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禮》中的商業稅收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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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禮》中的商業稅收制度研究

【標題】Researches on the Commercial Tax System in the Zhouli
　
【提要】《周禮》一書是先秦時期的重要著作，其中所記載的商業稅收制度對于先秦商業特別是戰國時期的商業具有重要意義。【摘要題】古代史研究【英文摘要】 book of the Zhouli is a great work in the Pre-Qin days,in the commercial tax syste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s to study the commerial development in the Pre-Qin days especially in the Warring States.【關鍵詞】《周禮》/商業稅收制度/農業稅/商業稅
　　the Zhouli/commercial tax system/agricultural tax/commercial tax
【正文】　　　《周禮》中的商業稅收被稱為“關市之賦”，在國家財政稅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周禮·天官·大宰》提出國家九項稅收，稱為“九賦”。其文如下：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余之賦。
　　“九賦”之征相當于后世的地稅。其中前六項都屬于農業稅，第七項“關市之賦”則屬于商業稅。所謂“關市之賦”即關賦和市賦，也就是關稅與市稅。關稅由司關、司門征收，市稅由司市負責，具體由司市屬官廛人、肆長征收。
　　一、關稅
　　關稅，在這里實際上應是“門、關之稅”，由司門、司關征收。門，在《周禮》中指王都之門及諸侯國國都之門。關，一般設于邊境地區及國內險要通道。《周禮·地官·司門》載：“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鄭玄注說：“正讀為征。征，稅也。犯禁，謂商所不資者，舉之沒入官。”（注：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二十八，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102頁。）這就是說，司門盤查出入行人，征收貨物稅，同時對于商人販運的違禁商品要予以沒收。
　　《周禮·地官·司關》載：“掌握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兇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司關》所說的“征廛”指“征”與“廛”兩項稅收。前者指過往的商品稅，后者是指如果商品在關口停留，則征收倉儲稅。如直接過關不停留，則無廛征。
　　門關之征在春秋時期就已經存在。《左傳》文公十一年載：“宋公以門賞＠①班，謂之＠①門。”這是“門征”明確見于春秋者。晉文公“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注：《國語·晉語四》。），齊桓公“使關市幾而不征”（注：《國語·齊語》。），臧文仲“廢六關”（注：《左傳》文公二年。），也間接或直接證明春秋時期門關之賦已成為商業稅收的一項常規項目。晏子所說的“ｂī＠②介之關，暴征其私”（注：《左傳》昭公二十年。），則說明春秋后期齊國的關稅之重已讓過往商旅苦不堪言。
　　戰國時期關市之征在國家財政收入中顯得更加重要。《孟子·滕文公下》載宋國的大夫戴盈之說：“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這不應僅僅理解為統治者的貪得無厭，而同時也說明當時的“關市之征”已經與農業上的什一稅同樣重要，無法取消其一。春秋時期統治者把門關之征賞給貴族，從另一側面反映了這項收入的數額是有限的，在國家經濟收入中的比重并不大，到戰國時期這種局面就完全改變了。《韓非子·愛臣》說：“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城市。黨與雖眾，不得臣士卒。”這就是說，國家的商業稅收嚴格掌握在國家手中，禁止私人染指。（注：《韓非子》原文作“不得藉威城市”，俞樾《諸子平議》說：“‘威’字衍文，藉當讀為籍。”“籍”即征稅之意。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說：“此文不誤。藉同借。‘藉威城市’，謂借城市以成其威，如共叔段借京以成其威，即其例。威謂威勢。俞氏泥于對句，非。”（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頁）我們認為，俞樾說是正確的，陳說非。因為“大臣之祿”與“藉城市”說的都是經濟收入，“黨與雖眾”與“臣士卒”說的則是勢力問題，前后相成相對。楊寬先生《戰國史》即從俞樾說。（楊寬：《戰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4頁））《戰國策·魏策三》也說：“通韓之上黨于共、莫，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一關之賦可以富國，這固然是夸張的說法，但反映了戰國時期處于要道的關卡其關稅收入之多則非虛言。
　　二、市稅
　　《周禮》中的市場稅收以貨幣為主。《周禮·地官·廛人》載：“掌斂市（之）＠③布、＠④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布”在這里指的是金屬貨幣。商業稅收以貨幣為主，只有在金屬貨幣十分發達時才能做到。從這一點來說，《周禮》反映的應是戰國時期情況。下面我們對“＠③布、＠④布、質布、罰布、廛布”五種稅收作進一步。
　　“ 布”，指店鋪稅。
　　《釋文》載：“＠③，或本作次。”“＠③布”即“次布”。“次”即思次、介次之次。鄭司農說：“ 布，列肆之稅布。”江永說：“＠③布者，市之屋稅。”因為市中商店由官府所建，商賈使用經商，故當交稅。
　　“＠④布”，指商品稅。
　　杜子春認為“＠④布”是“無肆立持者之稅也”。“無肆立持者”就是市場上的流動商販，他們不租用官府的店鋪，故稱“無肆立持”。江永不同意杜子春的說法，他認為“無肆立持”者不納稅。他說：“周官所征者，征諸商賈也。若無肆立持者販夫販婦，鬻賣小物，暫立即去耳，豈征其貨乎？”孫詒讓贊同江永的觀點。（注：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二十七，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分冊，第1082頁。）我們認為，杜子春認為“無肆立持者”也要向國家納稅，這是正確的，但他認為“＠④布”是“無肆立持者之稅也”則不對。然而江、孫兩位學者認為販夫販婦不征市稅，更加不確。《周禮》所記載的市場分為“三時之市”，“夕市”指傍晚時開市的市場，以販夫販婦為主，屬于國家正式管理范圍，豈有不征稅之理？
　　鄭玄認為“＠④布”是“守斗斛銓衡者之”，也不準確。江永不同意鄭玄之說，他指出“守斗斛銓衡”者是商賈雇用的勞動力，屬于《大宰》“九職”中所說的“閑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而《閭師》已經規定“凡無職者出夫布”，因此市場管理機構不應再向這類人征收其他稅收。他認為“＠④布”指商品稅。他說：“貨有貴賤，賄有輕重，舉其總數以計布，故謂之＠④布。”（注：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二十七，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分冊，第1082頁。）江、王二學者的說法是合理的。
　　“質布”，指質劑稅，也就是契約稅。
　　鄭玄說：“質布者，質人所罰犯質劑者之泉也。”此說不準確。因為市場稅收中有“罰布”一項，“罰布”就是罰款。“所罰犯質劑者之泉”屬于“罰布”，不是“質布”。江永已指出鄭說之誤。王與之認為：“質布，質人所稅質劑者之布也。質人賣價之質劑，如今田宅，官給卷以收稅，謂之質布。”江永也說：“古未有紙，大券小券當以帛為之，交易以給買者，而賣者亦藏其半。質劑蓋官作之，其上當有璽印，是以量取買賣者之泉以償其費，猶后世契紙有錢也。”（注：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二十七，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分冊，第1082頁。）當以江、王說為是。
　　“罰布”，指市場管理者征收的各項罰款。
　　鄭玄說：“犯市令者之泉也。”江永說：“罰布有三：質人罰度量、淳制之犯禁者，一也；胥師罰許偽飾行價慝者，二也；胥罰有罪者，三也。”（注：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二十七，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分冊，第1083頁。）
　　“廛布”，指倉儲稅。
　　鄭玄說：“貨賄諸物邸舍之稅。”江永說：“廛布者，市之地稅也。……廛者，停貨物于此，則有地稅。”（注：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二十七，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分冊，第1081頁。）因此，“廛布”就是商品儲藏稅。對于“廛布”與“＠③”布的區別，江永說：“廛與＠③異者，＠③是賣物之肆，廛是停儲貨物之舍，賣者買者皆有之，今時謂之棧房。賣者肆中不能容，則停貨物于廛；買者當時不能即運，又或儲之以待時鬻，亦需廛。此廛亦是官物，故當有稅。”（注：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二十七，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分冊，第1083頁。）《禮記·王制》載：“市廛而不稅。”鄭玄說：“廛，市物邸舍也，稅其舍，不稅其物。”（注：孫希旦：《禮記集解》，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1930年版，第4分冊，第18頁。）《孟子·公孫丑上》載：“市廛而不征。”孫詒讓指出，《孟子》所說的“廛”，是“市之地稅”，也就是“廛布”；《孟子》所說的“征”，就是商品稅，即所謂的“＠④布”。（注：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二十七，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分冊，第1085頁。）《禮記》和《孟子》所說的只征倉儲稅而不征商品稅的制度在周代找不到證明，因此鄭玄、孔穎達等學者推測可能是殷代制度。（注：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二十七，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分冊，第1086頁。）
　　孫詒讓指出：“凡商賈有屋稅、廛稅，又有所赍貨物之稅，此三者為九賦之正賦，乃正稅也。”（注：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二十七，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分冊，第1081頁。）所謂“正稅”，就是說店鋪稅、倉儲稅和商品交易稅構成了市稅的主要。
　　三、人口稅
　　在《周禮》中被稱為“貨賄之貢”，屬于“九貢”之一。“九貢”是國家向百姓征收的另一項稅收，按人口數量征收，相當于后世的丁稅。《周禮·地官·閭師》載：
　　掌國中及國郊之民、六畜之數，以人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征其賦。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谷；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
　　“九貢”以實物為主。孫詒讓曰：“官以職事授之民，而使各以其功為則，所以儆其惰而不強責其所無也。”（注：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二十七，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分冊，第975頁。）商賈“貢貨賄”就是家庭人口的數量按比率繳納一定的商品。
　　另外，《周禮·地官·廛人》載：“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皮角筋骨是重要的戰略物資，用于制造鎧甲、弓矢、車旗等。因此，國家針對屠宰行業，不論“賦”、“貢”，都征收實物稅，即皮角筋骨。孫詒讓說：“屠者居肆，有牲畜之物稅，又有市廛之地稅，本身又有民職之貢。……此賦稅各有定限，倘所斂者多，溢于所當賦之稅數，則亦以平價以官泉償之矣。”（注：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二十七，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分冊，第1084頁。）這就是說，如果屠宰者交納的皮角筋骨超過了賦稅定額，國家則以平價收購。
　　四、商業勞役
　　《周禮》中稱其為“力役之征”。“力役之征”是除賦稅之外，百姓向國家負擔的另一種義務，商賈也向國家負擔此義務。
　　《周禮·地官·均人》載：“掌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商賈在官府服徭役，也從事于經商或相關行業。
　　《周禮·地官·司市》載：“以賈民禁偽而除詐。”鄭玄說：“賈民，胥師、賈師之屬。”據《地官·敘官》，胥師、賈師、司ｂàｏ＠⑤、司稽、胥及肆長等市場官吏并無爵位，鄭玄認為：“自胥師以及司稽，皆司市所自辟除。”又說：“胥及肆長，市中給徭役者。”（注：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二十七，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分冊，第1058頁。）可見胥師以下的這些市場管理人員都是由為官府服役的商賈來擔任，同時在其他官府機構也存在著相當一部分這類為官府服役的商人。《司市》中為把這些人與其他官府之府吏、胥徒等庶人在官者有所區別，故稱之為賈民。
　　五、稅收監督制度
　　《周禮》所記載的稅收系統在周代是十分嚴密的。關、市稅的征收由司市、司門、司關互相配合，分工合作。這其中“節”、“傳”的使用起了重要作用。
　　商品運出市場，要由司市發給“璽節”。《周禮·地官·司市》載：“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地官·司市》載：“貨賄用璽節。”鄭玄說：“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注：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二十七，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分冊，第1116頁。）孫詒讓說：“蓋刻璽為文，印之竹帛以為節。”因此，璽節就是官府頒發的貨物通行證。（注：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二十七，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分冊，第1069頁。）日本學者大庭ｘｉū＠⑥先生認為，安徽壽縣出土的鄂君啟節就相當于《周禮》中通貨賄所有的璽節。不同的是，“《周禮》中所指的貨賄的節，不是這樣具有免稅性質的節，而是證明運輸中的貨賄并非不正當的物品”而已。他還推測：“鄂君啟節大概是這樣的東西：它在年初由楚王頒發給鄂君，其后，每通過十輛車或十艘舟時，再將一枚歸還給關或王的官署。”（注：［日］大庭ｘｉū＠⑥著，林劍鳴譯：《秦漢法制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2頁。）這個推測符合《掌節》所說“皆有期以反節”的規定。
　　商品若從王者市場上運出，則由王之司市發給璽節，表明該商品已經征過稅，可以合法買賣。途經門、關，則驗明璽節，同時發給門、關所用的符節，然后予以放行。如果商品不是由市場運出，那么經過門、關時，由門、關發給璽節和符節。故孫詒讓曰：“明璽節容有非司市所授者。”（注：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二十八，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分冊，第1116頁。）戰國楚璽中有“南門出璽”，湯余惠先生認為，商賈持有加蓋這種印文的璽節，就表示貨物已經納稅，可以由南門運出。（注：湯余惠：《楚璽兩考》，《江漢考古》，1984年第2期。）
　　商品在進入市場時，也要經有關官吏驗明璽節，才能上市，否則予以處罰。這種制度可能在西周時期就已出現。西周時期的銅器銘文《兮甲盤》記載：“其賈毋敢不即次、即市。”（注：為排版方便，“次”字未按照載金文的隸定書法。）“即次”就是向當地市場官員交驗證明。這項制度歷經西周春秋至戰國時期一直得到和。戰國時的秦國稱之為“布吏”。秦簡《答問》載：“客，未布吏而與賈，貲一甲。”這是說外國人來到秦國，如果還沒有把他的證件交有關官吏驗證，與之交易的人要被罰一甲。居延漢簡也表明，漢代居延邊塞地區市場上從事商業活動的人，必須持有官府發放的“符傳”方可進出。（注：徐樂堯：《居延漢簡所見的市》，載《秦漢簡牘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轉引自龍登高《傳統市場發展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頁。）
　　司市、司門、司關互相配合，嚴禁商品走私。《周禮·地官·司關》載：“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鄭玄說：“自外來者，則案其節，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內出者，司市為之璽節，通之國門，國門通之關門。參相聯以檢猾商。”這就是說，商品在運輸過程中，手續必須齊全。對于那些避開關卡以逃稅者，商品沒收，同時本人也要受處罰。這就是《司關》所說的“凡貨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
　　孫詒讓認為，如果商品已由司市征稅，那么經過門、關市就不再征稅；反之，如果商品從他國輸入，則首先由司關征稅，司門、司市也就不再征稅。他舉出《管子·問》所說的“征于關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關”作為《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的注腳。但這只是一家之言。（注：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二十八，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分冊，第1106頁。）戰國時期的《鄂君啟節》銘文記載：“女（如）載馬牛羊臺（以）出內（入）關，則征于大（府），毋征于□（關）。”這是說，鄂君的商隊如果運輸馬牛羊出入關，由中央的大府向其征稅，而免征關稅。這與《管子·問》所說的不是一回事，前者指的是一種普遍實行的制度，后者則是楚國國君給予鄂君的一種特殊恩典，并且關與大府二者的任務不能互代。另外，《管子·幼官》則說：“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市稅、關稅征收數額的不同，則表明兩者是同時征收的。（注：繆文遠：《戰國制度通考》，巴蜀書社1998年版，第59-60頁。）那么《周禮》“關市之賦”也不排除可能采用這種征收辦法。
　　關于關市之稅的稅額，除《管子·幼官》所說之外，《大匡》篇又說：“桓公踐位十五年，馳關市之征，五十而稅一。”這兩種說法不同一，學者們認為可能是因為當時的稅額同時因地有所不同的緣故。（注：呂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09-410頁。顧德融、朱順龍：《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頁。）
　　只有在國家發生特殊情況，如災荒時，關市的稅收才會減免。《司市》載：“國兇、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鄭玄注曰：“有災害，物貴，市不稅，為民乏困也。”（注：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二十七，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分冊，第1070頁。）《司關》載：“國兇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兇、荒是一事，札、喪是一事。鄭司農曰：“兇，謂兇年饑荒也。札，謂疾疫死亡也。”《周禮》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免除關市稅收，是為了減輕百姓生活的困乏。《周禮·地官·大司徒》載：“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二曰薄征。”鄭司農注曰：“薄征，輕租稅也。”這種情況也當包括關市之賦在內。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而加彡
　　＠②原字亻加副左
　　＠③原字纟繁體加次
　　＠④原字纟繁體加（匆下加心）
　　＠⑤原字武加虎
　　＠⑥原字修字彡換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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