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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總論》的姿態和進路
這里想就我的這本書，也是前期的動機和講一講，作為一點交流資料。我在人大一個講座中，把我的這個狀態稱為：從撤退開始。我覺得我進進學術，要選擇一條退回到某個確定的傳統的路徑，然后徘徊前行——我比喻為找到家的感覺。歡迎各位繼續批評和評價，這對我的從教生涯來說，肯定是最寶貴的資源。 一、我的寫作動機 1、第一個動機：打一個研究基礎 我寫作這本民法總論，是與我的教學有關的。我在政法大學從教9年。從一開始，我就把做研究和做講義聯系在一起。過往，在未教學之前，我對民法書籍和資料，以及其他書籍和資料的閱讀是疏松的，為所欲為的。但是現在要做一個教師、一個研究者，就必須有一個必要的整理，當然這個整理不是回頭的，而是向前的梳理。 我以為做一個研究者，首先必須有一個基礎，這個基礎就是對傳統知識有系統有深度的積累。我覺得要有個對學生負責任的態度，也要有個對學術界負責任的態度。我要把這個基礎做為我的知識背景，呈現出來。而撰寫講義正是一個積累的好辦法。 假設有一天，我有很多論戰的朋友，他們就可以從這里開始，找到我的出發之點。 實在，我在民法其他部分都有了初稿。是分階段完成的。但這本民法總論花心血最多，而且付諸了博士階段的時間和心力。所以，就出版了出來。我預備在今后，不斷加以修改。 2、第二個動機：找到一個家的感覺 學術研究應該是有背景的，學術應該在傳承中發展。我覺得這種做學術的主義態度，是學術可以真正發展的精華所在。學術學術，先學后術。學術，哪怕是反叛的學術，也必須有其知識背景。比如，海德格爾與胡塞爾，就是這樣的一個關系，海德格爾從胡塞爾那里獲得知識傳承，然后獨辟門路。 德國民法學的繁榮和發展，是與他們的學術歷史主義態度不能分開的。正是由于學術的連鎖，才使其既積累多多，又新意疊出。我記得在美國哈佛燕京參加一個學術研討會時，一個界的朋友曾與我言道：國外學者與中國學者打交道時，經常會感到迷惑，由于他們總摸不清他們的背景，不知道他們的知識進路，因此每每想要爭辯，也不該如何下口。實在，我們不少學者是無背景的，我們有多少成型的學派呢？能不能成為一個學派，要看是否有相對確定的研究方法、相對確定的思想觀點體系、相對確定的延續性。我覺得當我們的學術還處在沒有背景，為所欲為，無從被爭辯之中，怎么說也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決心要做一個研究者，首先還不敢像蘇力先生那樣，問我們對中國法學的貢獻是什么。他是學術修養很深的，是我佩服的。我現在只想要做也只敢做的事情是，找到自己的背景，找到家的感覺。我覺得海德格爾說得好，重要的應有個家，并把根扎在思想傳統中。而這種整理性寫作，就是在民法傳統領域的這樣一個尋找。 在寫作中，我發覺材料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不是簡單了，而是非常復雜，每每使我不敢確定如何取舍，如何抉擇，真有如履薄冰之感。最后，我以自己有限的能力，采取盡力克制***和偏見的態度，搭建了這個小屋。 二、第二個話題，談我的寫作方法 1、開放性寫作 我個人對后的思想體系是抱觀看態度甚至懷疑態度的，大家可以從我1998年發表在《比較法研究》的《實在性》這篇論文了解一些我的這種態度。但是，我對于后現代的處理知識的方法卻是很欣賞的。齊格蒙·鮑蔓教授在其名著《立法者與闡釋者》中，在提到現代與后現代的對立時說，二者在對世界或者知識的表述方法上是非常不同的。現代型知識分子喜歡扮演一個“立法者”（LEGISLATOR）的角色，后現代型知識分子卻不同，把自己轉為“闡釋者”（INTERPRETER）。 型知識分子喜歡扮演一個“立法者”（LEGISLATOR）的角色，通過權威性話語，進行知識的建構活動，似乎擁有從事知識仲裁的正當權威。某種程度上說，這就是形而上學。但是后現代型知識分子卻不同，把自己轉為“闡釋者”（INTERPRETER），通過解釋性話語，來進行知識敘述。這種闡述方式是有相當的寬容性，它會關注對手的存在，并有深進到相異的知識體系中的要求，換言之，不是壓制而是溝通。這就是格爾蔓所說的“深描說”，或者哈貝馬斯的“溝通理性”。 我是很欣賞闡釋性方式的。所以，我在的中，嘗試這種闡釋式的方式，盡量使用一個傳統的語言，但留意其他傳統的存在。我的目標是想使知識敘述變得委婉、有爭辯性。我特別欣賞海德格爾的一句話，他說，家，有如一條過道，他不是窒息作品，而是應當解放作品，使作品凸現出來，而自己隱身其后。海德格爾說不是什么拯救之道，而不過是一條田間小路。我想法學更是這樣，甚至是一條羊腸小道。我想，我們今天從事法學研究，也應該是往通過適度的方式，把作品解放出來，而不是掛在懸梁之上。 所以，讀者可能看到我的書中固然有一個體系，但總是不斷的妥協，不斷追求更開放的空間。不過，我也發現，一旦寫作，這種開放總是被自己的內在見解所擠壓，所縮減。由于寫作過程的人總是很興奮、又很疲憊的。一旦疲憊，總是想縮回自己的屋子里往。 2、基礎性寫作 我把自己的寫作定位在基礎性寫作，這就是說，在研究之前，先采取退卻的態度，退到對已有知識的梳理那里往。我給自己所定的創造目標是零。我這不是悲觀，由于我相信，缺乏傳統知識的人創造的東西肯定不會高于零。資料應當盡可能新，所以每一個，盡可能核查新的資料。比如說，禁治產宣告制度的廢除、監護制度支屬化等，我在資料上都作了刷新。 基礎性寫作不即是重復寫作，所以，我不完全同意我的民法總論只是民法學或德國民法學的重復之說。我試圖追求格爾蔓所說“深描”。各位可以再看看我使用的寫作結構，以及在第1章\第3章\第5章某些具體部分所做的枯燥的工作。資料是無窮的，可是可以占據的資料卻是有限的。我的任務是在有限的資料那里，盡可能展開他們的公道聯系，然后把那些占據聯系要點的確定下來。 所以，所有的系統整理都是有限的，我覺得重要的是，要通過積累學術能力，在有限中挖掘。 3、運用分析工具 現在的人們已經厭倦了注釋法學，我想這個中原因，是目前注釋法學在對象上沒有什么新奇，而在注釋手法上過于重復、樸素。我個人比較喜歡分析法學尤其是分析法學的態度。同樣對于實證法，分析法學開創了一條新路，就是用分析來整理和評價實在法。分析法學可以激活注釋法學。 我今天還在學習分析法學。我曾經有過計劃，要對分析法學的演進做一個整理工作，現在看起來這個工作不好做，每一個分析法學家都有一個復雜的工具箱。沒有這樣的整理，不會有新的方法或者深度的運用出現。所以，我現在運用的分析工具，還是“樸素”的。 所以，我很清楚，自己的研究工作剛剛開始。民法總論是一個草稿。很多題目是從對現行國內審閱進手，了解其真意、追出其矛盾。比如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的限制題目。比如責任能力的制度含義。然后進行資料收集和閱讀，閱讀中盡可能用對立、懷疑的態度不斷追問，然后把取舍的資料描述下來。 在這個階段，實證法和重要學者的闡述是我作分析的對象。對于前者，我盡可能采用歷史背景分析、規范分析、結構分析的方法，盡可能獲得更豐富和正確的信息。對后者，我著力往尋找學術的對立或面，繪出一個多視覺的學術圖象。【《民法總論》的姿態和進路】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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