
第一，單位制在中國社會能夠存在并且得到社會成員的普遍認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繼承了傳統家族制的很多特性，滿足了中國社會多方面的需要。傳統意義上，中國的家族作為社會的基本組織能夠滿足人們多方面的需要。建國后，“國家通過城市中的單位制度，農村中的人民公社制度，摧毀了以家族宗法制度為核心建立起來的傳統中國社會體系”[1]，從而家族原有的社會功能喪失，然而這些功能并不是由社會來替代，而是被單位以另一種團體本位的形式所吸引。中國單位在存在之初就被賦予了全面管理單位成員的職能和全面負責單位成員生活的義務，因而單位制雖然不是建立在血緣關系的基礎上，但單位內部的角色扮演卻類似于家庭組織，尤其在經濟困難時期，單位不僅對職工的生老病死負責，而且為職工的子女和家屬的前途著想。對城市居民而言，單位外的社會化生活服務遠沒有單位內的福利生活來得實惠和富有人情味[2]。
第二，建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社會資源總量不足，中國的發展面臨著一種趕超的發展戰略，人們普遍意識到“落后就要挨打”。為了盡快趕上或超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需要找到一種有效的資源動員方式，滿足人們對趕超發展的需要，單位制恰好就是這樣一種制度。單位制的建立，使在生產力水平很低的情況下，實現了整個社會生活高度的組織化，使全體人們不同程度地被動員起來，投入現代化建設的浪潮之中。而且國家可以非常便利地通過各類單位組織，使國家相對貧乏的資源投入到關鍵領域。由此可見，在資源短缺的情況下，國家通過單位制來調控社會資源總量，成為在落后的狀況下推動現代化建設的便利選擇[3]。
第三，從1840年英國的堅船利炮敲開中國緊閉的國門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經過百年的屈辱和戰亂，新生的中國滿目瘡痍。傳統的社會秩序遭到嚴重破壞，整個社會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亂局面，民眾的力量處于“一盤散沙”的狀態。因此要結束混亂狀態，恢復社會秩序，實現政治整合，首先需要將全社會組織起來，構筑有效的組織體系。但當時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供借鑒，黨只能采取根據地時期形成的成功經驗——以中共黨員為核心的“公家人”管理模式，尤其是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后，使供給制在全國得以推廣，城市社會的控制直接在黨支部統一安排下進行。
第四，中國人的人文關懷和文化性格是單位制形成的重要文化因素。“單位和家一樣，也是一個功能多元化的事業組織或社群。”[4]對于單位人來說，單位是他的衣食父母，是生活福利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來源，單位作為“小福利國家”向單位成員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福利保障，一個人一旦進入單位，單位就代表國家對其生老病死、吃喝拉撒負無限的義務，單位成員享有單位體制外成員所不能享有的各項優惠待遇，是實實在在的“國家人”。“以廠為家”、“以單位為家”是單位制功能多元化的生動寫照。
然而，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經濟從封閉粗放向開放集約發展，使得去單位制趨勢日益明顯，從而單位制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其地位和職能日益弱化。主要表現為：第一，單位制運行的經濟基礎不復存在。改革以前，中國單一的公有制經濟確保把所有的職工都納入單位制之中，改革開放以后，非公有制經濟的迅速發展，形成了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所有制格局，公有制產權變得明晰化，使得國家用行政指令的計劃配置所有資源的局面一去不復返。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使得體制外出現了自由流動的資源，面對市場，無論是什么等級的單位組織，都必須遵循經濟規律和市場規則，市場經濟最講究效率，而單位制度顯然不是一個有效率的制度，“中國單位成員的永久性工作保障使組織領導不能運用解雇作為手段來促進組織內資源的最優配置”[5]。第二，“單位人”概念的弱化。在市場經濟的推動下，中國對流通體制、勞動人事、社會保障、戶籍等制度進行改革，城市社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活動空間。在單位之間，職員的流動已屢見不鮮。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單位認識到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勝，必須改變過去“單位辦社會”的狀況，強化其經濟職能。另一方面，面對現實大多數人明白單位已“靠不住”，因此，單位人對單位的依賴程度減弱，從而下崗、轉崗、再就業成為一件司空見慣的事情。隨著人們對單位選擇自主權的加大，個人與單位之間的雙向選擇、個人對單位的多項選擇成為現實，單位幾乎不再有任何措施可以嚴格限制人員的流動。第三，單位功能的弱化。隨著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變，社會公共義務劇增，一些單位在向市場經濟轉軌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顯得不適應或處于不利地位，而無力承擔原有的社會職能，從而將原來承擔的過于沉重的社會職能還給社會，大量事務開始回歸社會，同時“越來越多的上級單位在市場經濟面前，由于失卻了集中管理，占有和分配經濟、社會資源的權力，開始讓下級單位‘斷奶’”[6]，下級單位不得不收縮原有的全能性功能，將專業與效率功能外的功能推向社會。同時市場經濟打破了單位制時代社會福利大統一的格局，多元的社會福利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因而人們對單位的依賴程度減弱，單位制作為社會控制的主要方式，其程度和職能在不斷降低。
總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社會發生了劇烈的變遷，改革的沖擊和單位制固有的弊端，使得計劃經濟體制下傳統的單位制逐漸解構，就當代中國社會整體轉型變遷的進程而言，“單位社會的終結實際上是中國改革開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程中不可逆轉的必然趨勢。”[7]
二、社區制成為現代城市管理模式的必然性
社區制之所以能夠代替單位制成為現代城市的管理模式，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改革開放前，國家幾乎取代了社會，在體制外幾乎不存在任何自由流動資源和自由活動空間，隨著社會的轉型，單位制逐步走向解體，單位人轉變為社會人、社區人，人們越來越多地要靠市場和社區，而不再完全靠單位來解決生活需求問題。另外，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使原有的企業單位確立了追求效益的基本職能，單位原有的過于沉重的社會職能只能逐漸向社會轉移。
第二，由于國民經濟和改革開放的發展，近二十多年來，中國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極大提高，現代化耐用消費品如潮水般涌入普通居民家庭，目前全國已達到總體性小康水平，這使得人們對生活質量的要求不斷提高，人們不再滿足于解決溫飽，開始追求吃要講營養、穿要高檔、住要舒服、寬敞，居民對社區環境、社區服務有了更高的期待。 第三，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黨的落腳點主要在單位，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幾乎扮演了無所不包的“全能者”角色，“黨不僅發揮領導核心的作用，還直接從事行政事務、經濟事務和社會事務等工作，由此加大了黨的政治成本、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社會矛盾的焦點都向黨組織來訴求，無形中增添了黨的風險。”[8]
第四，推進基層民主的要求。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黨的代會都將加強基層民主建設列為重要內容。黨的十三大指出，基層民主生活的制度化，是維護全社會安定團結的基礎;十四大明確要求在加強基層民主建設中發揮居民委員會和村民委員會的作用;十五大指出要健全民主選舉制，讓群眾參與討論和決定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黨的十六大首次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將政治文明、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作為新時期的三大文明建設，社區制正是順應推進基層民主進程需要的大背景下產生的。
第五，城市現代化發展的必然要求。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城市化進程加快，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成為一項十分迫切的任務。長期以來，在政府包辦一切，單位辦小社會的體制下，“條塊分割”管理資源浪費嚴重，管理效率低下，社會的分工專業化、集約化與有效合作難以進行，這種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的進程，因此面對日益龐大復雜的城市，基層政府迫切需要改革傳統的、不合理的“條塊分割”體制，建立新的條塊分工體制與機制——社區制，使國家權威深入到基層，動員社會各種力量參與城市現代化建設，提高城市現代化管理水平加速城市現代化發展的進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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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晉源軍。論單位制的社會功能對社區建設的負影響[J]。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3，（1）：43。
[3]王偉，武中哲，成錫軍。國內學術界關于單位制的研究綜述[J]。發展論壇，2001，（3）：61。
[4]李漢林。中國單位社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61。
[5]李猛，周飛舟，李康。單位：制度化組織的內部機制[J]。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6，（16）：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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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田毅鵬，漆思“單位社會”的終結：東北老工業基地典型單位制背景下的社區建設[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166。
[8]何海兵。中國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的變遷：從單位制、街區制到社區制[J]。管理世界，2003，（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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