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農民工市民化意愿與我國城市化道路選擇

試析農民工市民化意愿與我國城市化道路選擇

　　論文摘要 通過對西安市200名農民工訪談和問卷調查，發現農民工市民化意愿很低，多數傾向于回到家鄉或周邊鄉鎮。原因集中于：城市工作不穩定、收入低、晉升機會少、缺乏住房、醫療等保障。而最吸引他們成為市民的因素是子女有機會獲得優良的教育質量。本文認為，從農轉非農角度來看，小城鎮與大都市并舉策略最為適合。

　　論文關鍵詞 農民工 市民化意愿 城市化 小城鎮

　　一、農民工市民化與我國城市化道路選擇的關系

　　2011年秋冬，本人有幸參與了一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研究主題是“社會政策視野下農民工融入城市問題研究”。該項目在全國十多個城市對進城務工人員進行了問卷調查和訪談，筆者負責了西安市的200份調查及相關訪談任務。此次調研使筆者對農民工融入城市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農民工市民化是當前我國迫在眉睫，卻又無法立即解決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在2011年底召開的《社會藍皮書》新聞發布會中指出，當前我國城市的常住人口將超越50%的臨界點，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城市人口超過農村人口，標志著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城市化、工業化所取得的歷史性突破。但是，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這個比重依然很低。同時，需要強調一點，此次會議還專門指出在這50%的人口中，有相當大的比例是那些常年在城市打工，但戶籍在農村的進城務工人員。因此，可以預見在今后幾十年內，我國仍然會有大批的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中來。所以我國未來的城市化率以及城市化模式必然和農民工市民化程度緊密聯系在一起。

　　二、農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重要性

　　當前眾多關于農民工問題的學術研究，無不例外地強調農民工市民化，或者說，融入城市的路徑。比如，《農民工市民化途徑實證研究》就是如此，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強調了城市社區對于農民工建立城市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的意義，從而為他們市民化提供必要保障。也有其他學者從移民理論、社會排斥理論、社會化理論討論了農民工市民化的問題及其政策選擇。

　　但這些研究的一個前提假定是：農民工幾乎都擁有融入城市的意愿，而且這種意愿非常強烈。因為，對于農民工市民化或者融入城市的研究，必須基于農民工主體有這樣一種意愿，然后才有可能分析當前阻礙其進程的因素，如何從政策高度加以引導。但如果這個假定不成立，那么農民工市民化就成為學者強加給他們的目標，這些研究的意義也就大打折扣。而實際上，通過訪談，筆者發現這個假定確實很難成立。

　　三、農民工市民化現狀調查與分析

　　(一)被訪農民工基本狀況

　　本次在西安總共完成203份問卷調查，并挑選其中部分農民工進行深入訪談。所涉及的行業包括：建筑業、環衛以及部分從事商業的人員。在被調查的 203位農民工中，平均年齡41歲，最小的17歲，最大的67歲;50%的農民工在43歲以下，75%的農民工在50歲以下。男性被訪者144人，占到了總體的近71%.初中及以下學歷的農民工占總體的80%以上，2%的人擁有大專學歷(這4人是建筑工地的監工)。他們的月平均收入2300元左右，和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2012年2月底公布的2049差別不大。其中，男性約2800元，女性約1100元。

　　(二)工作狀況與福利保障

　　本次調查發現農民工的工作強度大、收入低、居住條件不容樂觀、社會保障覆蓋面狹小。被訪農民工的工作強度非常大，每天平均工作9.87個小時，每周平均有6.75天在上班。他們的居住狀況是：居住臥室平均36.9平方米，但有6.64個工友共同居住，而且一般都是住簡易工棚或者地下室，月租金平均136.7元(有一部分行業提供住宿，比如建筑工地)。

　　被訪農民工參加各類城鎮保險率都非常低下，基本沒有享受到任何保險。具體如下：參保城鎮工傷保險占3.5%;參保城鎮失業保險占2.5%;參加城鎮養老保險占3.3%;參保城鎮生育保險不足1.5%.醫療保障同樣如此，生病無假期，看病也很難報銷。他們一般只能采取“小病扛，大病拖”的辦法。

　　(三)人際交往與子女教育

　　農民工和城市居民的交往幾乎是割裂的，他們的交往圈子局限于血緣和地緣關系。有45%的農民工表示他們和城市居民幾乎沒有任何交往;75%的被訪者幾乎沒有和當地居委會有過任何聯系;近74%的被訪者未參與過城市社區中任何一項集體活動。他們的社交圈子主要由同鄉構成，而大多數也表示只有同鄉是尋求幫助的對象。以農民工求職為例，54.2%的人通過親戚朋友的介紹獲得了工作。另外，由于親戚朋友和自己地位差別不大，能夠為其介紹合適的工作，因而被訪者感覺在城市找到工作并不困難的占到了70%以上，而且超過一半的農民工不認為在求職過程中遭遇過歧視。

　　對于農民工而言，除了獲得相對較高的工資收入之外，城市最有吸引力的因素在于有可能為子代提供優質教育。比如，在問及有未成年子女的農民工群體時，只有25.89%的被訪者回答希望留孩子在老家農村上學，其他的都期望孩子能夠享有與城市孩子同等的接受較高質量教育的機會。實際上，希望孩子回老家農村上學的農民工也并非認為農村教育和城市教育沒有差異，只是由于他們無法支付異地受教育所需的高額費用。

　　(四)農民工市民化意愿狀況

　　農民工只是把城市工作視為暫時性的，家鄉才是他們未來發展的目的地。被訪者中只有26.5%農民工希望長期留在城市工作，剩下的都打算回家鄉從事農業、非農工作或者在家鄉自主創業。

　　在關于進城工作目的的多選題中，選擇了“爭取永久在城市就業和居住”的共計28人，占總體的14.7%;還有4.7%的被訪者選擇了“羨慕城市繁榮”;18.4%的被訪者選擇了“體驗城市生活”。相反，80%的農民工表示，來城市的目的就是“打工掙錢”;17.4%的人是隨家人一起過來(比如燒鍋做飯)。如果我們將這些題目視作進城務工人員融入城市的意愿指標的話，目前來看，他們的融入意愿不容樂觀，應該說還是非常低的。

　　另外，從未來定居計劃角度考慮，只有33.8%的農民工打算將來定居在城市，而且這是包括了：現在工作的城市、家鄉所在城市以及其他城市。但我們問及“根據各種情況判斷，您認為自己將來是否有可能再到農村勞動和定居?”，卻只有5%的人報告肯定不會回去。通過訪談發現，進城務工人員感覺更加切合他們實際的決策應該還是回到所在的鄉鎮定居，或者爭取到縣城工作、創業，乃至定居。

　　四、必要的討論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沒有證據顯示農民工擁有很強的市民化意愿，進城務工的根本目的不是融入城市，而是獲得收入。雖然部分青年農民工家庭壓力較小，擁有一定的市民化意愿，進程務工也帶有學習社會經驗，增長見識的色彩，但是真正融入城市社會依然非常困難，這些困難包括：

　　第一，工資收入較低，工作不穩定。大多數農民工一般都是僅接受了義務教育之后就進城務工。由于沒有接受較高的教育，他們工資收入普遍都較低，并且沒有其他額外福利。農民工更換工作的頻率非常高，也不偏固定于某一個城市。但是每次更換工作并沒有為他們帶來職業地位的提高，因為臨時性就是農民工工作的一個重要特點。工作的不穩定還表現在，農民工基本上是靠體力掙錢的，隨著年齡的增長，又沒有得到晉升，就不得不離開城市，或者不得不從事收入更低的工作。而在城市是否能夠擁有住房又與收入密切相關。如何獲得屬于自己的棲身之所就像一座無法逾越的大山，重重地壓在農民工面前。

　　第二，工作強度大，閑暇時間少，不利于培養互幫互助的信任網絡。上述調查表明農民工幾乎一個月只有一天的休息時間，而且每天的勞動強度接近10 個小時，這極大地壓縮了他們的休閑時間和城市社會參與的時間。除了工作以外，休息與娛樂，比如睡覺和打牌占用了農民工最多的時間。其結果是，人為地隔斷了進城務工人員同當地居民交流互動的機會，無法產生互幫互助的人際信任網絡，進而導致農民工城市歸屬感較低，融入意愿寡淡。

　　第三，戶籍制度依然嚴重阻礙著農民工市民化。這種阻礙最具體地表現在兩個方面：社會保障與子女教育。首先，農民工由于戶籍原因，多數不能享受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前面的調查數據表明，農民工參與各項社會保險的比例都低于5%，這就導致農民工沒有在城市安身立命之本。為了解決日益攀高的房價對低收入群體的影響，雖然各個城市都建起了經濟適用房和保障房，但絕大多數都沒有對非本城市戶口的居民開放，因而農民工也沒有享有住房保障。另一個方面就是子女入學教育。由于歷史原因，中國城市相比農村一直占據著更好的教育資源，農民工之所以是農民工就是由于在教育上吃了虧，因此他們迫切希望自己的子女可以沖破這道牢籠，實現躍龍門。因此，讓孩子在城市享有教育可以說是農民工定居城市最大的動力。但又由于戶籍制度導致異地入學困難，異地無法參與升學和高考，使得農民工不得不打碎這樣一個夢想，進而降低了他們市民化的意愿。

　　介于此，筆者認為現階段農民工市民化條件不夠成熟，最適合農民工發展和定居的應該是其戶籍所在的鄉鎮或者縣城(縣級市)。多年以前，費孝通根據在中國部分地區的實地調查結果，提出中國的城市化道路應該選擇以小城鎮的模式發展[2].雖然隨后全國各地鄉鎮企業的大量倒閉使得該論述受到一定的挑戰，但是小城鎮理論卻一直被人們所重視。費老的理論不是從農民工視角而來，但卻對農民工的未來很有啟迪，中國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在全國各地都形成了很多輻射能力很強的中心城市，但也帶來了眾多城市病。各大城市為了解決自身的社會問題，紛紛選擇了建立衛星城的發展模式。另一方面，隨著產業升級與轉移，縣域經濟也得到了快速發展，許多省份的縣域經濟綜合實力已經占到了各省總產值的一半以上，由此也創造出大量的就業崗位。那些勞務輸出大省，近年來除了不斷招商引資，接受國內外的產業專業以外，在縣域經濟中，“引鳳還巢”也是一大亮點之一。這些都為當前農民工立足于本鎮本縣創造了優越的經濟環境，再者，農民工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擁有豐富的人際關系網絡，對其也是非常重要的保障形式。而且最重要的是，農民工自身也有強烈的意愿回到鄉間發展。

　　實際上，發展縣域經濟和鄉鎮經濟并不阻礙大城市的發展。高校擴張以來，大批農村出生的孩子接受了高等教育，他們在大城市接受高等教育，也有非常強烈的融入大城市的意愿，“蟻族”就是一個例證。城市的發展不可能讓千軍萬馬都殺進來，必須有一個順序。當然，這個順序不應帶有歧視色彩，而是由對生產力掌握程度決定的。相反，如果不加區分的一起同時納入，才會阻礙城市的可持續健康發展。

　　總之，農民工市民化不是朝夕之事，需要經歷二代甚至三代及以上才能完成，這決定了在我國的城市化道路選擇上必須對于小城鎮給予格外關注。我們在發展大都市經濟時，不可忽視鄉鎮經濟和縣域經濟，只有這樣才能更大的滿足農民工的切身需求，才能將他們的價值發揮到最大化，才能實現全社會的和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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