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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商場的“終極解釋權”談合同的解釋
一、商場終極解釋權的性質 在目前現實生活中，存在種種終極解釋權，從公司到攝影樓，在開展促銷、店慶或者其他活動中，往往活動方公示 自己享有該活動的“終極解釋權”。尤以各種名目繁多的商場終極解釋權居多。由此導致的糾紛也時有發生。這不僅讓普 通消費者迷惑不解，也給法學界出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困難。 例如：某商場2001年元旦期間展開促銷活動，公布：“凡在本商場購買參與活動的商品滿一100 人民幣者，即可獲得 價值二20人民幣的代金券。該代金券可在本商場內購買其他 商品時一次性抵用20 元人民幣，代金券不足該商品價值時， 持券人須就差額補足現金，代金券超過該商品價值的，商場就超出的部分不予找還現金。本次活動截止至2001年1月31 日，代金券有效期為本次活動期間。本次活動終極解釋權回本商場享有。”某甲得知該活動后，在該商場購買價值3000 元的照相器材，款已付清，卻未能得到相應金額的代金券。商場給出的理由是：照相器材屬于利潤較低的商品，不參加本 次促銷活動，因商場對本活動享有終極解釋權，所以某甲不 能獲得價值600 元的代金券。而某甲則以為商場并未就照相 器材不參與本次活動作出任何昭示，自己理應獲得價值600 元的代金券。雙方為此產生糾紛。 上述糾紛的爭議焦點在于如何認定商場的“終極解釋 權”的性質。就 商場的“終極解釋權”的性質，目前理論 界和司法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有的觀點以為，根據合同自由原則，商場的“終極解釋權”是一種由當事人約定的權利。某甲參與了商場的促銷活 動，就是與商場締結了一個合同，“本次活動終極解釋權回本商場享有”作為合同中的一個條款已經為某甲所接受，這就 表明，某甲和商場通過約定產生了本次活動的終極解釋權，并且該權利由商場獨自享有。因此，對于照相器材是否參與 本次促銷活動，商場有權作出解釋，且該解釋直接發生法律 效力。 也有觀點以為，商場的“終極解釋權”并不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權利，它不受法律保護。由于對合同的解釋不即是 對合同享有解釋權，某甲和商場都可以對合同提出自己的解釋，但他們的解釋都是單方的理解，并不直接產生法律效力。 假如雙方的解釋不能達成一致，則應由法院或仲裁機構根據合同法相關規定來作出終極解釋，只有法院或者仲裁機構才 享有這種對合同的解釋權。因此，無論雙方作出何種約定，任何一方都不享有合同的終極解釋權。上述例子中，“本次活動 終極解釋權回本商場享有”這一條款違反了法律的強制性規 定，應為無效。 終極解釋權到底是不是一種權利，其性質該如何認定， 我們可以從合同解釋理論以及我國合同法的相關規定這兩個 角度加以分析。 二、從合同解釋理論上看，對合同的理解不即是對 合同的解釋，更不即是對合同享有解釋權 合同的解釋是合同法中一個極為重要而又相當復雜的題目。合同的解釋是指根占有關的事實，按照一定的原則和方 法，對合同的內容所作的說明。它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的合同解釋，是指所有的合同關系人基于不同的目的對合同 所作的解釋，也就是筆者所界定的“對合同的理解”。較狹義的合同解釋，是指按照通常的理解對合同條款所作的解釋， 也就是我國合同法第41 條所規定的“解釋”的含義。當采用此種含義時，對于同一項合同條款可能有兩個以上解釋，因 為對同一合同條款可能存在兩種以上的通常理解。最狹義的合同解釋，是指在解決合同爭議過程中，仲裁機構和法院對 合同所作的解釋，也就是司法機關行使對合同的解釋權的結果。當采用此種含義時，對同一項合同條款的解釋只能是唯 一的。把合同解釋限于最狹義范圍，是各國合同解釋立法的通例，也是學術理論界的傾向性主張。筆者亦是從這個意義 上論及合同解釋的。 由此可見，無論是某甲還是商場，他們所提供的“解釋” 實質上只是當事人對合同的理解，而非具有法律效力的解 釋。在合同實踐中，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所使用的語言文字有時并不能充分表示他們所要表達的意思，或者當事人在訂 立合同時沒有考慮某些事項，而這些事項日后卻顯得很重要。這時，假如當事人之間在對合同的理解上發生爭議，就 需要對合同加以解釋，使之符合設立合同法律關系的要求。只有這樣，才能正確履行合同，切實維護當事人的正當權益。 對合同享有解釋權，在合同法中領域是指在對合同的理解當事人產生分歧或者合同存在漏洞的場合，以法院認定的 公平正義往解釋合同，填補漏洞。這樣既能在雙方當事人之間實現均勻合同正義，又符合社會的公平正義；既能適用于 雙方當事人本應約定而未約定的合同條款場合，又能適用于雙方當事人約定的合同條款違反強制性規范、社會公共利 益、社會公德標準。上述糾紛中商場通過合同為自己設定的 “終極解釋權”，在權利內容上相當于司法機關對合同的解釋 權。根據合同解釋的原理，這項權利只能由司法機關依法享 有，而不能由當事人約定產生。 由此可見，根據合同解釋的相關理論，商場不應享有對 合同的終極解釋權。 三、從我國合同法規定上看，商場的“終極解釋權” 條款違反了法律強制性規定，屬于無效條款 首先，我們須對某甲與商場簽訂的合同的全部條款的性質進行分析。該合同由議定條款和格式條款兩部分構成。買 賣照相器材這一部分的內容為議定條款，并且決定了該合同的性質為買賣合同；而商場的促銷活動這一部分內容為格式 條款，附加于買賣合同之中，使該合同成為格式合同。 我國合同法第39 條規定，“格式條款是當事人為了重復使用而預先擬定，并在訂立合同時未與對方協商的條款。”根 據合同法理論，包含有格式條款的合同被稱為格式合同。[1] 格式合同又稱為標準合同、定式合同，法國法稱其為附和合 同。由于現代經濟生活對于交易效率的要求日漸進步，締約、履約行為大量發生且不斷重復，企業壟斷地位導致締約行為 出現強制傾向，使得格式條款、格式合同的運用日漸普遍。典型的格式合同存在于郵電、鐵路、銀行、航空、城市用電、城 市用水、醫院等壟斷性行業。在不存在壟斷性的行業，如貿易零售業，為了簡化交易，節約時間，某些情況下也會使用 格式條款，附加于議定合同之中，使得議定合同也具有了格 式合同的性質。 無論是典型的格式合同，還是附有格式條款的合同，都存在因締約雙方經濟地位不同等而導致合同內容喪失公平性 的可能，由于格式條款是由具有強勢地位確當事人單方擬定出來的。因此，如何在意思自治的體制下，維護合同正義，使 經濟上的強者，不能憑借合同自由之名，壓榨弱者，是現代法律所面臨的艱巨任務。[2]各國法律對于是否承認訂進合同的 格式條款的效力，一般從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面考察。就積極方面而言，要求格式條款的使用人必須公道地提請消費者對 該格式條款加以留意；就消極方面而言，要求格式條款不能 是不平常條款或異常條款。 我國合同法對于格式條款的使用也有相應規定。合同法第39-41條規定了格式條款的概念、格式條款的訂立須遵循 公平原則、提供格式條款一方負有公道提請對方留意的義務、無效格式條款的認定以及爭議格式條款的解釋原則。其 中，對于上述糾紛的認定具有意義的是最后兩方面的規定。 根據我國合同法第40 條、第52 條、第53 條規定，具有下列情形的格式條款無效：（1）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 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2）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正當形式掩蓋非法目的；（4）損害社 會公共利益；（5）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6）造成對方人身傷害的免責條款；（7）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 對方財產損失的；（8）提供格式條款一方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我們之所以認定商場的“最 終解釋權”條款為無效條款，是由于它違反了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具體來說，它違反了合同法第41條關于爭議格式條款 的解釋原則的強制性規定。 我國合同法第41條明確規定，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 解釋的，應當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格式條款和非格式條款不一致的，應當采用非格式條款。假如承認 商場單方提供的規定由商場享有合同的終極解釋權的格式條款有效，則意味著一旦雙方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應 以商場單方的解釋為準。這明顯違反了合同法第41條的強制性規定，因此應認定該格式條款無效。 認定商場的“終極解釋權”條款為無效條款的理由還有很多，如違反了合同法第39條關于制定格式條款應遵循公平 原則的強制性規定，又如違反了公權力法定原則。合同的解釋權在性質上已不是一種民事權利，而屬于司法權范疇，即 具有公權力的性質。民事權利中的一部分可以適用約定主義，如合同債權，但公權力只能適用嚴格法定主義。只有在 法律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某些主體才享有解釋權，如立法機關對于法律的解釋權，司法機關對于合同的解釋權。商場和 某甲私人約定的“終極解釋權”，由于缺乏法律的明確規定而不受法律保護，實際上并不是一種權利。當雙方對促銷活動 發生爭議時，商場不能依據該條款對合同作出終極解釋。因此說，從“終極解釋權”的非法性角度，也可以認定該格式 條款無效。 綜上，對于合同的條款，只有***分依法享有解釋的權利，其解釋具有法律效力，而當事人只能對合同作出自己 的單方理解，其“解釋”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當然，假如雙方的“解釋”達成一致，則構成合同的補充條款，產生 相當于合同條款的法律效力。就上述糾紛而言，“本次活動終極解釋權回本商場享有”作為格式合同的一項條款，違反合 同解釋的基本原理以及我國現行合同法的強制性規定，屬于無效條款。因此，從法律意義上而言，商場不享有對其促銷 活動的終極解釋權。 四、對承認商場“終極解釋權”的觀點的批駁 但是，不承認當事人約定的這一項權利，是否就違反了合同自由原則呢？對上述糾紛采取第一種觀點的人，其立論 的基礎就在于根據合同自由原則，當事人有權自由約定合同的內容，設立或放棄某種合同上的權利。對合同的“終極解 釋權”是某甲與商場通過合同行為約定產生的權利，假如法律不予承認和保護，就違反了合同自由這一合同法的基本原 則。而法官在對合同內容作出解釋時，也將因違反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的真實意思（即將“終極解釋權”授予商場）而 有侵害意思自治原則之嫌。 對于以上觀點，須從兩方面加以批駁。 （一） 合同自由原則與合同正義原則的關系 合同之精華是當事人自由意志之匯合。 只要不違反法 律、道德和公共秩序，每個人都享有完全的合同自由。這種自由被概括為著名的合同自由原則。在19世紀，合同自由原 則在兩***系的合同法中得到最充分的體現，成為自由放任主義經濟政策的基石。按照合同自由原則，國家聽任當事人 自己決定相互間的法律關系。法律的職責僅在于通過法庭以保障合同的執行，實際上即是答應當事人自己制定法律。只 在有相當特殊的理由時，例如基于不實陳述、不當影響或違法，法律才會進行干預。假如只是由于當事人一方擁有比對 方強大的經濟實力，因此能迫使對方接受苛刻的合同條件，則法律對此不加干涉。于是，附有排除或限制一方責任條款 的標準格式合同，被以為是完全有效的。假如采用完全的合同自由原則，則當事人的約定具有排除法律適用的優先效 力。在合同自由原則達到頂峰時期，甚至把法律規定的適用 說成是當事人意思的“推定”。 進進20世紀以后，合同制度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合同自由原則受到各方面的限制，以至于有人發出“合同的死亡”的 贊嘆。這種限制首先來自格式合同的普遍應用。對于這種標準格式合同，消費者不能就合同條款發表意見，只能在下面 兩種情形中“自由” 選擇：要么全盤接受標準格式既定的條款而訂立合同，要么拒盡整個合同。因此，格式合同這種合 同形式本身就是剝奪了消費者一方的合同自由。那么，對于格式條款在一定程度上的限制也就是還消費者以合同自由。 固然合同自由原則是合同法上的首要原則，但是，合同法還有一個與之不同的價值取向，即合同正義。合同的自由 是一種相對的自由，而非盡對的自由。為了保障當事人所訂立的合同體現公平、老實信用的要求，協調不同當事人之間 的利益沖突，以及當事人的個別利益與整個社會和國家利益之間的沖突，有必要確立合同正義原則。合同自由原則與合 同正義原則，二者互相補充、彼此協力。合同正義是克服合同自由的流弊、補充合同自由的不足而產生的原則，其目的 之一就是為了實現實質上的合同自由。因此說，不承認當事人通過格式條款而確立的不公平權利義務，并不違反合同自 由原則。 （二） 法官在行使合同解釋權時，應以不侵害當事人意思 自治為原則 將合同的解釋權賦予法官行使，這是以要求法官是“公正而理性的人”為條件的。假如在個案中法官因主客觀的原 因喪失公正與理性時，就會造成嚴重的后果。再如法官完全不顧及當事人的意圖，法院是根據在他們看來是公正的和合 理的做法解釋合同，法院為雙方當事人制定一項合同，就侵害了意思自治原則。在這里，有一個協調法院的權限與意思 自治原則之間的沖突題目。 法官在合同解釋中的地位表現為合同解釋中法官的權 限，或者說是指法官依何種標準在多大限度內能夠享有和行 使合同解釋權，一則為合同解釋的目標，二則為合同漏洞的 認定及補充，這兩個因素共同構成了對法官解釋權的限制。 合同解釋的目標理論是一個眾說紛紜的題目，這些分歧可分為兩種見解的對立，即主觀標準的意思說和客觀標準的 表示說。意思說主張，法律行為的實質本于行為人的內心意思，法官在解釋法律行為時應探求行為人在行為時的真正主 觀意思，否則就違反了探求真意的法定規則，帶上了替當事人創造合同的色調，干預了合同自由。表示說則主張，行為 人內心意思“不必為意思表示之成立要件，而以外部表示之意思即足以成立，其是否有效則為有效要件題目”。故解釋意 思表示應從客觀性態度出發。意思說與表示說產生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有其各自不同的社會歷史背景和哲 學基礎，同時也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實踐中法院在解釋合同時，基本奉行的是將上述兩種理論相結合的方法，即考 慮當事人雙方的共同意圖，又在這種意圖不明時，依客觀標準往判定合同內容。于是一種折衷的解釋目標觀點已逐漸消 彌了既有爭論，被法官在解釋合同活動中奉為圭臬。對此，德國著名學者拉倫茲指出：意思表示的解釋本質上是個性的， 這一解釋首先應探求當事人共同真意，“法律沒有任何理由把當事人共同理解的意思之外的另一個意思強加給雙方當事 人”，但在當事人對意思表示內容理解不一致的情況下，則必須求助于客觀解釋原則。一句話，合同解釋應以共同真意探 求為原則，以客觀解釋為補充。 法官的合同漏洞補充權是合同解釋中法官地位的另一個重要題目。合同漏洞是指當事人在合同中應有規定而沒有規 定，從而使合同內容未臻完全的情形，它可能是故意留下的，也可能是無意產生的，但由于沒有法律強制規定可資援引， 則必須依一定標準予以填補。合同漏洞的補充應構成合同解釋的組成部分，合同漏洞補充權也就成為合同解釋權的內 容。假如說合同解釋尚需有解釋對象的客觀存在，是鏡內生象，漏洞補充則帶有“無中生有”的特點，當然此所謂之“無” 并非不需要合同關系的存在，否則補充權就無以附著。 合同解釋目標及合同漏洞的補充規則為法官在合同解釋 中的權力設定了一般的范圍界定或限制，法官在行使合同解 釋權時，其對合同的解釋不得有悖于合同解釋的目標，即對 當事人真意的探求，對合同漏洞的填補也必須遵守相應的規 則。 綜上所述，不承認商場的“終極解釋權”，與承認合同自 由原則并不矛盾。 注釋： [1]參見王利明、崔建遠合著：《合同法新論。總則》P189。 [2]王澤鑒著：《民法債編總論》第一冊，P77。【從商場的“終極解釋權”談合同的解釋】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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