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民間
論文關鍵詞：民間 啟蒙 《駱駝祥子》
論文內容提要：在純理論的范圍內來討論民間與啟蒙的問題往往難以說清，一個較為有效的策略便是從個案入手。老舍的《駱駝祥子》以鄉村民間文化形態的立場，依據祥子自在狀態的生命欲求、行為方式和道德原則，在對其悲劇命運的書寫中，構成了對當時的社會、都市民間文化及祥子自身文化形態的深刻批判，從一個側面回答了這個問題。
民間問題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提出以后，對這一問題的討論一直沒有停止過。在這一問題的討論過程中，爭議的核心問題在于—提倡民間是否意味著放棄啟蒙、放棄社會文化批判的責任?民間是否具有“現代性”的生機和活力?等等。如何理解這些問題是重要的，不僅牽扯到對文學現象的評價，而且直接關系著民間命題的當代性價值和意義。對這些問題的理解在純粹的理論范圍內討論往往難以說明白，因為“民間”的多層次、多向度特點，使討論者的出發點往往出現錯位，為了避免歧義，本文試圖以老舍的《駱駝祥子》為例來說明一些相關的問題。《駱駝祥子》的獨特性是通過老舍的民間立場寫作體現出來的，也就是說他準依民間底層勞動人民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表達了來自于民間的聲音，這種聲音與民間底層的生存狀態、生存欲望、倫理情感密切聯系在一起，他對于社會、市民文化的批判也是從這樣一種立場開始的。這樣一種民間寫作和來自于民間的藝術想像，給《駱駝祥子》帶來了怎樣的藝術世界呢?
老舍從20年代后期創作《老張的哲學》開始，至《駱駝祥子》的出版，甚至到40年代，他雖然贏得了廣泛的影響，但在新文學作家內部卻一直有不同的評價。據老舍的好友羅常培回憶，《老張的哲學》脫稿后，羅常培轉呈給魯迅，“魯迅先生的批評是地方色彩頗濃厚，但技巧尚有可以商量的地方。” 1934年6月18日，魯迅致臺靜農的信中，在批評林語堂所倡導的“小品文”創作時，說林語堂的創作“如此下去，恐將與老舍半農，歸于一丘。”魯迅僅僅肯定的是老舍小說的“地方色彩”，并沒有對老舍創作做出整體評價，甚至有著不客氣的批評。這種批評在我看來正是兩種文化立場的差異所引起的。從魯迅啟蒙文化的立場來說，是難以接受老舍在幽默、調侃中，對民間文化的某種認同、寬容和理解的。從左翼革命文學的角度來說，老舍對政治斗爭又持某種否定態度，顯然與左翼文學的立場也是不同的。老舍在現代文學史上所呈現出的與“主潮文學”的差異，恰好說 明了他的獨特的存在意義。問題在于老舍從民間立場的寫作，是否在“文學與現實”之間的意義關系上有著和啟蒙文學相同的價值呢?或者在30年代的特定歷史背景下，比左翼文學更深刻的揭示出了“被壓迫者苦難者”的悲慘命運呢?這正是我們試圖以《駱駝祥子》為例說明老舍創作獨特性的原因所在。
老舍的小說主要是都市市民民間社會的表現者，但在《駱駝祥子》中，卻從鄉村民間社會中走來了祥子.他所體現出的文化形態與劉四爺、虎妞、小福子等人是有差異的，雖然這兩種民間文化形態有著相通的內容:譬如對主流意識的某種疏離、依照自身自在的生活邏輯尋求生存的意義等;另外，從近代以來，破產的農民不斷涌人城市，構成了市民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文化內涵自然在變異中有所保留，但是這種相通并不能遮蔽兩者的不同，老舍的《駱駝祥子》區別于其他小說的重要特點就是從鄉村民間文化形態的立場上，依據祥子自在狀態的生命欲求、行為方式和道德原則，在祥子生命被毀滅的悲劇過程描寫中，構成了對當時社會、都市民間文化以及祥子自身文化形態的深刻批判，并在批判中對于社會的底層勞動者(包括市民)給予了深深的同情。《駱駝祥子》所包含的這種豐富文化內容是老舍其他表現市民生活的作品所不具備的。至于對鄉村民間文化形態和都市民間文化形態的內涵作出明晰的概念性界定是困難的，只有依據老舍在作品中的描述，在解說過程中做出描述性的說明。
所謂知識分子的民間立場，在《駱駝祥子》中首先體現在小說從祥子自身的生存邏輯和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出發，去想像、虛構他的藝術世界。當祥子從鄉村走向城市的時候，帶著鄉間小伙子的足壯與誠實，凡是以賣力氣吃飯的事他幾乎全做過了，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原則，這就是靠自己的力氣去掙錢，去買自己的車，然后能有自己的車廠。因此，在他的生活中，“錢”和“車”成了他生命最根本的欲求，他不關心戰爭是怎樣的毀田，也不注意春雨的有無，他只關心自己的車，有車就有錢，有錢就有烙餅和一切吃食，這種態度使他只顧自己的生活，把一切禍患災難都放在腦后。這種誠實、勤勞、利己的生活態度，正是在“土地”上討日子的農民的牛活邏輯.是與幾千年的小農生產意識聯系在一起的。我們可以說他狹隘、目光短淺，但對于在戰亂、貧困中生存的祥子來說，追求這種起碼的生存權力難道不是合理的嗎?正如老舍自己所說:“我自幼很窮，做事又很早，我的理想永遠不和目前的事實相距很遠，假如使我設想一個地上樂園，大概也和那初民的滿地流蜜，河里都是鮮魚的夢差不多。貧人的空想大概離不開肉餡饅頭，我就是如此。明乎此，才能明白我為什么有說有笑，好諷刺而并沒有絕高的見解。顯然，老舍對于祥子的想像和描寫正是基于這種沒有“絕高見解”的民間生活態度。
祥子在鄉間自在民間文化形態中所形成的這種生活態度在當時中國的都市生活里是怎樣具體表現出來的呢?祥子的所有夢想是有一輛自己的“車”，他的誠實和勤勞就體現在他追求“車”的過程中。有車必須先有錢，他為了錢起早貪黑地干，終于有了車后的祥子，知道拉車不快跑對不起人、快跑碰傷了車對不起自己，因此他小心大膽地快跑，覺得用力拉車去掙口飯吃，是天下最有骨氣的。所以不管在什么樣的情形下，他總是格守著這一原則去做人，他對虎妞、小福子、劉四爺這些人都是誠心去對待他們，盡管在遭受欺騙后，心里有著很大的憤怒和傷感，但也沒有做對不起他們的事。面對小福子的真情他沒有接受，當小福子離開人世后，心里又充滿了無盡的自責、傷感和內疚。然而在這勤勞和誠實中，他又極端的利己，個人的希望與努力蒙住了自己的眼，祥子不想別人，不管別人，他只想著自己的錢與將來的成功，因此，當曹先生遇到追捕時，他雖然內疚但為了自己就一逃了事。善惡、美丑就這樣交織在這個健壯的、好夢想的、單純的來自于鄉村的祥子身上。如果老舍在《駱駝祥子》中僅僅寫出這樣一個形象，其文學意義是有限的，它的深層藝術魅力在于把祥子放置于社會動亂和市民社會中，寫出了鄉村民間文化形態的價值趨向在動亂社會中的破滅以及祥子與都市民間文化之間的復雜糾纏。
鄉村民間社會在整個中國社會的構成中，始終處于弱勢地位。在清平盛世，農民或許能夠靠一己之力獲得平穩的生活，一旦社會動亂或處于激烈的轉型期，他們往往就是受損害、受侮辱最慘痛的一個群體，像祥子在農村失去土地，流人城市之后，夢想靠自己的努力求得生存的基本權利，也僅僅是一個夢想而已。他第一次有“車”被兵匪劫走，他好不容易攢起來的錢又被孫偵探敲詐而光，這兩次不幸對祥子都是致命的打擊.這些所謂的“維護社會”的兵們、政治機器的參與者們對底層無辜的勞動人民構成了慘重的壓迫。這也就難怪老舍在《趙子曰》中借趙子曰之口，說出了他對于政治的態度，“在新社會里有兩大勢力:軍閥和學生，軍閥是除了不打外國人，見著誰也值三皮帶。學生是除了不打軍閥，見著誰也值一手杖。于是這兩大勢力并進齊軀，聽老百姓見識一些‘新武化主義’。老舍對政治的隔膜(這種“隔膜”實際上是在民間立場上，與底層勞動人民血肉相連的靈魂對政治的“拒絕”，因為人民需要的是能帶來幸福的政治。)而導致的對學生運動的某些偏見暫且不論，但祥子的經歷卻真切地傳達出了軍閥統治下的普通百姓凄慘的不幸生活。僅就這一點而言，《駱駝祥子》比那些概念化的“革命文學”有更深刻的力量，它以活的、生動的形象控訴了社會的黑暗，當一個社會連人最起碼的生存權力都不能保障的時候，這種社會的政治還能是好的政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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