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推薦
社會轉型時期道德作用的變遷
突出表現了人們的情感好惡與價值偏好的道德觀念，是我們這個變化最為迅速，也是最令人關注的一道文化風景線：曾令人贊頌的道德美名，翻為被人遺忘的陳跡；遭人白眼的行為舉止，現在成了流行的。其間紛繁的思緒，矛盾的心態，彼此沖突的選擇，起伏跌宕，翻卷奔騰。這一切都顯示：我們生活的時代正處于急劇變革的轉型時期，人們的生存方式和樣態隨之也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這一變化深刻而廣泛地改變了道德發揮作用的社會背景和機制，從而使道德的權威性與制約作用受到了很大的，甚至呈現出一定程度的弱化。
一
一種制度的權威和有效性，當然首先體現在人們對它的敬畏與自覺服從上，如果令行而不能禁止，規則僅為一紙具文，則其權威性顯然是出現了飄移——亦即弱化。道德是人類為方便生活而設立的一種安排，倘若社會遵從這種安排，那么這不僅是有一個有德的社會，而且也說明這一道德是有權威的，道德起到了范物規世的作用；而設若相反，結論當然也是明顯的。很不幸的是，本文所要討論的正是這種“設若相反”的情況。毋庸諱言，盡管我們的社會在不斷進步，也在迅猛，但社會道德的狀況和水準，卻差強人意，正如生態的日益嚴重一樣，社會的倫理生態，也潛伏著很大的危機。環顧四周，稍加觀察我們就不難發現，如今的人情澆薄，世風的惡化，是觸目驚心的；而假冒偽劣的泛濫，坑蒙拐騙的橫行，貪腐的猖獗，社會黑惡勢力的抬頭，也是駭人聽聞的；而對美德的嘲弄——如“良心多少錢一斤”——也可以說是聞所未聞的。對現如今社會上大量的“不德”現象，世面上怨嘆、譴責之聲不絕于耳，更有“道德滑坡”的憤憤之音。筆者以為，這些“不德”或者說“失德”現象的相當規模和程度的存在，正折射了道德權威的某種式微，因為它所包含的實際意義正是無視、乃至公然違抗道德的“安排”，正是道德律令被凌越、甚至是被踐踏。
當然，任何社會都會有不德的行為舉止，現實世界不可能完美無瑕、人人皆為堯舜般的圣人，但是一個社會到了有識之士疾呼“道德滑坡”，到了“高尚者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時，道德的權威性不能不說是出現了一些問題的，道德的引導與約制作用，顯然出現了折扣。
二
道德權威為什么會出現這般式微呢？就的情形而論，似可從道德本身以及從社會形態的變遷來予以解讀。
道德是一種軟約束，因而道德的權威易受冒犯。在人類社會中，道德是人類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種重要價值規范，它是人類和諧生活的內在依據與外在支撐，它尋求的是人生的幸福和心靈的安頓，它寄意的是真善美的境界，它關注的是人性的提煉與升華，對于著意于“詩意”般地存在的人而言，道德不啻是尋求生活意義的精神家園，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道德的實踐規約作用卻是弱勢和有限的。這是因為，在形式上道德固然亦為一種社會規范，對人際社會關系有其一定的調整作用，但它起作用的方式主要靠社會輿論的褒貶和勸說，依賴良心的自我把持和自由意志的高度自覺，它不像有社會強力機構的支撐，有明細精確的條文，有具體而現實的處罰措施。因此，對于心地善良、對于良知萌發者，道德會起到巨大的鼓舞與鞭策作用，但對于頑劣不化者，除了言論上的譴責外，卻也無可奈何。這往白里說也就是，作為社會規范，法律必須遵守，因為冒犯法律必蒙其羞，其后果嚴重，代價不菲；但對于道德，社會固然提倡，但服膺、遵行與否，則全在于個人的選擇，道德難以進行實際的干預，更不會迫人就范。事實上，不德的代價往往是低廉的，甚至是沒有代價的，這就深深埋下了它易被冒犯的危機。道德軟性規范的特質，決定了它對社會的作用是彈性的而非剛性的，道德權威來自于人們對它的信仰，服從來自于人們對它的自覺遵從；若沒有這種信仰和自覺的認同，則可棄之若敝履，“良心多少錢一斤”，正從反面印證了這一點。
如果擴大視角，從我們正處的社會歷史環境來著眼，那么對道德權威弱化的問題將會有更多的感悟。
首先，如果說計劃經濟時代的資源壟斷和權力集中，給道德增添了明顯的統攝性的權威和強勢效力，進而有效地彌補了道德軟性制約的不足的話，那么市場經濟的資源開放和權力分散，則突出了道德的自律作用。眾所周知，在計劃經濟時代，權力和經濟資源都是高度集中的社會，社會生活的整齊劃一和政治掛帥，使道德具有某種宰制性的作用，由于資源為國家所壟斷以及意識形態的高度整合與集中，道德不僅是一種價值評價，更是一種先進與落后的政治標簽，在政治統帥一切的年代，有無此標簽是生死攸關的，因為它不僅象征著一種政治榮譽，更可以據此榮譽來分享國家掌控的一份生存資源。由于擁有這種能左右人們現實命運和未來前途的重大作用，故在過去，道德不僅地位崇高，其作用也是巨大的，人們樂于聽從“道德”的召喚，也愿意服從其規勸。可以說在計劃經濟時代，道德本身的弱勢被政治權力遮掩了，而其調制作用則被強化與凸顯了，因而顯得那是一個“道德的年代”，道德具有極大的權威性，也故而至今仍被不少人所懷念。
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情況則再現了很大的差異。甚為明顯的是，國家不再統制資源而是由市場來配置，早幾年盛行的“找市長”，變成了“找市場”；國家雖然仍可宣揚、提倡道德和譴責不道德，但已不可能如過去那樣，以壟斷資源的威懾力來表彰和推動美德、來處罰不道德了，加之時代的進步和政治的開明化，社會生活的豐富多彩和道德的多元，也使道德與否不再成為區分先進與落后的政治標簽，政府也不再根據這一標簽來分配資源或進行懲戒了；而實際生活中人們也逐漸減少對政府的依賴，而更多的是自己從市場上謀得生存發展的機會，這就使得基于資源壟斷之上的思想控制和道德號召力與懲罰威力，大大減色了。因為人們自謀生路，在生存機會上不再一味仰仗政府，故而對政府所推崇的道德的從與不從，也就更主要取決于自己的利益所在與價值偏好。要之，人們需要道德，但道德不再能主宰一切；失去政治權力庇護的道德，也明顯拉開了與法律的距離，它不再咄咄逼人，而成為一種規勸的善意。
其次，在市場的效益優先面前，道德的權威與合理性受到挑戰。毋容置疑的是，由計劃到市場的體制轉軌，是我們所經歷的轉型中最為深刻而重要的變革。雖然從經濟學的角度說，這種轉軌只是資源配置方式上的變化，即由計劃調撥變為由市場“看不見的手”來調控。但由于這種變化所突出的市場原則和“經濟”精神，徹底動搖了計劃經濟所固有的價值理念，因此道德震蕩和波動是不可避免的，挑戰已難以回避。眾所周知，市場經濟講求的是效益，效益最大化可謂是其至上原則。市場經濟正是以這一原則來衡量、剪裁一切事物，并且是奉行無情的生存競爭、適者生存的。這一點正如西方學者舒馬赫所闡述：“如果將一種活動打上‘不經濟’的烙印，那么它的存在權利就不僅受到懷疑，而且是遭到有力的否定了。任何阻礙經濟的事物都是可恥的，如果人們堅持不放棄，就會被看成是破壞分子或是傻瓜。你盡可以說某一事物不道德、丑惡、毀滅靈魂、使人墮落，或者說它危及世界和平與子孫萬代的幸福，但只要你沒有證明它是‘不經濟的’，你就沒有真正對它存在、發展與昌盛的權利提出質問”（《小的是美好的》）。在此“經濟”至上的社會環境中，道德陡然遭遇了嚴峻的拷問。因為，不論是作為一種社會規范體系還是作為一種思想理念，道德所著意的是良心的培護，是人格的鍛造，而不是財富的聚集；道德所著意的是實現真、善、美的自由境界，而不是事功的成敗與得失。因此，在市場的價值坐標中，道德的意義勢必會遭到疑問，令人義憤不已的“良心多少錢一斤”的詰問，就極為典型地透視了市場對道德的狐疑。盡管你可以說這種提問本身的極端荒謬，但它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在效益至上的市場原則下，即使珍貴如“良心”者，也同樣會受到“經濟否”的嚴厲質詢。時過境遷，道德正面臨著市場的無情考驗，它已不再是天然合理的，也不再是不證自明的公理，相反它必須為自己存在的合理性給出根據，作出說明。
復次，在市場化大潮下，人的日益“經濟人”化，使道德面臨著深刻的內部危機。計劃向市場的變革，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存環境，也對人本身產生了重要的模鑄，其直接結果就是“經濟人”的出現。“經濟人”本為一經濟術語，用來指稱那種追隨市場效益最大化規則而完全屈從于謀利沖動的人格，其的表述即“只有經濟頭腦”（喬·薩托利：《民主新論》，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556頁）。盡管市場經濟的運作有利于平等人格、競爭和自主意識等積極因素的形成，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資源配置市場化所造成的效益至上追求，也迫使人日益關注其活動的成本—效益函數，而社會的普遍功利化，則使得人生成功與否的主要標志牢牢聚焦于財富的多寡上。在此社會環境下，人著意、沉湎于物的積累與增值不僅有其現實的合理性，也有其內在的邏輯必然性，換句話說，市場經濟迫使人“只有經濟頭腦”。在市場原則的擠壓下，人的圓滿與豐富性被撕裂，物欲片面而畸形地膨脹，并迅速淪為“經濟動物”。應該說，這并非只是上的潛在趨勢，而是已成為一種事實。就對我們的道德影響而言，“經濟人”的出現有著極大的負面沖擊。首先是它弱化了人的主體性。人作為自由自在的存在，是在其經久不息的自我反思與自我追問中，不斷實現其自我超越的“內圣”價值的，按先哲的理解，人的這一本質特性，決定了人理應“役物而不役于物”。但人的“經濟化”，則使這種反思與追問瓦解于對利益與物欲的沉湎與追逐，于是，人不僅難以“役物”，反而成為欲望的俘虜。旁騖外求，必然無意內省與自我觀照，而牽于利大利小的得失，陷于錙銖必較的泥淖。一旦失去了心靈的安寧與精神的自由，人的主體性將不復存在，而這將意味著人的空殼化和浮沫化，于是，價值和意義也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依托，其結果會不會是道德的勃興，而只能是道德的式微。其次是它忽視了人的自我超越與精神升華。“經濟人”之為“經濟人”，正在其“只有經濟頭腦”，謀利的沖動成為其一切的一切，生活中所謂“良心多少錢一斤”的詰問，正淋漓表現了“經濟人”唯錢是問的本質特性。因此，“經濟人”必然只在意于物的升值而疏于內在價值的開掘，只問財富的擴張而不求精神的超越。可以說拜金主義對我們時代道德的禍害，似如癌癥對于生命的威脅。如果說堡壘最易從內部攻破的話，那么“只有經濟頭腦”的人的“經濟人”化，確實使我們時代的道德面臨著癱瘓與窒息的危險。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在此情形下又遑論道德的權威與作用！
最后，社會的急劇轉型以及由此所引發的道德失范與紊亂，也嚴重影響了道德的權威與作用。改革、開放以來的20多年里，我們正經歷著的一個顯著的變化就是在加速進行著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社會、向信息社會的轉型。任何社會的轉型與變革，在某種程度上都會帶來社會生活的波動、甚至是混亂。因為社會變革，從價值取向的意義上說，即意味著舊的社會規范的式微與解體，新的價值體系的萌生與建立。而事物的消亡與新生都有一個過程，因此，在變革完成以前，必然會有一個舊規范與新價值交錯并立的時期，并常常伴有新規則的暫時缺位而呈現出價值失范的局面。在此情況下人們的迷茫與惶惑自是難以避免的，而社會價值指標本身的錯綜復雜，也使人們在決定何去何從時倍感困惑和困難。我們所面臨的正是這樣一種處境。急劇的社會變革，使人們還來不及準備就匆忙地踏上了告別傳統走向的道路；新的生活雖然已經開始，但新的價值體系尚未完備，舊的規范還來不及作一番認真的清理。這種新、舊犬牙交錯的現狀，常常使得是非不清，善惡難別。比如，社會生活中既有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追求，也有視權力為“尋租”的籌碼，大肆用權謀私，貪贓枉法，而且還以一種權力過期作廢的日暮途窮的心態，迫不及待地巧取豪奪；既有舍生取義，也有見死不救；既有高尚的“清貧”人格，又有人為財死的貪婪沉迷；既有情義無價，也有“良心多少錢一斤”的率爾荒謬之論。生活中大量涌現的這類彼此枘鑿、相互齟齬的社會現象，正生動地說明了我們時代道德的激蕩與錯位。這種淆亂不清極有可能導致這樣的結果：移腐朽為神奇，錯把美德當成惡行，其對道德權威的負面影響、對道德范世規物作用所構成的沖擊，自是不言而喻的。
以上是筆者對時代道德境況的一種粗淺解讀，當然也可能是一種誤讀。筆者之所以采取這樣的論說角度和方式，并非故作危言，以聳視聽，更非意在夸大我們時代道德的困境與前景的一團漆黑，而是意在提醒人們，隨著社會的發展與變遷，在新世紀道德所承受的巨大壓力以及所面臨的尖銳挑戰；而每一個關心國家前途與命運的人，都應以負責的態度為應對這一挑戰，為緩解乃至消解這一壓力，做出自己的貢獻。我們深信，隨著社會的整體協調發展和進步，壓力會變成動力，挑戰會促進新生，我們時代的道德在經受住嚴峻的考驗后，將會獲得蓬勃的生機，也一定會結下豐碩的果實。
【社會轉型時期道德作用的變遷】相關文章：
群眾文化在公民道德建設中的作用分析06-05
管理學中人性假設的歷史變遷06-16
論法與道德08-30
淺談道德權利與公民道德建設05-28
旅游業發展與旅游地文化變遷研究05-30
明清時期徽州社會陋俗的特點及應對05-21
論國際匯率制度變遷的一般規律及啟示06-06
新時期加強企業基層黨建工作的思考06-02
新媒體時期下的新聞傳播主體變化論文04-24
參考文獻的作用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