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道德規范的精神對現代道德規范建構的啟示

關于中國傳統道德規范的精神對現代道德規范建構的啟示

　　[論文摘要]今天的中國是歷史中國的發展，在著力構建現代道德規范時，我們不能忽視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而是應該把構建現代道德規范建立在中國歷史文化的基礎之上。只有這樣，才能使現代道德規范構建有歷史的和文化的根基，才能彰顯和諧中國的社會底蘊。從而更好的去解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社會面臨的“道德失范”現象。

　　[論文關鍵詞]中國；道德規范；建構；啟示

　　一、中國傳統道德規范的精神

　　中國傳統倫理源遠流長，精微而博大，這對我國傳統道德規范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理論系統與建構原理。這種系統與原理是傳統的道德規范特質不可缺少的要素。這里我們拋開些先驗的理論模式，從中國傳統道德規范本身的特質出發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與總結。

　　1．家族本位
　　中國血緣文化的特點，決定了中國倫理精神以家族為本位，因此在道德規范中人們也以家族利益為核心。正如黃建巾先生所說：“巾土以農立國，國基于鄉，民為聚族而居，不輕離其家而遠其族，故道德以家族為本位。所謂五倫，屆家者三，君臣視父子，朋友視兄弟，推為則四海同胞天下一家。”
　　這種家族本位主要表現在人倫關系中以家族血緣為原型，設計整個人際關系。血緣家族是傳統倫理的根本，它在倫理生活，倫理精神中具有絕對意義。中國文化價值取向、出發點以及人的確立方式等都有著濃厚的家族本位思想，如孟子在“人倫”中把調節家族內部的核心關系——父子關系的道德規范列為首位：說：“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妻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騰文公上》)。《大學》提出“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表明了家庭倫理的重要性，以及后來董仲舒制定的“三綱”中，“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的內容，其中兩綱屬于家庭倫理。因此，家族精神既是人倫的原則與出發點，又是人倫的歸宿；既是人格的出發點，又是人格的最高理想。家族的原理就是整個社會的基本原理，家庭精神不僅是中國道德規范的根本精神，而且也是中國倫理精神的根本，這種家族精神對中國傳統道德規范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首先，在社會道德規范上，它使血緣關系成為整個社會的根基；在個體道德規范上，以考悌為核心；在思想上，以親疏、親尊為道德思維模式。其次，它確立了傳統道德的核心一一維護血緣關系和等級統治的孝親忠君，始終是封建道德規范的基本原則。第三，以血緣為最高價值取向，“親”成為價值的始點與標準，血緣宗法足社會結構的原理，形成一種家族式的集體主義。但這種家族的原理與精神，對家庭來說是比較滿意的，而對國家則是災難性的。第四，以家族為本位的傳統倫理，也造就了中國的宗法家長制的君主專制制度相結合的社會。

　　2．重義輕利
　　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的一個根本觀點是“重義輕利”，那么很顯然在巾國歷史長河中中國人將“重義輕利”就作為一條指導行為的道德規范。所謂“義”，主要指道德倫理，后經董仲舒，朱熹將它哲學化和神化為“道”或“天理”。所謂“利”，指個人的私利、私欲，并不泛指國家、民族的普遍利益。在中國史上，體現“重義輕利”思想的例子數不盡數。如，孔子言：“君子喻以義，小人喻以利。”(《論語·里仁》)“子罕言利”(《論語·子罕》)茍子主張以義制利。他說：“正義而為謂之行。”(《正名》)即認為符合義去做，就叫做德行。又說：“利少而義多，為之。”(《修身》)“義之所在，不傾于權，不顧其利，重死而持義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到了漢代的董仲舒那里，在義利關系上，仍是重義輕利。其言日：“天之生人也，使之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于心，權養莫重于義。義之養生人，大于利矣……夫人有義者，雖貧能自樂也。而大無意者，雖富莫能自存。”(《身之養重于義》)明清之際王夫之也認為離義無利。《尚書引義·禹貢》說：“立人之道日義，生人之用日利。出義入利，人道不立；出利人害，人用不生……”但中國的重義輕利思想實際上是被當時統治者利用，最后變成了被統治者的個人利益應無條件服從統治者的利益，而且是絕對的服從，故有“殺生成仁”、“舍生取義”的說法。這種義利觀更加突現了中國人在處理個人與國家、集體、以及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系上是以“重利輕義”為道德準則的。

　　3．個體至善
　　在中國倫理精神中，個體至善的傳統也是表現的相當明顯。因此社會倡導的道德規范體系主要是強調個體的道德修養，中國倫理強調道德修養，強調克己，提倡存理滅欲，“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就是這種追求個體至善的價值取向的體現。孟子提出的存心、養氣、寡欲思想；孔子的“克己”、“修己”、“正身”的修身方法，等等，都體現出了中國傳統社會所倡導人們個體至善的道德規范。根本旨趣是改變自己以適應或維持社會秩序。它以個人本性即善之人性為起點，強調個體的上心誠意與修身養性。修身養性實質上就是以“道德我”克服“欲望我”，達到道德上的超越。在個體與整體、個人與社會關系上，突出個體為善的主動性，強調通過個體道德主動性的發揮來完善人格。這種價值取向，它不是以追求社會及社會規范的公正合理為目標，而是以個體對社會規范的自覺遵循即個體至善為條件，一是在政治生活中，就導致這樣的現象：個體越修養，越至善，政治越專制，社會越不合理，也就是在造就“道德的人”的同時，維護著一個“不道德的社會”(封建社會)。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傳統倫理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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