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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語境下法律權威內化問題的思考
法律是人類生活世界的規則，是理性的人追求有秩序的生活的依據，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搜集的一篇關于法律權威內化問題探討的論文范文，供大家閱讀借鑒。
政治秩序或者法律秩序都要有最終權威，最終權威的問題解決不好是無法建立法治大廈、進入法治社會的。[1]法治意味著法律必須是至高無上的，法治社會的最終權威就應該是法律權威，法治社會實現的關鍵在于法律權威內化于人民大眾之心。只有當全體民眾發自內心擁護法律權威，真誠信仰法律權威的時候，法治中國的夢想才能真正變為現實。
一、幸福生活---法律權威內化于心的目的
與物相比，人具有自我主宰和自我創造的特性，正如馬克思所言： “一個種的全部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動的性質，而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2]96人的生命活動的“自由”“自覺”的特性意味著人生命存在的價值乃是通過創造性的活動來實現并不斷完善自己。也正是在“自由”“自覺”活動的過程中，人與人之間形成了普遍的聯系且彼此影響而生成了復雜的網絡關系與結構，即人類社會。人的存在與發展形成了各種各樣的社會形態，而任何社會形態在一定意義上都是暫時的，人的生活才是永恒的。生活的需要產生了特定的社會，社會是生活的承載方式并服務于生活。社會只是生活的必要條件，而生活本身的意義和質量才是生活的目的。衡量生活本身的意義和質量的終極標準乃是“幸福”,人類生活的終極目的乃是追求幸福。“生活和幸福原來就是一個東西。一切的追求，至少一切健全的追求都是對于幸福的追求。”[3]
幸福生活是人的生命活動的目的所在與價值所在，正如恩格斯所言，每個人都追求幸福是一種無須加以論證的、顛撲不破的原則。[2]373 -374那么，什么樣的生活才是“幸福生活”? 古往今來，人們對“幸福”的理解就像博登海默筆下的“正義”一樣，“有著一張普羅透斯似的臉”,“當我們仔細查看這張臉并試圖解開隱藏其表面之后的秘密時，我們往往會深感迷惑”.[4]252顯然，要給出“幸福”一個確切定義是相當困難的，但透過幸福的種種表象諸如“富足”“安全”以及“自由”“公平”等，我們不難發現： 有尊嚴的幸福生活要成為可能，一個必不可少的重大前提是“私人生活領域”的“個人自由”與“公共生活領域”的“社會正義”.[5]現實生活中，個人只有擁有了“自由”,才能真正成為生活的自我主宰，才能自主追求幸福生活，而個人又是社會中的個人，其“自由”不是絕對的無限制的，還要受制于個體身處的社會結構與制度。而一個社會的基本結構與制度是否正義，是決定人幸福與否的關鍵。“正義的至上要求是： 具有理性的感性存在者不應該生活在自然狀態，而應該生活在法治狀態。”[6]“如果要讓自由的人能在這種接觸和交往中共存并互相促進，而不是互相阻礙對方的發展，那么只有通過接受一個看不見的界限方能實現。在這個限度中，每一個體的存在和作用都能獲得一個安全的、自由的空間。決定這個界限和由這個界限所確定的空間的規則就是法律。”[7]
而法律的內在道德服膺人類幸福生活這一主旨，它以實現法律的實質正義的諸價值原則為皈依，其所關注的乃是希冀在法律這一規則治理之下形成正義的社會秩序。人類的幸福生活離不開人類社會的持續存在與發展，更離不開人與人基于法律所形成的有序生活狀態。在國家治理現代化語境下，實現這種有序生活狀態的最佳方式就是法治，遵循法治的生活乃是幸福的生活。
法治是迄今為止人類能夠認識到的最佳治國理政方式，但我們不能僅僅把法治理解為一種治理方式，而應該把其理解為“現代人的一種基本生活方式”,[8]它像是人們每天呼吸的空氣、像是常人舉手投足的教養，像是無處不在的空間，常常無形地溶解在生活點滴里。[9]
法律是人類生活世界的規則，是理性的人追求有秩序的生活的依據。經過人類社會數千年的生存實踐檢驗，法律是維持有序生活的重要規范，法治是最佳的社會治理方式，法治文明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律發展的歷史表明，法律是人類求善實踐活動的結晶，是人類實踐理性的產物。人類之所以基于實踐理性構建法律，之所以擁護和信仰法治，正是源自法律對于人的終極關懷，源自法律對人的自由意志的尊重，源自法律對于人類關乎生存和發展的各項權利的充分保護，源自法律通過定紛止爭來謀求人類幸福的生活。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法治立基于法律的實踐理性，完全超越了人們世俗的功利算計，其終極關懷乃是人類生活的幸福。
法治是一種法律權威內化于心的生活方式。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法治，其實現的關鍵不是法律體系的構建完善，而是人們把法律權威內化于心。正如盧梭所言，規章只不過是穹隆頂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誕生的風尚才最后構成那個穹隆頂上的不可動搖的拱心石。[10]70如果人們沒有把法律權威內化于心，社會就不可能形成法治風尚，法治也只能是無源之水。法律權威內化于心不單單要求人們在形式上服從法律甚至是“消費”法律，更要求人們把法治思維作為思維方式，把法治精神作為生活態度，真誠地擁護法律并信仰法治。只有把法律權威內化于人們的心靈之中，進而外化于人們的日常行為之中，法治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人們之所以服從法律權威，不是因為法律擁有外在的強制力，而是因為在日常生活中嘗到了法治關愛和庇護的“甜頭”.也正是由于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的權利與自由能夠得到法治機制的充分有效保障，法治才能獲得人們的信任并漸漸地融入到他們的血液中，銘刻到他們的內心里，深深地嵌入到他們的生活世界中，并進而成為他們的生活方式。于是當面對法律時，人們便會仿佛“聽到了法律的話，就好像聽到了神的聲音一樣”,以至于人們“不能不聽他們的”,因為人們堅信“我所做出的決定是正確的”.[11]只有把法律權威內化于心，人們才能自覺遵循法治精神，自由追求幸福生活。
二、認同接受---法律權威內化于心的關鍵
權威是隨著社會的產生而出現的一種社會現象，只要人賴以存在的社會存在，權威就不會消失。“在任何社會中，總有一些在某種場合下人們必須服從的人和規則。這些人就是權威，而這些規則就是法律。規則之所以變成法律，是因為它們已通過公認的程序被授予了權威。”[12]
回顧中國兩千多年的帝制歷史，正是仰賴耦合在一起的以皇權為核心的一元化權力結構與以三綱六紀為框架的禮法權威，其社會才得以整合，秩序方得以維持。19 世紀中期，面對西方現代文明的沖擊，傳統的權威框架不斷動搖乃至分崩離析，造成社會長期無法整合，于是出現軍閥混戰、地方割據、宗族裂變的局面。直至新中國成立前后，中國共產黨把能夠有效團結個體、動員民眾的革命意識形態及超凡領袖作為新的權威，才再次把社會整合起來。[13]
當下的中國社會，市場化與多元化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傳統的一元化的絕對權力與非制度性權威已經很難統馭日趨復雜的社會局面。顯而易見，如今要確保轉型社會的整合，實現有效的社會治理，我們更需要一個真正得到人民內心認同并自愿乃至自覺遵循的權威來協調多元的利益沖突，當下這個權威只能是法律。因為，“在近代世界，法律成了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14]當代社會實現有效治理的關鍵就是實施法治，而法治的核心就是確立法律的至上權威。
權威是權力和威望兩個因素有機結合的產物，單純的權力抑或是威望，都不足以生成權威。作為權威的一種特殊形態，法律權威自然也包含著外在的強制性的“權力”與內在的說服性的“威望”,是“力”與“理”的有機結合。法律1官方機構和官員的行為受法律約束和限制，要求公民個人和其他私主體遵守和服從法律，要求法律本身在眾多社會規范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一旦法律喪失了力量，一切就都絕望了; 只要法律不再有力量，一切合法的東西也都不會再有力量。”[10]164法律如果沒有足夠的使人們服從的權力和崇高的地位，也就不會有權威。然而，如果法律所擁有的這種強力本身不具有正當性，那么，其勢必成為任意和專橫的“暴力”.無論是強制人們服從的“力”還是人們對法律權威“服從”的行為本身，都僅僅是法律權威的外在事實表象而已，其并非法律權威的內在本質。所以，法律權威的生成離不開具有說服性的正當的“理”.正如拉茲所言，主張合法性權威是法律的一個本質特征。[15]
然而，法律權威所蘊含“理”的“合法性”或曰“正當性”的標準，顯然是法學界爭論不休的一個難題。其實，無論是采取何種標準，法律權威最終都和人們對待法律的心理態度聯系在一起。“從權威的實質以及對權威作為一種命令與服從關系可能的條件看，一種規范的權威影響力，不取決于規范的屬性，而是人們對規范的主體選擇性。人們的集體服從，可以使那些不具有強力性質的規范具有了類似法律規范所具有的權威影響力，使這些規范的約束成為制度化的力量。而集體的不服從也可以使本應具有強力的法律規范失去權威性，如‘法不責眾’作為人們逃避法律權威性約束的基本態度，是敗壞法治秩序的心理驅動力。”[16]
可見，法律的權威性不是取決于外在權力的強度，而是取決于服從者的接受意愿。人們一旦對法律作出肯定的評價，尊重、認同乃至自覺服從也便隨之產生。“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人們對法律權威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源自人們對法律所蘊含的價值體系的認同，源自對法律規則背后的有序、幸福的生活世界的向往，源自人們對社會生活規律性抑或真理的渴求。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看，法律之所以能夠具有權威，之所以能夠獲得人們的認同與服從，關鍵是因為它本身所蘊含的某種客觀正當的標準，是因為它“能重新發現它與關于生活目的的普遍真理之間的關聯”.[17]法律權威所蘊含的客觀必然性來源于人們的現實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理論是自 20 世紀初開始備受哲學界關注的一個學術話語，其最早由胡塞爾提出。他認為，生活世界是人們在其中度過其日常生活所直接經驗的文化世界，它是“預先被給予的世界”.“生活世界”是自在的先驗的主體性的意義構造，是交互主體性的產物，包含著日常生活的范疇。[18]
繼胡塞爾之后，其他哲學家雖然對生活世界的內容與構成的觀點有著思維視角、研究興趣等方面的明顯不同，但基本上都只是從某一方面對胡塞爾的理論進行補充和發展。
作為生活世界理論的集大成者，哈貝馬斯在運用現象學對現代社會轉型進行理性思考的過程中，把生活世界理論引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交往領域，從文化、社會和個人三個層面反映的時代生活境域深刻闡釋了生活世界理論的內涵。在文化層面上，生活世界是文化傳統及文化意識縱向的傳承與融合;在社會層面上，生活世界則是社會各個組織的橫向聯合; 在個人層面上，生活世界則是每一個人的自我體驗與社會意識，以及為個人所理解并認同的生活方式與生活境域。[19]
在此基礎上，哈貝馬斯進一步分析了現代危機條件下“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境況，現代社會中由于社會系統的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對生活世界控制和干涉，不僅造成了社會系統與生活世界的沖突與斷裂，社會系統中的權力和資本還阻滯了社會秩序與個人社會化的總體發展。在哈貝馬斯看來，生活世界要擺脫這種“殖民化”的困境，就須具備交往行為的合理化，并進而凝聚成為一種合理的生活方式。[20]
此外，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界的代表人物列斐伏爾關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研究也比較有代表性。列斐伏爾主張把日常生活放置在一個獨立于經濟與政治之外的處于比生產更重要的主導性的位置，認為馬克思思想中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是奠基于日常生活小事的，社會關系產生于日常生活之中。[21]
盡管上述諸多學者對生活世界的理解不盡相同，但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生活世界是他們研究人與社會發展的一個共同的視域，生活世界尤其是日常生活世界構成了社會發展的一個基礎場域。作為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律與法治的發展自然要奠基于人的日常生活世界。法律不僅僅是一門科學，還應當是一種生活的表達，法律的“本真性”意味著表達生活的“本真性”.[22]法治不僅意味著制度規范和秩序追求，更包含著對人的終極關懷。任何意義上的法治都不僅是制度及其運作層面上的形式法治，而是包含價值規范與精神理念的實質法治。這種實質法治必然與特定時空中人們追求特定人生意義的現實生活聯系在一起。其實，無論形式法治還是實質法治，“從根本上說都是對人類的一種關懷方式，是人類的自由與秩序本性在動態平衡中追求的一種生存方式”.[23]法治進程中人們對于法律權威的擁護與服從乃是源自對法律規則背后的有序、幸福的生活過程的信仰。而能博得人們發自內心的擁護與真誠信仰的法律必然要以規則和技術背后的生活作為其生命力的源泉，把常人的生活世界作為自己的根基，以生活之真諦作為自己的基本原則。
三、自愿服從---法律權威內化于心的體現
內化是外部的客觀的東西經過主體的實踐而轉化為主體的穩定的內在心理的過程，是主體通過學習和實踐，把外在的知識、觀念或規范轉化為自己內在知識、觀念的知行合一的過程，其運作的機理從邏輯上看是從知識的認知到情感上的認同再到意志自覺的不斷升華。從這個意義上看，法律權威內化于心便是社會主體通過學習法律知識與參加法律實踐活動，從而對法律認知、認同并最終把外在的法律規則體系內化為個體精神層面的心理需求和行為準則的過程。對國人來說，法律權威內化于心的結果形態便是法治自覺的生成，是人們對法治精神的認識達到一定的深度和應有的高度并從一種知識發展為內心的認同與自覺的接受，從而內化為自己的價值觀、人生觀與生活觀，將法治精神同化為中國價值、中國精神的構成元素。[24]
然而，內化并不是一種單純的心理活動，而是社會環境與心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是一個主客體交互作用的動態的、建構的過程，是一個內化與外化相輔相成的過程。[25]法律權威的內化于心并非內化過程的終結，沒有人們對于法律權威自愿服從的“外化于行”,內化也便失去了意義。
法律權威一旦內化于心，也便意味著法律成了人們日常生活與社會交往中的自愿、積極的選擇。從此種意義上講，法律權威的內化于心也便意味著“外化于行”,即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對法律自愿自覺的服從。對法律的服從通常有三個層次，即被動的消極服從、主動的積極服從、超驗的信奉法律。對法律權威被動的消極服從產生于社會主體對法律權威所蘊含的“權力”因素的認知，是懼怕違法產生的懲罰性后果的產物。在此一層次的服從中，法律權威與社會主體是分離的，法律是一種純然的外在強加之物。對法律權威主動的積極服從是社會主體在對法律權威的理性認知基礎上產生了對法律的情感認同，認為服從法律不僅是法律上的要求，而且也是道德義務使然。此一層次的服從中，法律權威已經與社會主體的日常生活與價值判斷發生了關聯，法律是社會主體在價值判斷的基礎上做出的自愿選擇，法律是人們追求正義生活的標尺。人們通常會主動守法，主動依法維權甚至會主動抵制一切違法行為。超驗的信奉法律是社會主體在認知、認同法律的基礎上，把法律權威內化為自己的價值觀與生活觀，自覺地擁護法律、信仰法律。此一層次的服從中，法律權威已經銘刻到人們的內心，充分融入到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是其作出價值判斷的主要依據。法律權威內化于心的狀態正是對法律服從的最高層次。當法律權威內化于社會主體的內心時，其所服從的不僅是法律本身，更是法律背后的精神和價值，其已經把服從法律權威化成個體自在自為的穩定心理狀態和一以貫之的行為自覺，即或是一閃而過的違法念頭，也被認為是對法律這一“圣物”的褻瀆。[26]
法律權威內化于心是人們在他律與自律的綜合作用下作出的自愿選擇。從外在的利益出發，把服從法律與否視為可計算的明智選擇，從而被動地接受法律對利益的調整便是他律的; 從義務出發、從善良意志出發、從人格尊嚴和榮譽感出發內在地主動自覺地服從法律權威便是自律的。而在法律權威的服從中，他律與自律是交織在一起的，如果完全否認前者，就高估了人性的道德律; 如果完全否認后者，就低估了人性的道德律。[27]
需要強調的是，對法律權威的服從，無論是出于他律還是出于自律，都是人們自愿選擇的結果。表面上來看，法律的權威性首先來自于法律背后的強制力，而人們對這種強力的服從似乎是不能回避和無法自由選擇的，似乎是出于對懲罰的懼怕。然而，“任何一個法律系統在整體上都不是被設計出來的，即使是人們在法典編纂方面所做的各種嘗試，也只不過是把現存的法律系統化而已，并在這樣做的過程中，對它加以補充或消除其間不一致的內容。”[28]也就是說，經過法定程序和國家有權機關制定與頒布的法律來自社會既有規則，而社會既有規則是在追求自利的個人之間的日常交往行為中演化出來的，“一旦這些規則演化出來，我們每個人都會遵守，因為我們預期到別人也會遵守這些規則，這就是社會規范，也就是慣例。”[29]
可見，源自社會既有規則的法律乃是人們在日常交往中出于自利選擇的結果。人們對于法律權威的他律性服從，其內在基礎乃是建立在人的自利要求之上的，久而久之，這種符合自身利益的服從就演變為一種自覺的行動。“在我們生活的這個現代世界中，這些規范往往是被人遵守的，我們多多少少已經把這些規范內化于自身了。”[30]這種內化的根基在于人們出自人的自利的本能對它的接受的態度。這種接受的態度所導致的內化，最后會使得法律權威所蘊含的強制力成為多余，人們對于法律權威的服從是發自內心、出于自愿的。當然，他律的作用是有限的，因為無論是法律本身還是法律背后的強制力都是有限的，比如法律存在諸多漏洞，比如少數人明知違法的懲罰后果而依然鋌而走險。如果僅僅依靠法律的外在強制力，法律權威有時候是得不到服從的。比如盡管可能被科以重刑，但犯、搶劫犯等等仍然大量存在。因此，對于法律權威的服從歸根結底還是要仰賴人們服從法律的自律精神的養成。只有當人們擁有自律精神時，法律權威才能真正內化于心，人們才能從人格尊嚴的立場( 而非出于利益的計算) 服從法律，才可能在違法可以不受懲罰的情況下依然忠誠地服從法律權威。
四、法律自律---法律權威內化于心的根基
法律權威內化于心的關鍵是人們對法律權威發自內心的認同接受，其外在體現是人們對法律權威的自愿服從。法律權威一旦內化于心，也便內化于人們的日常行為之中，法律也便成為人們的自愿選擇。對法律權威他律的服從基于人之自利的追求，其指向“有利”的法律; 對法律權威自律的服從基于人之自律的理性精神，其指向“有理”的法律。“如果法律是正義的，因而一般是符合個人福利或利益需要、也是合乎道德的，那么個人必會自愿地把這樣的法律規定納入自己的道德信念，自覺地加以選擇或作為自律的規范; 如果法律不符合道德主體的需要且違背道德，甚至與之相反，即使再強制，人們仍然會至死不從。”[31]
可見，無論人們對法律權威的自愿服從行為是出于自律還是他律，都需要一個最為根本的基礎條件，即存在能夠獲得人們自愿選擇的法律。如果外在的法律合乎個人內心的自律抑或自利的要求，便能獲得個人內心的認同接受，此時的法律便是內化于人心的，反之不能被個人內心接受的法律便僅僅是外在的規則而已。合乎道德的且能為個人認同接受的法律必然是民主的、正當的且內在于人心，即自律性的法律。
首先，自律性的法律是民主立法的產物，民主是法律自律性生成的前提。“每個有理性的東西都是目的王國的成員，雖然在這里他是普遍立法者，同時自身也服從這些法律、規律。他是這一王國的首腦，在它立法時是不服從異己意志的。”[32]法律獲得自律性的前提在于社會主體既是法律的制定者又是其遵守者，只有一個人遵守的法律是自己所制定的法律時，法律才是自律的。從表面上來看，法律是國家制定或認可的，但實質上其應代表且積極和理性地回應社會成員和社會整體的需求。[33]法律只有體現并且回應社會全體成員的利益和意志，才能獲得人民的認可與服從，才能獲得至高無上的權威。人為制定的法律規則之所以具備權威性，當然是因為其符合客觀規律且經過了理由論證，但更為根本的還是因為其以不同方式反映了民意。[34]這也正是人民民主原則在立法領域的本質要求。在民主規則的邏輯下，立法是民意的匯集和表達，如此每一個守法者同時又是立法者。公民所遵守的法律乃是其自主制定的法律，服從法律便是服從自己。無論是立法還是守法，都是公民“自由”“自覺”“自主”的活動，人與人的需要( 幸福生活) 也自然成為法律的目的而非手段，法律是內在于人本身的，所以也便具有自律的性質。
其次，自律性的法律應當是正當的。一部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因其符合人性發展的特點和規律，符合社會主體的價值判斷標準，從而較易在社會主體間達成共識，并進而獲得人們心悅誠服的遵從，[35]顯然該法律應是正當的，同時也應是自律性的; 相反，一部“惡法”因其本身存在問題，不符合法律所處理的事務的內在規律，不符合法律所處的社會情境，其獲得人們認可和遵守的概率就會比較低。[36]良法之所以能獲得普遍的自愿的服從，是因為它服務于人們的利益而獲得人們發自內心的尊重，其背后的強制力僅僅是次要的、輔助性的保障。“如果人們不得不著重依賴強力作為實施法律命令的手段，那么這只能表明該法律制度機能的失效而不是對其有效性和實效的肯定。既然我們不能根據一個社會制度的病態表現來給該制度下定義，那么我們就不應當把強制的運用視為法律的實質。”[4]345只有當法律因自身蘊含的客觀生活規律及對幸福生活的保障而獲得權威時，人們才能不會因害怕法律的懲罰而被迫遵守法律，才能因法律的正當性而自覺、自愿地積極地守法、護法乃至信仰法律。隨著現代經濟社會的不斷進步，科學立法、民主立法的不斷推進，良法必然越來越多，法律除了具有強制性外，也越來越注重正當性。隨著法治中國建設的不斷推進，法律文明的不斷發展，公民的法律素質也在不斷提高，其守法行為中自覺、自愿的因素不斷增加，強制性、被迫的因素逐漸減少，當公民把對法律的關注更多地放在正當性上時，其遵守法律也便是自律的。
最后，最為根本的，自律性的法律應是內在于人心的。“當一個社會群體有著某些行為規則時，這個事實讓人們得以表達許多緊密相關但卻屬于不同種類的說法; 因為針對規則，人們可以站在觀察者的角度，而本身并不接受規則，或者人們可以站在群體成員的角度，而接受并使用這些規則作為行為的指引”,這便是“從他們的內在觀點所看到的規則的內在面向”.[37]內在于人心的法律是被參與者理解了的，具有核心意義的法律，是體現實踐合理性要求的行動理由，是“關于它所渴望的( 道德) 理想以及它所意圖發揮的( 道德) 功能”.[38]內在于人心的法律不只是記錄和預測行為的法律意義的依據，而更是民主產生的、正當性的且用以評價人們自己及他人行為的標準，是具有良心約束力的準則，是法律的外在規定與人的內心要求的統一。此時的法律不再是對人的外在強加，而是人的自愿選擇。人們遵守法律是基于對法律內在義務的理解而自愿作出的選擇而非法律之外的利益算計，人們對待法律的態度是且只能是“接受”的態度。內在于人心的法律既彰顯了人性的本質，又凸顯法律的權威和尊嚴，還能夯實人與法律之間的信任感，而所有這些正是法律自律性的體現。
五、余論
法治中國進程中的法律權威內化于心，其發生的場域是“中國”這塊獨特的文化土地。這既要求我們能夠真正在中國文化語境下貼切地思考法律權威內化的問題，也需要我們擁有一個更為開闊的視野。在百余年來中西文明碰撞而生的法制現代化進程中，在當下中國文明重建、社會轉型的特殊背景下，法律權威的內化沒有放棄傳統而僅僅擁抱現代的必要，而應重拾中國的文化自覺，從傳統中國法律文化、從西方法治文明、也從當下中國社會所處的深層社會結構中汲取資源。[39]
此外，法治中國的建設主體理應是人民大眾，所以法律權威的內化當然不是法治精英主導下的法治精神的單向灌輸，而理應是人民大眾積極承擔與廣泛參與的一項偉大事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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