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賽事轉播權和體育賽事轉播中的著作權法律問題探析

時間：2023-03-24 00:58:41 法學畢業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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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轉播權，主要是指舉行體育比賽、體育表演時，允許他人進行電視轉播，主辦方會由此獲得報酬的權利。體育賽事的電視轉播可以上溯到20世紀50年代，在工業和經濟發達的英國，電視轉播被第一次應用于足球。隨著電視轉播技術的發展和普及，電視轉播也推廣到其他體育賽事，在1984年奧運會以前的電視轉播盈利有限，隨著奧運會商業開發力度的加大，奧運會電視轉播也帶來了豐厚的利潤。

體育賽事轉播權和體育賽事轉播中的著作權法律問題探析

　　摘要：體育賽事轉播權是指有關體育組織或賽事的主辦者對體育賽事媒體轉播的控制權，源于體育賽事組織者在賽事組織上的投入和貢獻。電視媒體在轉播體育賽事的過程中，如果轉播的畫面在銜接上具有一定的創造性，即可構成作品。在網絡媒體未經許可轉播該作品時，根據其轉播形式的不同，可能侵犯電視媒體享有的不同權項的著作權。但是，從鄰接權的角度，電視媒體不享有網絡轉播權和通過技術設備向公眾播放權。

　　關鍵詞：體育賽事;鄰接權;轉播權;著作權

　　在我國，借助于行政協調，體育賽事的轉播尤其是重大國際體育賽事的轉播，多是由中央電視臺負責談判和購買，由中央電視臺的獨播或向地方電視臺分銷。①在2006年足球世界杯比賽期間，上海某影院通過技術手段在影院同步播放中央電視臺轉播的足球比賽，央視指該影院侵犯了其鄰接權。但由于僅為個案，且影院播放的受眾有限，未引起大的反響。但近年，體育賽事轉播市場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一方面，從2014年開始，國家在政策層面放寬了對體育賽事轉播權的行政化控制，鼓勵體育賽事轉播權的市場化運作，競爭性的市場格局初現;另一方面，隨著網絡媒體的興起，網絡轉播成為和電視轉播并列的賽事轉播方式，發展勢頭強勁。以2015年亞洲杯足球賽為例，電視轉播權除央視外，被北京、上海、廣東、天津四個地方級體育頻道所分享，樂視體育、新浪體育、搜狐視頻等新媒體平臺則獲得亞洲杯賽事的網絡轉播權。[1]體育賽事轉播技術的發展和新主體的參與，使得該領域的法律關系日趨復雜化;而轉播市場競爭時代的到來，也必然會產生更多的爭議和利益沖突。為此，有必要重新梳理對體育賽事轉播相關法律問題的理論認識，為立法和司法的相應調整提供依據。

　　一、體育比賽、體育賽事和體育賽事轉播權

　　體育賽事，指具有一定規模的比賽整體，由田徑、球類等項目的具體體育比賽組成。具體的體育比賽是運動員的競技技能、競技狀態按照特定的比賽規則進行的呈現，是體育賽事一切其他活動圍繞的核心對象。體育賽事組織者的貢獻在于為運動員的競技技能、競技狀態的呈現提供場所和各種服務，進行總體組織和運作，使觀眾有機會欣賞到體育比賽。在轉播技術應用之前，只有在比賽現場的觀眾才能欣賞到體育比賽的場面。轉播技術尤其是電視轉播的出現，突破了這一局限。這里的“轉播”，是相對于現場進行的賽事而言，即將現場進行的賽事轉化成圖像等形式，播放給未置身于賽場的觀眾觀看。通常使用的“轉播”一詞還有另外一層含義：指一個廣播組織(電臺或電視臺)截取另一廣播組織傳輸的信號，將信號通過自己的設備以無線或有線手段再次傳輸出去。前一種意義上的轉播，即是體育賽事轉播權中“轉播“一詞的含義;后一種意義上的轉播，與著作權法上所說的轉播是同一個含義。

　　體育賽事轉播權是指有關體育組織或賽事的主辦者對體育賽事媒體轉播的控制權。體育賽事轉播權是隨著廣播尤其是電視(近年網絡也加入其中)這種傳播技術的出現以及體育賽事商業化運作相結合的產物。那么，體育賽事轉播權何以是一種權利，其正當性來源何處?據研究，國外關于體育賽事轉播權性質的認識主要有“賽場準入說”“娛樂服務提供說”和“企業權利說”等學說。[2]這些學說盡管角度不同，但著眼點都是關注有關體育組織或賽事的主辦者對體育賽事的組織和投入，從中提煉出有關體育組織或賽事的主辦者對體育賽事媒體轉播的控制權的正當性解釋。相對于國外的解釋學說，國內學者似乎更愿意從具體的體育比賽本身性質尋找答案，從運動員作為表演者的角度提出了“表演者權說”或認為體育比賽屬于非實物形態的體育勞動成果而提出“無形財產權說”等觀點。[3]筆者認為，有的國內學者的觀點存在方向性錯誤。體育賽事組織者的轉播權不是來自運動員或運動隊創作或表演了什么作品，也不是來自于運動員或運動隊呈現的競技技能、競技狀態，體育賽事轉播權源于體育賽事組織者在賽事組織上進行的場地、資金、勞務等綜合投入。對體育賽事組織者投入的回報早期來自于門票收入，但隨著轉播技術的出現，不在比賽現場的觀眾也有機會欣賞到體育比賽，體育賽事組織者因此也有理由獲取另一種形式的“門票”收入。雖然體育賽事轉播權在嚴格意義上不是一項法定的權利，依據國際慣例、行業慣例以及有關體育組織的章程，體育賽事組織者的這項權益還是被廣泛認可的。

　　體育賽事轉播必須通過媒體才能實現，體育賽事組織者以合同形式將其擁有的體育賽事轉播權許可給媒體行使，媒體利用其轉播設備實現對賽事的轉播，此即行業內所謂的體育賽事轉播權的銷售。隨著體育賽事轉播技術和轉播形式的多樣化，體育賽事組織者可以將體育賽事的電視轉播權、互聯網轉播權、無線電轉播權甚至是比賽錄像播放權、精彩片段播放權等分別許可給不同的媒體。

　　二、體育賽事轉播中的作品構成問題

　　如前所述，體育賽事轉播權本身與著作權之間沒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聯系。但是，體育比賽有可能涉及作品問題，體育比賽在轉播過程中也可能涉及作品問題。

　　通常認為，大多數體育比賽由于不具有藝術創作的性質，運動員或運動隊所呈現的競技技能、競技狀態也不是智力勞動預先創作的結果，不具有可預測性，因此，體育比賽一般被認為不可能構成作品。但是，個別類型的體育比賽，比如藝術體操、花樣滑冰等可能具有與舞蹈等作品相類似的藝術性，運動員的比賽也基本上是預先編排的呈現，還是有可能構成作品的，在國外也屢有被認定為作品的司法判例。為論述方便，我們姑且將這類作品稱之為體育作品。總有學者以體育比賽構成作品為理由，得出媒體轉播的畫面因此也有著作權進而媒體就享有著作權的結論，這種推理明顯不合邏輯。體育作品的著作權源于編排創作者的獨創性智力勞動，屬于作品的作者。無論是體育賽事的組織者，還是轉播的媒體，都不可能原始享有這類作品的著作權。與體育作品相關的作者、運動員、體育賽事組織者和轉播媒體之間的關系，類似于音樂作品的作者、表演者、表演組織者和轉播媒體之間的法律關系，遵循同樣的規則處理即可。

　　在體育賽事轉播媒體中享有著作權的客體應該是轉播過程中形成的轉播畫面，即再現比賽的連續的動態影像和聲音的組合。檢視我國著作權法列舉的作品類型，與轉播畫面最接近的是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以下簡稱“電影作品”)。關于電影作品，我國現行的《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給出的定義是：“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是指攝制在一定介質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無伴音的畫面組成，并且借助適當裝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傳播的作品”。與電影作品相對應，現行著作權法還同時有一個“錄像制品”的客體類型，不屬于作品范疇，是鄰接權的客體。錄像制品被定義為“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以外的任何有伴音或者無伴音的連續相關形象、圖像的錄制品”。實際上，上述電影作品定義中“攝制在一定介質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無伴音的畫面組成，并且借助適當裝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傳播”的表述，用來描述錄像制品同樣貼切，這一定義中所蘊含的信息根本不足以區分這兩類客體。錄像制品的定義方式是排除法，即凡是不足以構成電影作品的就屬于錄像制品，這等于沒有定義。雖然在學理上形成了以創造性的有無作為區分電影作品和錄像制品標準的主流觀點，但是，一方面，創造性的高低具有主觀性，在實務上不好把握;另一方面，錄像制品沒有創造性的觀點也容易受到質疑，尤其是在與攝影作品相比較時，似乎難以解釋為什么固定的攝影是作品而動起來的錄像就不是作品。在筆者看來，我國以往涉及動態影像客體的司法判例中，判詞在表面上是以創造性的有無來判定作品的構成，但實質是以電影和錄像之間最直觀的區別――制作方式來進行判定的：根據先行創作的劇本，由導演指導演員進行表演，在現場攝制后進行后期制作。大概采取這種程式制作的東西就是電影。相對的，不是根據預先構思的劇本制作，而是對自然現象或社會事件進行直接錄制形成的東西就是錄像制品。比如，在央視國際網絡有限公司訴被告北京暴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侵害錄音錄像制作者權糾紛一案中，法院認為：“涉案電視節目系通過攝制者在比賽現場的拍攝，并通過技術手段融入解說、字幕、鏡頭回放或特寫、配樂等內容，且經過信號傳播至電視等終端設備上所展現的有伴音連續相關圖像，可以被復制固定在載體上;同時，攝制者在拍攝過程中并非處于主導地位，其對于比賽進程的控制、拍攝內容的選擇、解說內容的編排以及在機位設置、鏡頭選擇、編導參與等方面，能夠按照其意志做出的選擇和表達非常有限，因此由國際足聯拍攝、經央視制作播出的‘2014巴西世界杯’賽事電視節目所體現的獨創性，尚不足以達到構成我國著作權法所規定的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的高度”。[4]但是，2015年6月，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在原告北京新浪互聯信息服務有限公司訴北京天盈九州網絡技術有限公司著作權侵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一案中認為，從賽事的轉播、制作的整體層面上看，賽事的轉播、制作是通過設置不確定的數臺或數十臺或數幾十臺固定的、不固定的錄制設備作為基礎進行拍攝錄制，形成用戶、觀眾看到的最終畫面，但固定的機位并不代表形成固定的畫面。用戶看到的畫面，與賽事現場并不完全一致、也非完全同步。這說明了其轉播的制作程序不僅僅包括對賽事的錄制，還包括回看的播放、比賽及球員的特寫、場內與場外、球員與觀眾，全場與局部的畫面，以及配有的全場點評和解說。而上述畫面的形成，是編導通過對鏡頭的選取，即對多臺設備拍攝的多個鏡頭的選擇、編排的結果。而這個過程，不同的機位設置、不同的畫面取舍、編排、剪切等多種手段，會導致不同的最終畫面，或者說不同的賽事編導會呈現不同的賽事畫面。就此，盡管法律上沒有規定獨創性的標準，但應當認為對賽事錄制鏡頭的選擇、編排，形成可供觀賞的新的畫面，無疑是一種創作性勞動，且該創作性從不同的選擇、不同的制作，會產生不同的畫面效果恰恰反映了其獨創性。即賽事錄制形成的畫面，構成我國著作權法對作品獨創性的要求，應當認定為作品。從涉案轉播賽事呈現的畫面看，滿足上述分析的創造性，即通過攝制、制作的方式，形成畫面，以視聽的形式給人以視覺感應、效果，構成作品。[5]

　　上述判例體現了我國司法審判上對體育賽事轉播畫面作品屬性判斷上的分歧，也是立法和理論上對電影作品屬性的認識不夠清晰的必然反映。筆者認為，電影作品是一種通過連續的活動影像去表達某種思想的作品形式，其本質特征是圖像的銜接。[6]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有電影和以類似制作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才可能體現出影像銜接上的創造性。那些對自然景物、動物活動、社會事件等客觀現象的錄制形成的動態畫面，雖然符合“活動的影像”這樣一個要素，但卻不具備影像銜接上的創造性的要素，自然被排除在電影和以類似制作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之外。這里的唯一判斷標準是：是主要通過客觀現象錄制的本身去表達思想，還是通過影像銜接去表達思想。那種進行了少量的編輯、配樂等加工，但在總體上只是客觀現象的反映，達不到通過影像銜接的創造性勞動表達思想的程度，就不能構成電影或以類似制作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相反，盡管是以客觀影像為創作基礎，如果對客觀影像的編輯程度較深，達到了通過影像銜接表達思想的程度，就當然可將其歸之于電影和以類似制作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

　　體育賽事轉播畫面的形成主要是通過現場錄制和轉播畫面制作兩個步驟完成的。比賽場面的錄制工作由攝像師在編導的指揮下進行。攝像師需要根據自己對比賽的理解，選擇不同的角度、景別，最大程度地呈現比賽本身的精彩;除比賽本身和運動員外，攝像師還要兼顧比賽場地內其他位置、其他人員的場景和行為，為觀眾提供身臨其境的感受，甚至需要及時捕捉運動員、教練員、裁判員和觀眾等細膩的表情和感情流露，豐富觀眾的觀看感受和樂趣。因此，攝像師的錄制工作具有一定的創造性，只是該創造性主要體現在錄制過程中對角度、光線、構圖等方面的選擇，與電影作品中的影像銜接的創造性不同而與攝影作品的創造性類似。然而，這種對客觀現象的錄制中所體現的創造性，尚不足以達到構成藝術作品的程度，不宜以作品的形式給予著作權保護。

　　體育賽事的最終轉播畫面是由編導制作完成的。大型比賽時，需要在數臺甚至數十臺攝像機傳來的畫面中選出最佳畫面，根據需要進行畫面切換、畫面組合以及畫面與聲音的組合，既要全面、清晰、真實地呈現比賽過程，也要使畫面的組合生動、豐富，滿足觀眾全方位了解比賽過程和賽場內外各種有意義的人員和事件的需要，能夠抓住觀眾的眼球，感染觀眾的情緒，實現最佳的視聽體驗。比賽本身是客觀的，但編導能力的不同會使一場比賽轉播畫面的質量呈現明顯的差別。通過編導工作所形成的具有創造性的畫面組合，與構成電影作品的“影像銜接的創造性”的要素完全一致，達到著作權法意義上的創造性高度即可構成作品。

　　綜上所述，體育賽事轉播畫面是否構成作品，判斷的角度不是攝錄的過程而是畫面的銜接。在司法實務中，法院在判斷轉播畫面是否構成作品時，應以實際轉播畫面在銜接組合上的創造性為考察目標，攝錄水平的高低可以忽略。那種基本上屬于直接反映比賽場面，畫面組合的創造性不充分的體育賽事轉播畫面，不能構成作品。因此，前述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的裁判思路基本上是正確的。

　　三、體育賽事轉播媒體的權利

　　(一)體育賽事轉播媒體的著作權

　　媒體對體育賽事作品的著作權可以源于媒體自己的制作，也可以源于體育賽事組織者的授權。前者是指媒體直接對比賽現場場面進行錄制;后者是指由體育賽事組織者對現場比賽場面進行錄制，再將特定區域的特定著作權權項授權給媒體。

　　在媒體直接對比賽現場場面進行錄制的情形下，如果媒體和體育賽事組織者之間的轉播合同沒有特別約定，媒體對體育賽事作品即享有完整的著作權，可以自己行使或許可他人行使復制權、發行權、放映權、廣播權、信息網絡傳播權和改編權等具體權利。源于體育賽事組織者授權的媒體，僅享有特定區域的特定著作權。近年來，隨著體育賽事轉播方式的多樣化，體育賽事組織者為獲取更大的經濟利益，常常將電視轉播權、網絡傳播權、無線電設施轉播權和錄像播放權等分別授予不同的主體。

　　在電視媒體享有著作權的情形下，如果網絡媒體未經許可通過網絡傳播，使公眾可以在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點再次欣賞比賽，無疑是侵犯了電視媒體的信息網絡傳播權。但是，如果網絡媒體截取并轉換電視媒體的信號同步直播比賽，問題就復雜化了。因為此時的網絡傳播不具有“在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點”的交互性性質，不符合著作權法對信息網絡傳播權的定義，電視媒體無法以信息網絡傳播權主張權利。那么，網絡直播是否屬于著作權法中廣播權控制的轉播行為呢?依據我國《著作權法》第十條第十一款的規定，廣播權是指“以無線方式公開廣播或者傳播作品，以有線傳播或者轉播的方式向公眾傳播廣播的作品，以及通過擴音器或者其他傳送符號、聲音、圖像的類似工具向公眾傳播廣播的作品的權利”。這項權利包含三項具體內容：以無線方式廣播作品;轉播無線廣播的作品;通過技術設備向公眾傳播廣播的作品。這樣，在網絡直播信號源于電視媒體無線廣播信號的情況下，其行為在技術上與“以有線傳播或者轉播的方式向公眾傳播廣播的作品”相吻合，屬于廣播權的控制范圍。而在網絡直播信號源于電視媒體有線信號的情況下，則屬于《著作權法》第十條第十七款規定的“應當由著作權人享有的其他權利”。在央視國際網絡有限公司訴北京百度網訊科技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權糾紛一案中，法院即采用上述觀點作出裁判。[7]

　　(二)體育賽事轉播媒體的鄰接權

　　無論轉播媒體對轉播的畫面是否享有著作權，也無論轉播的畫面是否構成作品，轉播的媒體都對其廣播的信號享有作為廣播組織的鄰接權。依據《著作權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廣播組織鄰接權的內容僅有兩項：⑴將其播放的廣播、電視轉播;⑵將其播放的廣播、電視錄制在音像載體上以及復制音像載體。這樣，在電視媒體對轉播的畫面不享有著作權的情況下，其享有的鄰接權的權利范圍很窄，對其他主體某些形式的營利性使用不具有禁止權。比如，對于利用電視媒體信號進行網絡直播的行為，由于電視媒體在鄰接權的角度不享有信息網絡傳播權，而網絡直播行為又不能順理成章地被解釋成轉播的一種形式，因此，其權利主張難以獲得支持。在央視國際網絡有限公司訴北京我愛聊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一案中，法院認為，在《著作權法》制定之時，我國互聯網的發展尚屬初期階段，通過互聯網轉播電視節目的行為未被納入《著作權法》第四十五條的調整范圍。《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第十四條第三款規定，廣播組織應享有權利禁止未經其許可將其廣播以無線方式重播，將其廣播固定，將已固定的內容復制，以及通過同樣方式將其電視廣播向公眾傳播。該協定同樣未將廣播組織權的保護擴展至網絡環境下。因此，在《著作權法》及我國參加的相關國際條約均未將廣播組織權的保護范圍擴展至網絡環境時，不能僅僅因為新技術的產生或發展給權利人帶來新的挑戰，就超越立法時的權利邊界對我國著作權法體系中的廣播組織權作擴大性解釋，通過互聯網直播電視節目的行為，不構成對廣播組織鄰接權的侵犯。[8]再比如，對于經營性場所通過技術設備向公眾同步播放電視媒體轉播的體育賽事，是否侵犯了電視媒體的轉播權問題，《著作權法》第四十五條所述的“轉播”，是指某一廣播組織在接收另一廣播組織傳輸的信號后，將信號以無線方式再次傳輸出去;經營性場所只是通過接收終端將電視信號轉換成圖像和聲音現場播放，不屬于轉播。《著作權法》賦予作品著作權人利用技術設備向公眾傳播作品的權利，屬于廣播權的內容，但其并沒有賦予廣播組織這項權利。因此，廣播組織亦不能從鄰接權的角度禁止經營性場所的這種“轉播”行為。需要指出的是，盡管電視媒體不享有上述兩種鄰接權，但仍可以從不正當競爭法的角度維護其權益。

　　體育作品的著作權源于編排創作者的獨創性智力勞動，權利屬于作品的作者。與體育作品相關的作者、運動員、體育賽事組織者和轉播媒體之間的關系，類似于音樂作品的作者、表演者、表演組織者和轉播媒體之間的法律關系，遵循同樣的規則處理即可。當然，基于體育賽事的特殊性，在立法上對體育作品作者和運動員的權利進行特殊限制，亦無不可。也無關乎“作品”“產品”。運動員所呈現的競技技能、競技狀態是運動員的運動天賦和長期訓練的結果，是體育比賽觀賞性的關鍵所在，應當受到尊重。但運動員并不因此享有某種權利，迄今為止，尚沒有因此單獨賦予運動員權利或者有運動員主張此種權利的先例。盡管某些特殊的比賽類型確實可能具備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的性質，在國外也屢有認可的判例，但這與體育賽事轉播權無關，不是轉播權產生的根據。

　　參考文獻：

　　[1]體育賽事轉播權“央視一家獨大”被瓦解[EB/OL].，2015-03-23.

　　[2]劉磊.體育比賽電視轉播權法律保護問題研究[D].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10.

　　[3]張志偉.體育賽事轉播權法律性質研究――侵權法權益區分的視角[J].體育與科學，2013，(03)：47.

　　[4]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4)一中民終字第3198號民事判決書[Z].

　　[5]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2014)朝民(知)初字第40334號民事判決書[Z].

　　[6](德)M雷炳德.著作權法[M].張恩民譯.法律出版社，2005.152.

　　[7]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3)一中民終字第3142號民事判決書[Z].

　　[8]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4)一中民終字第 3199號判決書[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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